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2019年9月12日，中秋节的前一天，北京香山层峦叠翠，双清别墅林木幽深。
在同志当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习深情驻足。深邃的目光停留在墙上发旧的《中国解放区现势图》、《最新北平大地图》上，穿透了70年的峥嵘岁月，穿透了70年的历史风云。
70年前，在这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前进，彻底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70年前，在这里，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70年前，也是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建立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一个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呱呱坠地。
7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面对全世界到处都可以买到的中国商品和随处可见的中国旅游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克里布朗在他的新书《中国的世界：中国想要什么》中预测：未来10年，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举动将影响我们所有人。
令西方观察家最感兴趣的是：“我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很显然，是政治制度。而在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具本质性和框架性的是，中国的领导，以及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有分析说，美国之所以孤注一掷地要和中国打一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战，背后的原因就是看不得中国的崛起，看不得由此导致世界秩序悄然变化的中国力量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四句古诗可以用来形容当下的世界和中国。
2018年11月27日上午，中国政协文史馆“人民政协光辉历程”展迎来一批“特别”的老朋友来自非洲41个国家驻华大使、高级外交官和非洲联盟驻华代表。
南苏丹驻华大使Duku说，看了展览发现“中国的协商民主比之前想象得更好”，他希望能把这个展览内容宣传给更多的非洲国家。
埃及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NaglaaNaguib认为，“中国通过探索实践找到了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正式的方式把中国的发展情况和经验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赞比亚驻华大使Chibesakunda的认可，她说：“希望能通过建立一个平台，让非洲国家领导人可以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故事。”
和西方一些戴有色眼镜的人不同，淳朴而友好的他们希望，“如同一支蜡烛点燃另一支蜡烛，世界会更加光明。”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70年里，我们做对了什么？站在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我们有必要用历史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对我们的成长年轮做一番梳理剖析，从中找到那些使我们得以成为我们的基因密码，找到那些我们有理由自信从而必须始终遵循的东西。
人民政协不是一座“飞来峰”，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
70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曾经被称为“新政协”，这是和“旧政协”相对而言的。
1945年，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8月28日，以“弥天大勇”应蒋介石之邀飞赴重庆同谈判，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经过激烈的“争吵”，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协议。
后来的情况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的：一心想搞独裁的蒋介石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
内战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的：中国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以“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这里所说的“人民”，不仅仅指的是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的翻身农民，还包括那些穿长袍的教书先生和青年学生、西装革履的民族工商业者，甚至包括不满内战、对独裁者反戈一击、最终投向人民的起义将领。
欧美国家的路已经被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在中国走不通了，苏联和东欧一些战后新建的完全由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还在陕北的山沟沟里，中国人就开始思考并试验，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权，实际上就是中国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政权建设的一种地方性试验。
不仅如此，目光远大的还把它看成“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语）。
在边区参议会上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
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建立新政权，必须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语）。
如果说红花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的话，那么，绿叶呢？
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进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学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又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明确回答了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等问题。
日理万机的在换脑筋休息时偶尔也会打打麻将。原高级将领刘斐代表到北平同谈判，和谈失败后，是留北平呢？还是回南京？一次宴会上，他以麻将为题，试探着问：“打麻将是清一色好还是平和好？”想了想，笑着答道：“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刘斐豁然领悟：“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的一席话终于使刘斐下决心留在了北京。
反对“清一色”有着深刻的历史洞察、政治考量和哲学思考：“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进驻北平香山。从此，这个对外称为“劳动大学”的幽静去处一时热闹起来。根据《年谱》记载，从这时开始，一直到9月21日新政协开幕，先后接待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傅作义、邓宝珊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和原起义将领。宋庆龄先生从上海莅临北平，率中共领导层全体亲往车站迎接。
在此一年前的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人正是感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片赤诚，面对着特务手枪和匕首的威胁，从国统区，从香港，汇聚北平。
这才有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且“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10月1日，开国大典。和、朱德一起并肩携手走上城楼的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陈叔通等各党派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各方面代表人士，一起“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政协名称的确定：此前，为了区别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故定名为“新政协”。后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在政协召开之前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
“人民”二字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称谓，它严格地规定了这个组织的性质，规定了由此诞生的新政权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定位，规定了我们要实行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围绕在大星周围的四个小星。
1959年国庆前夕的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新闻轰动了国人，也轰动了世界：中国对“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其中包括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杜聿明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从1959年9月到1975年3月，共特赦了7批战犯，其中有20多人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这些人都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后来，他们都成为《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我的前半生》《军统内幕》等一系列畅销书的作者。
从此，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成为一项最富有政协特色和统战特色的工作，曾经在社会上产生过长久而重要的影响。
