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 月上线港台院线，到前不久终于在流媒体平台发布，电影《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收获了大量的关注与期待。大家都想要一睹的是，同志加上冥婚的题材，究竟是要怎样被呈现啊？
几乎与《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同步上线的《星条红与皇室蓝》，则讲述了一个相对俗套，甚至可以称之为梦幻的恋爱故事。美国总统的儿子与英国王子的恋爱，居然没有太多坎坷的剧情，没有出轨、误会、家人阻挠和移情别恋，甚至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一切顺遂的情感关系中的必备品都在电影中被呈现，包括两位男主人公毫不遮掩的亲密爱抚。
如果说这两部只是男同性恋群体的讲述，那么在去年就引起关注，已经被续订第三季的英剧《心跳漏一拍》，更是罕有地将性少数类型全面涉及。剧中的角色们在高中时期选择公开出柜，被排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却意外使得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连接，会互相提供约会建议，也会为朋友被霸凌而勇敢反击。一季八集的体量，几乎将 LGBTQ 群体所存在的性向探索、出柜、霸凌等课题全部安排进了情节中。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坦诚的同性题材叙事，并非电影产业的常态。同性角色从被戏谑、被抵制、被隐藏和视而不见，再到如今近乎完整的呈现，经历了漫长的抗争过程。与之同步甚至走在更前的，是这一群体长达近百年，为性别平等议题作出的推动，是他们在年复一年的游行、诉讼、投票中，将这一议题推至公开。
酷儿电影的爆火，仅仅是这一切抗争的结果之一。因此今天单读分享 4 部记录在性别平权运动中，酷儿群体在不同领域内为自身争取权益的纪录片。他们通过参与电影制作、组织社会运动、向不平等条律提起诉讼、组建更大家庭等，向全方位的歧视发起挑战，击溃那些偏狭的目光与质问，让少数群体也能够像异性恋者一直以来所受到的优待一样，成为电影中唯一的主角。
在最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同性恋角色很少被呈现。即使出现，所表演的形象也多是供人嘲笑、或使人怜悯的。他们多作为一个没有性征的角色，成为电影幽默元素的来源。
好莱坞是这一现象的创造者。它所设定的议程，决定着异性恋者在一定阶段内如何看待同性恋者，以及同性恋者如何看待自身。电影构筑了人们的想象与生活，但长期以来，同性恋者很难在电影中找到关于他们自身的投射。
最先得到关注的，是“娘娘腔”式的滑稽表演，这类表演作为一种成见，迅速被主流电影吸纳，成为同性恋在好莱坞最早的定型角色。到了 1934 年，由于天主教等力量的介入，好莱坞开始为电影分级，开设了电影业最早的自我审查制度。在这一制度实施的二十年中，无数同性恋角色被删改，当时的法案推行者认为，“体面的人们，不会喜欢这些东西”。
尽管未被完全消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同性恋角色的妖魔化相当严重。同性恋者在电影中被刻画为恶棍、杀手，对于同性情感的呈现也更为隐晦，编剧们在那个时代学会了将想说的台词放置于潜台词中，表面上毫无痕迹，观众们在眼神与微表情之间心领神会。
电影所采取的间接方式，恰恰对应了同性恋者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所有的少数族群都带着希望来看电影，尽管隐晦，但同性恋角色的出现仍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群体的孤立感，在主流电影中，他们拥有了可供对照的对象。
60 年代初期，好莱坞的限制令逐渐松动，同性恋题材终于得以被正式讨论，但这些电影夸大了一切，使得同性恋多被设定为自我毁灭的角色。直至 1970 年，在电影《乐队男孩》（The Boy in the Band）中，终于有角色说出“不是所有同性恋都会在故事结尾崩了自己的”，这一情节才获得了好莱坞的重新审视。
直至 90 年代，新的声音出现。同性之间的情感开始变得公开且坦然，新酷儿电影运动出现让一切颠覆身份、性别、阶级和家庭的假设得以呈现。电影行业终于开始讲述这些一直存在，但从未被讲过的故事。
自从一岁时被父母强迫开口说话，摄影师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姐姐在一年半内，没有再说过一个字。这是姐姐人生的第一次叛逆，预兆般的，她此后人生中的每一次拒绝，都被外界强迫施加了暴力与伤害。
