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薄膜上均匀排布的圆孔,绿色的叶片有些不太起眼。其实,这种植物最珍贵的是刚刚凋谢的淡紫色花朵——花瓣拥簇间的红色柱头烘干后,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藏红花。这种中药材的市场价格,每千克可达数万元。
11月底,由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温江区合作试种的3000盆藏红花如期绽放。这种天生喜爱阳光的淡紫色花朵,在寡日照的成都平原正式“安家”。
藏红花的“老家”地中海沿岸等地,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但东亚地区气候条件截然不同——年均日照时数较少、四季温度变化幅度大、雨热同期……因此,当1965年中国药材公司尝试从国外引进一批藏红花种,在上海、杭州、青岛、南京、四川等地露地栽培试种,就遭遇球茎退化,引种未成。直到多年后,上海一企业从海外成功引种藏红花球茎,采用适合东亚气候条件的“室内开花-室外育球”二段式栽培模式,才拉开了国内种植藏红花的序幕。
尽管困难重重,极高的药用价值、经济价值吸引着各地对其进行引种。如今,上海崇明、安徽亳州等地都成为了藏红花的“家园”。
“四川此前并没有大规模种植藏红花的先例,特别是成都平原昼夜温差小、春季温度高,藏红花更难存活。”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现代中药产业学院副院长裴瑾解释。
2017年,裴瑾与药企一同到新西兰考察,当时,她所在的课题组主要研究四川道地中药材川红花。交流时,新西兰的专家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裴瑾很快发现,他们的兴趣来自于一字之差的藏红花——它在国际上的名气更大,市场需求也更旺盛。
外国专家混淆的两种中药材,让裴瑾看到了方向:四川是中医药大省,既要发展好川红花这类道地中药材,也要力争使藏红花这种“外来户”形成新的增长点。“一是给农户提供增收新路子,二是我国沿海地区部分藏红花产地由于土地、人力成本等因素面临产业转移,对我们来说正是机遇。”
“国内种植藏红花的地方,我们都跑遍了。”裴瑾说。在本底调查中,裴瑾注意到,尽管中国的藏红花种植早早探索出了二段式栽培模式,但其中有大量的生物学机制并不明晰。“比如,室内、在地阶段的光温条件分别与藏红花产量、质量之间有何关系?大多数人是凭经验来做的,这就不利于推广。”
“藏红花是技术密集型的种植品种,农户的投入很高。”裴瑾说,“因此,科研工作者更要先把‘路’走通,解析机制,再形成操作规范、种植模式,才能更好推广。”
“前几天在室内收完花,刚刚把下部的种球栽种到地里。”“试验田”边,周涛指着藏红花植株底部的位置。
待到来年春天,地面以下,两只蒜头大小的球茎就会上演“新老交替”——去年为开花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种球,渐渐萎缩得只剩下一层皮,而新种球蓬勃生长,又将被移到室内,迎接又一次的发芽、开花。
一次次试验后,周涛和同事想出了不少办法:比如,在室内阶段采用强光处理,抑制种球中的物质消耗,“多”出来的这部分能量,用以弥补室外在地阶段光照太弱造成的“不足”:四川3、4月份温度上升快,导致叶片过早老化,影响新种球的数量和品质,于是就在地里搭起能透光的低密度遮阳网,让它们既能沐浴阳光又不至于温度太高……
目前,在温江种出的藏红花,苦番红花素和西红花苷-Ⅰ含量均在10%—15%之间,西红花苷-Ⅱ含量则在5%左右,质量和平均产量上均能与上海等老牌产地比肩,同时还有增长空间。
形成贯穿藏红花全生命周期的光温水气调控方案,选育出适宜四川丘陵地区种植的川红花新品种……如今,裴瑾多年前的畅想正慢慢变成现实——两种“红花”都在四川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提供的优沃土壤,让我们有机会进行自由探索,不断取得突破。”
然而,探索仍未停止。比如,近年来从其他产地购买回来的种球,发病率很高。种球退化一直是国内藏红花栽培的技术难题,需要不断地进行科研工作。
天色渐黑,周涛仍未从地里离开。他说,这几年已经和这些植物处出了感情,每天不来看看,“心里不踏实。”
“你看,这几块地的叶片不一样高吧?通过对照,明年就能了解叶片的长度对种球、花朵质量、产量的影响。”周涛说,类似的试验,他们还要反复做,争取获得更多数据。
目前,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和温江区的国有平台公司一道,对藏红花的栽培进行试验示范,下一步打算进行规模种植。
“试验示范和规模种植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数据,就能用来修正我们的方案。”裴瑾期待,藏红花不仅要“入川”,还要长长久久地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