此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至此，作为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载入史册。
那么，有了全国人大之后，政协还要不要保留？人民政协的重要基础派有无存在的必要？以什么方式存在？发挥什么作用？这同样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疑问。
疑问的产生也由于这种组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派认为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有的已经解散，有的正在酝酿解散。1949年12月，救国会自行宣布光荣解散；民进也准备召开大会解散；九三学社也准备酝酿解散；1950年农工党也发生了废存的争论。
1950年2月，明确表示，派不能解散，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
他对中央统战部负责同志指出，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派。认为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拔不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
为此，后来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他还用风趣的“毛式”语言说，万岁，派也万岁。周恩来更明确地说：“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派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
这首先也还是一个国情的问题，也涉及一个民主政治学中多数原则和兼顾少数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如果是简单按照普选的方式，按照人数来选举和表决，结果可想而知。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有些派人士有顾虑，他们担心经过普选人民代表会把自己选下去。
后来在选举人民代表过程中，和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所占比例以及对他们的安排。
于是，和中共中央做出一个在世界政治史上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决策：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也为了让各个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
这项决策的政治学意义在于破解了选举民主难以保护少数人民主权利的问题，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了不起的政治杰作。
在的帮助下，各派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坚持中国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各派还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组织，1955年派成员总数39000人，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000人增加了两倍多。
与此同时，还对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等重大问题发表谈话：“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他明确指出：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权力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
那么，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是不是就是地位的降低？说，中国也不是国家机关，但它的作用不因此而降低。
第一届政协主席是，从第二届开始，他被推举为名誉主席；第二、三、四届政协主席，是民主人士所熟悉的“周公”周恩来。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人民政协的地位崇高。
自此以后，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成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它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
还在1945年7月4日，古城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就对来自大后方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共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疑问做出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史称“窑洞对”的谈话所阐述的观点成为派和人民政协存在的理论依据。
从1954年到1966年“”前的12年间，全国政协共召开8次全体会议，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讨论通过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公私合营的有关规定、汉字简化方案、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草案、兵役法草案、人民币发行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战犯战俘处理问题的决定等。
后来的人们公认，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国的发展是翻天覆地的。这与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密不可分。
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通常称呼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这个“民间”的“职称”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正式职务全国政协主席。
是1978年3月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此时，他面临的是之后的烂摊子。
熟悉他的人都深知他的工作作风举重若轻。他的“起手式”出人意料、很不起眼吃饭。
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会堂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宴会。被邀请的是5位工商界老人：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荣毅仁。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谈笑风生中，春风化雨。用这种平实的方式，请曾经在旧社会商界叱咤风云的5位“老黄忠”再度出山。
用过去的话称呼，他们都是“统战人士”民族工商业者，或者民族资本家。在旧中国，他们的产业曾经覆盖了机械、钢铁、纺织、水泥等主要社会经济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和派人士一般都互相尊称对方的字，如润公（，字润之）、表老（张澜，字表方）、任公（黄炎培，字任之）等等，“同志”的称呼只用于党内。
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5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会上，小平同志致了著名的开幕词，并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给广大原工商业者“脱帽”（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冕”（加劳动者之冕）。
同时，被摘掉“臭老九”帽子的还有知识分子：“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各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
在的亲自主持下，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被庄严载入宪法，第一次为人民政协的合法存在和作为提供了根本的保证。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人们经常用的词汇，叫做“政治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也常常表现为生活。而文件上的规定，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还要做相当的努力。
一位在全国政协机关担任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一次与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学闲谈，对方问最近忙不忙，他说比较忙，对方脱口而出：政协又不打粮食，忙什么呢？
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用英文发表的《实业计划》中，第一次提出了在万里长江的上游兴建大坝的设想。但在“山河破碎”的彼时，这也只能是设想。
1956年，畅游长江，写下一首气壮山河的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但在“百废待举”的彼时，这也只能是豪情。
1988年，已经改革开放10年的中国此时已经有了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实力。于是，在中央决策层，兴建三峡工程提上日程。
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167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当年的五六月间，全国政协又组织考察团，实地考察了三峡地区，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应做出快上与缓上两种方案的比较》的报告，列举了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七大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作出新的决策和部署:由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率队到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新开展三峡工程论证工作，组织各方面专家进一步研究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此后，全国政协又多次组织对长江三峡的考察，很多人甚至直接参与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编写。