进入青春期时，她与家人谈论了她对于女生的感觉，父母对此予以的回应是将女儿送出家门。在南·戈尔丁童年的大部分时期，姐姐都在各种机构中被转来转去，“我的父母剥夺了她的信誉，说她‘脑子有病’，使她无法为自己发声。”当姐姐的死讯被警察带来，南·戈尔丁的父母选择了隐瞒姐姐自杀的事实，将其遮掩为一场意外。
姐姐的自杀和父母的隐瞒，使得南·戈尔丁开始缄默。在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下，她的父母将她也送去了寄养机构。对于陌生环境的应激反应，使得她的内向到了“近乎残疾的程度”，她曾长达六个月不说一词，直到认识了一位幽默、富有智慧、擅长讽刺的朋友，在一次坦诚性向的对话中，他们认出了彼此。
从寄养机构离开后，南·戈尔丁找回了她的语言。当时朋友中流行的宝丽来相机，她是最为重视它的人。“突然间，我拥有了个性，摄影成为我的语言，让我度过了绝大多数恐惧。”她拍下大量同性爱人朋友的影像，在求生都成为一门艺术的年代里，同性恋群体的生活被暴力、性交易、药物牢牢控制。
南·戈尔丁拍下了自己遭受男友暴力后的影像——在长期的关系中维持着温和、善解人意的形象的男友，却在分手时对她拳脚相向。“他每一拳都对着我的眼睛，我想他当时是想弄瞎我。他离开前砸毁了整个房间，烧了我的日记，用口红在墙上写满污秽的字眼。”这组照片和她为朋友们拍摄的照片一同收录于幻灯片集《性依赖叙事》（The Balled of Sexual Dependency），许多饱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女性告诉南·戈尔丁，正是这组照片让她们产生了反抗暴力的勇气。
依赖与自主的斗争，是这组作品的核心。这一作品的公开发布，受到了南·戈尔丁父亲的反对，认为作品中的字句在指责父母是杀害姐姐的罪魁祸首，前男友也用实际行为阻止。但这些在作品中出现的男性的反对，恰恰为她证明了这一作品的革命性。
在一次因为手臂疼痛的就诊中，医生为南·戈尔丁开了药物奥施康定。这是一种成瘾性强度被刻意隐瞒的药物，她最开始按医嘱服用，但很快上瘾，自此陷入了长期的毒瘾折磨中。开发这类药物的萨克勒家族在广告中声称：“不要害怕吃医生开给你的药，一些患者可能害怕服用阿片类药物（opioid medication），他们担心药效太强，或者会上瘾，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普渡制药甚至为这一药物的售卖设计了独有的薪酬系统，医生开取药方，能够获得相应的奖金激励，使得奥施康定很快成为制药工业史上最畅销的药物，但截至 2022 年 3 月，死于成瘾剂量危机的人数已经到达 109000 人。
南·戈尔丁开始了长期与普渡制药及其创办者萨克勒家族的斗争。她建立了名为 PAIN 的组织，组织一众药物成瘾的受害者共同发起线下的示威活动，并向普渡公司持续发出起诉。2019 年，因无力应对近三千起诉讼案，普渡制药宣告破产。
距离 PAIN 发起第一次活动的四年后，以大都会博物馆为先的一众机构，在馆内抹去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国会袖手旁观，司法部充耳不闻，破产法院助纣为虐，博物馆是唯一一个萨克勒家族被问责的地方。”在经历了被跟踪、被抓捕，以及长达四年的对抗与被驱逐后，南·戈尔丁和 PAIN 的成员在大都会博物馆紧紧相拥，这个他们曾经抛掷药品、高喊口号、拉出横幅、横躺在地上的大厅，终于不再被冠以敌人的名字。萨克勒家族的欺骗所带来的伤害并没有消失，但它终于得到了正视。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南·戈尔丁问父亲索要了姐姐生前所在医院的记录，她才得知，原来姐姐最开始被送去的是孤儿院，她烧掉了那里的窗帘，然后逃走。她的反抗被视作精神异常的佐证，没有人告诉她青春期的叛逆和对于同性的情愫都是正常现象，这并不是心理疾病。
姐姐的被迫出走成为了南·戈尔丁反叛的起点，父母拒绝为亲手缔造的悲剧负责，制药公司否认他们精心排布的骗局，司法拒绝出席，医疗系统与制药企业成为共谋，姐姐承受着精神异常的污名最终卧轨，听从医嘱用药的无辜者反而成为不被看见的牺牲品。
“关于羞耻，错误的是去保守秘密佯装无事，这只能摧毁一个人。”12 岁时面对父母的隐瞒，使得南·戈尔丁再也无法产生信任感，她在此后完成的所有质问与破坏，都只是为了本应拥有的“维持最线
故事开始于 2008 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裁决同性伴侣拥有结婚权后，全州有 18000 对同性伴侣获得了合法的婚姻，其中包括克里斯·M·佩里（Kristin M. Perry）和桑迪·斯蒂尔（Sandra B. Stier）。仅仅半年后，她们收到一份邮件，被告知她们的婚姻无效。
