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曾在战斗中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伤到了右眼珠。为了避免损伤大脑，拒绝在手术中使用麻药，虽然疼得浑身冷汗，但他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最后还数出医生一共动了70多刀。
罗瑞卿大将曾被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他后来还是站立起来了。
上将在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时，被敌人用竹竿给捅了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
梁兴初中将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共负了9次伤，其中一次被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
龙书金少将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
“战创”是开国将帅们曾经出生入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据统计，十大元帅中有七位曾负伤，如：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负伤2次战创2个，负伤1次。十位元帅累计战创近20个，平均每人1个以上。十位大将中有七位曾负伤：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计战创至少37个，平均每人近4个。兹举几位将帅经历战创的历史细节如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战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战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说，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出生入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情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的。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计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也就是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北洋军对四川的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伤了。
一位德国医生主刀动手术，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上汗水直滴，问：“痛吗？”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怎么知道的？”刘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勇敢的人。”
在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9次：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曾诗赞“遍体弹痕余只眼”。
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帅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大多数是在那时留下的。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先生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光牺牲的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罗应怀少将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那个年代，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四肢中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就是这条腿，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罗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梁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9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职。
龙书金少将是我军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地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被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
在采访中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1939年龙书金的左上肢骨头被打断后，一直未能接上。龙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龙书金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战场，开始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再后来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之战等。从辛亥革命起，大多有三十多年的战斗经历，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罕见；其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说他们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甚至可以说身经上千战。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肉搏、面对面拼刺刀，往往血流成河。试看哪一个国家的将军们像他们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长的战争、那么惨烈的战争！
残酷激烈、瞬息万变的战争，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令人震惊的战创形态，反映了开国将帅们走过万水千山、历经风雨的人生之路、奋斗之路。
颜文斌少将在一千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18处战伤，为10次负伤、3次开刀所致。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人一枚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将弹片撬出。颜将军说：“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人的子弹由前面进，由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时不清楚，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在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负两次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在1946年国共中原大战前夕,刘昌毅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他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他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专家为他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刘昌毅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勇猛，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胡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胡奇才的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上部中了“炸子儿”，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中，他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中，他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他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他的事迹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帅中战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战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个战创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徐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那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被寨上的敌人用竹竿给捅了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敌军一弹击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因失血过多，他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钱钧竟奇迹般地醒来了，还清楚地听到三十三团团长与战士的对话声：“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当时大家高兴极了：“政委活过来了！政委活过来了！”钱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刘昌毅中将也有类似死而复生的经历。在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中。在抬刘昌毅进棺时，他的警卫员拿出他生前用的一支手枪说：“连长最喜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于是把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这时，警卫员突然发现刘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于是大家把他从棺木中抬出。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开国将帅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他指着自己鼻梁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杜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杜将军身上有9个战创，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战创是其中最轻的一个。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大彻大悟了。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胜于敌人优良的装备。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他们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36年冬天，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照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从容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开始后，陈毅元帅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他与、、四位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反对“”中的错误做法。有人称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开国将帅们不但战胜了死亡的考验，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光阴和质量，拥有一种不灭的青春活力。
中将于1936年3月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万耀煌部队。激战中他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他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直到9月才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将军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领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军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个人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仍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在79岁高龄时，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书画篆刻名人录》，1990年他还分别在济南、北京举办了《左齐左笔书法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时才动手术取出来。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浊气呼出来，增强肺活量，活跃脑细胞，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国防而战》《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命运之神》等七本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死之威胁。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敌人一颗子弹从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他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中罗瑞卿将军断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刚强和倔强。1977年8月，罗瑞卿将军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他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200多名开国将帅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在临终前那种既珍惜人生，又看透生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开国将帅们都有过经历死亡的体验，每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都使自己获得了凤凰浴火似的新生，即使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也比一般人活得坚强。他们是一群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6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20年的生命早在九公山就预支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他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去世。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被告知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凡有人来探视，他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地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而杨将军反而安慰大家：“你们去吧，我要休息了。”杨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没有想到在这之前4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上将到医院来看他，问：“老聂，你怎么样？”聂凤智将军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聂凤智真的得了肺癌时，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份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在患了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5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不仅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还承载着一份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的同时战胜了自己，实践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战争的危险、灾难的威胁，还存在着苦难和死亡，开国将帅们的中国故事就不会过时，他们的名字将长久地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军旅作家、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 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