正如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所指出的:“正是不同意见才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提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积极的、认真的，出于爱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在人民大会堂表决的时候，代表们长时间的掌声既是送给为三峡工程论证作出贡献的人们，也是送给“反对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贡献者”！
2019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组织了大国重器的大型采访报道，人们发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名片”的大国重器，如高铁、大飞机、歼20、5G、量子卫星、航天工程等建设过程中，都能看到政协委员的身影。
1995年1月，全国政协八届九次常委会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从此，人民政协在以往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之外，又有了一项新的职能参政议政。
2006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这是中央层面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将以人大制度为集中代表的选举民主和以政协制度为突出代表的协商民主相提并论。
今天，一说到中国的民主，人们就会立即想到每年春天的北京，想到人头攒动的人民大会堂的两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总数为5000多人。而近几年报名参加两会的记者竟多达3000多人，其中外国记者超过1000名。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两大民主形式也已成为世界关注的一道政治风景。
在当代中国，“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于人民政协也是如此。人民政协进入新时代，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国家大局中上到一个新高度，自身建设上到了一个新高度。
两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道靓丽风景，为这道风景增添最靓丽色彩的，是中共中央习。
每年3月4日，他都要到政协联组讨论会上和委员一起共商国是；每次他都要在政协这个平台针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一些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加之，他时而俚语村言、时而引经据典，时而纵横捭阖、时而风趣幽默，时而充满哲理、时而平和直白的语言风格，令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这一时刻充满关注和期待。
在党的历代领导核心中，习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几年以来，如果要问政协人对工作的感受，答案出奇的一致忙；如果要问政协之外的人对政协的印象，答案恐怕也一样忙。
忙是因为党中央对越来越“有为”的政协充满期待，不断压担子；忙是因为人民政协越来越受重视而充满信心、乐于担当。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这样解释：“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是党和国家一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十二届政协开始、十三届政协又不断丰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就是一个让大家忙起来的创举。
以往，在政协系统一直有“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之说。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大部分却一年只能参加一次会议，政协工作怎么能活跃起来？全国政协办公厅算了一笔账：如果借鉴第一届政协双周学习座谈会的形式并加以创新，每年举办20次左右，每次20名左右委员，5年就有2000名左右委员都有机会参加，几乎相当于全国政协委员的总数。
如今，双周协商座谈会已经成为政协的一张“名片”。随后，各地方政协纷纷效仿。
2018年，盛夏已过，暑气未消，正是李清照老家济南“最难将息”的时候。8月的一个下午，泉城热闹繁华的宽厚里街区金家大院前，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圈儿的人。
最里面的都坐在小马扎上，边摇着蒲扇边拉着呱（济南话，“聊天”的意思），外面的人越聚越多，时不时有人插嘴说几句，就没准能谋上个内圈儿的“雅座”的待遇。
“啥节目还得都坐在马扎上录？”买菜路过的颜丽娟有着老济南人的热心肠和直脾气，她挤进来的时候，大家正在谈怎样给“两山夹一井”做个介绍的牌子。听着有些解释不太准确，颜丽娟忍不住插话了：“两山夹一井的山指的是大院的山墙，可不是两座大山。”“俺打小就在这片街区住，住了小50年。现在周围这些酒馆小店，以前都是大户人家的宅院儿，每个大院的爷爷奶奶我都熟悉。”
这是济南市政协创办的“商量”议政平台的一部分。颜丽娟大姐参与的是“商量”的第九专题《守望地名里的乡愁》。
无独有偶，全国许多省市政协都以“商量”、“好商量”、“有事好商量”为名，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搭建公众广泛参与的协商平台。这些节目有一个“总策划”，那就是习。
“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是5年前，习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精彩论述。
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转到政协工作时间不长，一时还找不到感觉。“有同志就给我介绍，你好好读读的政协65周年讲话。我就看啊，一遍一遍地看，越看心里就越亮堂，越看就越坐不住：这不说得清清楚楚吗？对了，就这么干，就拿的讲话当脚本了！”
这些席卷中国城乡大街小巷的“节目”，形成了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现象“中国式商量”。
所有这些创新，都源于人民政协的一个新方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1956年，雄才大略的就豪迈地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85年，以务实而著称的也讲道：“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打下的基础上，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有220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从举办大型主场外交活动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成为迄今为止体量最大、历史最悠久、以非西方化的方式、最成功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虚伪性暴露，在国际关系领域，体现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2016年7月1日，习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他们都不能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能力的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民众，拒绝民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放眼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他们也没能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因为他们把民主形式主义化，要么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要么党争纷沓、相互倾轧；要么种族隔离、民族冲突，要么相互掣肘、内耗严重。
而中国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整套制度设计为“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
《中国大趋势》一书的作者奈斯比特提出，中国正在形成和发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纵向民主”。这种中国的新型民主模式的特色在于，能够将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政相结合，符合强调社会秩序与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有利于保持政府稳定和政策的持续，不被竞选所左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政协事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
这是一条红线，它穿起了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事业创新的颗颗珍珠
在全国政协历史上第一次召开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提出“两个全覆盖”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所有委员全覆盖；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部出动，分赴各地指导；汪洋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习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以夯实共同政治思想基础；
采取一系列举措，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行职能的中心环节；
“人民政协是中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领导各派、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这是在昨天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对人民政协事业的高度评价。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70年前，当主席在政协开幕会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许多人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100多年的屈辱，那是因为我们为此失去许多自己的优秀儿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两年前，当习在党的十九大开幕式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流泪，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每天都在感受着这一切，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