8 号提案通过的当天，贝拉克·奥巴马刚刚被宣布当选为美国总统，加州的选民涌上街头欢呼庆祝，为自己的投票选出了总统而欢欣鼓舞。然而就在奥巴马做获胜演讲的时刻，8 号提案被以 52% 的投票率通过。“我记得我的情感从未如此虚脱过，首先是高潮，然后瞬间到达低谷。我的加州选民同胞，用投票夺走了我的结婚权，”杰夫·扎瑞洛（Jeff Zarrillo）在访谈中说。
杰夫·扎瑞洛与保罗·卡塔米（Paul Katami）作为同性情侣，与克里斯和桑迪一同将提案支持方告上了法院。美国平权基金会为这场诉讼分别请来了两个党派中最好的律师，美国最有名的共和党律师泰德·欧尔森（Ted Olson）的加入不仅使得原告团队大为振奋，甚至因为立场过于对立而招来了其他平权机构的质疑，认为欧尔森是保守党派来的卧底。
实际上欧尔森在与平权基金会的初次见面中就表示出了坚定的支持意图，“因为我是加州人，我对加州的决定非常失望......婚姻是一个传统价值，两个人彼此相爱，他们想走到一起，生活在一个稳定关系中，成为家庭的一份子、社区的一份子、国民经济的一份子，我们应该希望人们通过结婚走到一起”。平权基金会还找来了的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作为搭档，建立起了这支团队。
在支持 8 号提案的宣传片中，人们认为他们是为了正常而站出来（stand up for righteousness），他们宣称同性议题的通过，会腐蚀宗教自由，而为同性恋群体希望通过的其他议题大开方便之门。但在庭审中，当法官向被告方律师查理·库珀（Charlie Cooper）提出问题，如果允许同志结婚，会带来什么危害？查理却以沉默应对，最后说，我不知道。而这几乎是被告方整个论据的关键。
诉讼开始后，两对情侣作为原告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克里斯和桑迪家的电线 小时都在响起，不断有 8 号提案的支持者打来咒骂她们以及她们所代表的群体。但诉讼越推进，桑迪认为自己越接近“顿悟”的时刻，“我长期以来都很擅长应付我的处境，就像我是世界上最棒的‘应付专家’，但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其他人的标准是‘幸福’或‘美满’，而我只能应对。”
对于四个生活在同志家庭中的孩子的记录，所讲述的故事看起来都很微小，与前两部影片中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相比，他们的故事更像是这场运动中的一个注解。
在 8 号提案的支持者中，最为盛行的论调即是同志家庭无法正常地养育小孩，《同志宝贝》以这些言论开篇，在片头展示了诸多异性恋家庭的合照，每一张看起来都幸福美满，但背景音却配以诸多常见、但又饱含恶意和偏见的言论。比如，同性伴侣无法做到同时做好父亲和母亲、有一对同性双亲的孩子的日子会很难过、婚姻只能存在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因为严父与慈母的重要性等等。
也会有微小的抗拒和不适，在每一个家庭之中。想要尝试涂口红，却被店员大呼小叫制止的男孩，被母亲坚定地告知涂口红没什么，男孩子当然可以涂口红后，仍然有些羞赧和犹豫，并没有完全被母亲说服；全家搬到斐济的男孩，被两位父亲告知不要轻易向外介绍他们的家庭关系，甚至提出可以称其中一位父亲为家中的“保姆”；被母亲引荐到其实并不接受母亲性向的宗教的男孩，与神父的对话充满了抗拒和怀疑。
但想要涂口红的男孩，在爱好毛绒玩具和花草的同时，始终迷恋着摔角；生活在斐济的男孩，因为读写障碍症被老师请来家长，得知他们的家庭构成后，老师的第一反应是“他很宝贵”，他和他的家庭在这里被完全接纳了；与母亲谈论宗教的男孩，即使不相信上帝，仍然认为“我个人觉得，上帝创造出每个人是为了让他们做自己”。
每一个家庭都有其自身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性别无关。影片中，每个家庭的家长都各有分工，当性别特质不再被刻板印象放大，反而能够根据自身的真实特质来教导子女。严格是因为自身本就严谨、高要求的性格特质，而不是因为被作为父亲；更喜欢春风化雨的教育是因为更能够敏感地感知到孩子情绪、认知的变化，而不是因为需要作为母亲。
热爱摔角的男孩，在片头向母亲迫切地提出想要去现场看 WWE（美国职业摔角比赛），在片尾如愿以偿。如同完整、健康的同性家庭教育，一切都如同预期，走在正常的轨道上。结尾处的游行画面，让千万个同性家庭汇在一起，对于孩子的教育是这场浩大的社会运动的注解，也是一切抗争的结果，只有当每个人的特质都被接纳，少数也成为正常，才是真正的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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