许多出版社的编辑经常为策划面向公众的科学类图书而烦恼。最大的烦恼来自选题。传统科普的路已经越走越窄，选题雷同而且缺乏新意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正是本文打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工作纲领。

　　200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了美国人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我感到此书很有价值，为它写了中文版序。3年来，《崩溃》数次重印，已经发行数万册。这个成绩在今天的同类书籍中已经属于相当令人满意的了。在传统“科普”的概念中，《崩溃》根本不能算科学类图书，它至多被归入“环保”等类图书中。但这里的关键是，此书就是上面所说的新纲领下产生的作品。

　　传统的“科普”其实也是一个纲领下的产物，那是一个旧纲领，即唯科学主义的纲领。在那个纲领中，“科普”的任务是将科学作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事物单向灌输给公众，所以任何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对于滥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等等，都是被排除在“科普”内容之外的。

　　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也在科学技术凌驾于一切知识体系之上的图景中被淡化或省略。即使偶尔出现这样的内容，它们通常只是某种零星的点缀，往往都被描绘成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发展的。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红花，那么社会文化就是绿叶，用来衬托出红花的鲜艳。

　　而我们要讨论的新纲领，如果特别追求修辞效果的话，不妨名之为“反科学主义纲领”。但称为“科学文化纲领”是更为合适的。这个纲领与旧纲领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待科学的态度主要有两点：

　　一、新纲领认为，科普如果我们姑且还沿用这个词汇的线;的内容中，除了传统科普中原有的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介绍之外，还应该包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包括对科学技术局限性的认识，包括对科学技术负面价值的思考，包括对滥用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评估和警告。

　　二、新纲领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科学技术应该被看作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君临于其他部分之上的神。

　　前面提到的《崩溃》，就是这个新纲领下产生的典型作品。作者从环境和资源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文明崩溃的原因，在结尾部分，对于地球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作者明确宣告：“我们不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其实已经存在，只是各国在损人利己争夺资源、以邻为壑排放污染时，不愿意使用这些技术。作者没有像旧纲领所必然导致的那样，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讨论科学技术能够怎样消除污染节约能源，而是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到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事实上它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而且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问题。

　　只要我们将眼光放开一些，就很容易发现，在当代发达国家，这个新纲领早已经普遍被科学作家（约略相当于中国的“科普作家”）、小说作家、电影人（导演、编剧、制片人等等）接受，甚至也已经被一部分科学家所接受。许多非常有影响的作品都是这个纲领下的产物。除了《崩溃》这类非虚构作品，在小说、电影中，这个新纲领被贯彻得更为彻底。

　　例如，在美国、欧洲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所有这些电影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淡而悲惨的。特别是在近几十年的西方科幻电影里，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是绝对美好的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在轰动一时的影片《阿凡达》中，地球是一个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钢铁、炸药、无线电的世界；潘多拉星球则是一个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相信世间一切生灵都可以相互沟通、相信巫术和神灵的世界，是一个圣母、精灵、智慧树的世界。当这样两个世界冲突时，战败的竟是前面那个世界。

　　在科幻小说中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说早期的科幻小说，比如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对于未来似乎还抱有信心，但更早的、被奉为科幻小说鼻祖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年）中，就已经没有什么光明的未来了。而且凡尔纳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比如英国人韦尔斯的一系列著名小说《时间机器》（1895年）、《星际战争》（1898年）等，就已经是如此。

　　又如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在《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中（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而更广为人知），对于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干预自然最后却又失控的讽喻，告诫人类，哪怕仅仅为了娱乐，滥用生物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危险的。

　　再如丹布朗的畅销小说。除了《达芬奇密码》，另有三部都是科幻小说尽管他本人并未着意标榜这一点。这三部小说都明显地在反思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数字城堡》质疑反恐监听对公众隐私的侵犯，《天使与魔鬼》探讨科学发展过快带来的危害，《骗局》涉及科学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而造假。他最新的小说《失落的秘符》，尽管在故事形式上更接近《达芬奇密码》，但仍然延续了他一贯的反科学倾向。然而这部小说再归类于“科幻”似乎不很合适了，我认为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小说”。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这些小说家和电影人都不约而同地与科学技术有仇，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上面所说的新纲领下工作了。

　　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纲领，对于中国的出版人和电影人来说，也许一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国内有几家出版社，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这样的图书。对于引进的非虚构类作品，比如著名的《哲人石丛书》、《第一推动丛书》等等，其中有不少品种就已经是新纲领下的作品。本土原创的科幻小说中，也已经不乏在新纲领下的佳作，比如王晋康的科幻小说《蚁生》、《十字》就是典型作品。但对于国内的科幻电影来说，旧纲领下尚且乏善可陈，新纲领下的佳作当然只能俟诸异日了。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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