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很远，远得宛如王家卫《阿飞正传》中一代影星的青葱岁月;马尼拉又很近，近得就像从菲律宾“生命之树”上刚采摘进口的椰子。
马尼拉的色彩单纯，缤纷。由日本放送协会(NHK)摄制保留的1954年第2届亚运会黑白视频，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陈列的男子水球金牌，映照铺展出“椰城”(马尼拉有“椰城”之称)自远东运动会以来的体育历程。
风物纷繁，“斗鸡”翻新传统，广告传达时尚，古迹与海岸将沧桑浪漫交错绵延。
有人奔马尼拉而去，就有更多的人从马尼拉突围。譬如《阿飞正传》中的旭仔与超仔，跑船或者寻母;又譬如出走世界各地的菲律宾女人，一不小心闯出了未曾预料的人生。
1989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始终带着墨镜、经常折腾演员的香港天才导演王家卫，带着张国荣、刘德华等一众明星以及《阿飞正传》摄制团队，在马尼拉度过了他们的外景疯狂八日。
《阿飞正传》并不存在一个名叫“阿飞”的人，但王家卫却让男主角张国荣讲了一个“无脚鸟”的故事。“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可以一直的飞啊飞，飞得累了便在风中睡觉”纵使遭遇激情真爱，还是无法驻足停留，不论他遇到的女子，是张曼玉饰演的温柔女子苏丽珍，还是刘嘉玲饰演的泼辣舞女梁凤英。因为命运的魔咒早已预示，“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停止飞翔漂泊之日，便也是他的死亡之日。
但这只是电影团队落地之初的感受，并不符合马尼拉和影片外景地的情况。演员和拍摄团队的到来，围观雀跃的人群，时时组合成一场热闹非凡的嘉年华。
据说在菲律宾，看戏曾是最便宜的消闲娱乐，菲律宾人因此养成看戏的习惯，戏院林立。时光向前，俊男靓女代言的消费品广告和房地产广告成为马尼拉街头的新风景。KTV、酒吧等新娱乐方式延续了“看戏”“演戏”的基因与传统，酒吧乐队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输出产物，也成了部分群体的生活与生存方式。
电影中，张国荣饰演的旭仔是一名菲律宾贵妇的私生子，旭仔由身为舞女的养母带大，养母因为害怕失去他，直到很久以后才告知亲生母亲是谁，因而旭仔实际上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从香港到菲律宾，王家卫让历经“寻母”艰难的旭仔，一直追寻到埃斯库德罗庄园，但抵达即终结，生母碍于身份，没有与旭仔相认。
大片的椰林，张国荣走在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留给观众无奈而决绝的背影，“我只不过想看看她的样子，既然她没有给我机会，我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独白过后，电影给出了一个全景的画面，配合升格的慢镜头，预示了张国荣的自我救赎并没有成功，而是走向彻底的迷失。
菲律宾有“椰子之国”的美誉，马尼拉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散发着热带气息的椰子树。椰子是生存之果，可营养机体，还能修复伤口。而在影片中，旭仔的心在流血，伤口被无情撕裂，他二十多年的希望，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王家卫把张国荣的“梦碎”与“心死”设置在一个常识中的“希望之境”，但它不属于“无脚鸟”般存在的旭仔。
之后，由刘德华饰演、先一步到菲律宾跑船的超仔，在一幢19世纪的古旧建筑旁与落魄潦倒的旭仔再次重逢。导演并没有给出古建筑的全貌，而是呈现了一系列马车、楼梯以及有些晃动的欧美风铁艺窗口的特写。
在马尼拉，有不少那样的历史建筑，教堂尤其多。那些“别人”种下的东西，暗合了菲律宾长期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历史。
而那次重逢，也让超仔见证了旭仔被改写的命运。为了一本假护照，旭仔打架还拿刀捅了人，在当过警察的超仔的奋力帮助下，两人逃脱，跳上一辆火车。车上，受伤的超仔责怪旭仔鲁莽，旭仔却不以为意，两人于是发生争执，超仔一气之下离开，等他回到车厢，遭遇枪杀的旭仔已身处血泊之中。
张国荣忧郁苍白的脸，刘德华爱莫能助的痛，车窗外，茂密的雨林和大片的椰林，在雨雾中迷蒙，快闪中推移。如果我们不愿面对旭仔的死亡，那么导演也斩断了这个孤儿与世间最后的执念与羁绊，那是解脱，也许还有重生的意味。尽管影片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阿飞，尽管还会有新的无脚鸟。
《阿飞正传》的情节设定和王家卫独特的美学风格，使得电影不可能对马尼拉风情做全面的铺陈。建于1832年的杜杜曼(Tutuban)火车站，在当年拍摄《阿飞正传》时已日趋荒凉，但随着2022年菲国铁克拉克线路段一期工程完工，又开始恢复了原初的生机。凭借更加便捷的交通，人们也许可以在高速行走中看到水牛节、高脚屋(Nipa hut)、吕松烟叶等菲律宾的特有风物;并发现那古老、堪称全动的“斗鸡”风俗，俨然已迭代升级成“马尼拉国际斗鸡邀请赛”。只要一只斗鸡足够优秀强悍，也可以漂洋过海，成为马尼拉的超级嘉宾。
在梳理菲律宾体育发展史上的大事记前，有一个需要被提起的时间，它既是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也关乎菲律宾的国家命运和历史文脉。
1921年3月，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远征队(摩鹿加舰队)到达菲律宾群岛，成为首个将航海纪录从美洲延伸到亚洲的“冲锋舰队”。在群岛南部贸易枢纽宿务(现菲律宾第二大城市)，麦哲伦和船员停留了一段时间，船员以玻璃珠子和小镜子等物品做“贸易”，换取当地人的黄金，他自己则与宿务国王胡马邦交往，同时不遗余力地传播天主教。4月27日进攻麦克坦岛时被刺身亡，就此终结了他雄心勃勃的冒险与征服生涯。
之后西班牙逐步侵占菲律宾，开始长达300多年的统治。1898年菲律宾宣告独立并成立共和国，但很快又相继被美国和日本占领，直到1946年7月4日重新独立。
早在麦哲伦开始他的冒险远航前，1913首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拉举办，这个区域性的国际比赛，菲律宾和中国、日本一道是发起国。作为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洲际国际竞赛，从1913到1934年间共举办了十届。而在那十届运动会中，中国男子在足球项目上曾9次获得冠军。
黎刹纪念体育场位于马尼拉狂欢节场地旧址，又称菲律宾国家体育场，为纪念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而命名。始建于1927年，1934年远东锦标赛时落成，能容纳3万人次。体育场此后经历了向市民开放、用于演唱会等通用做法，也一度面临拟被售卖改建的命运，因遭到剧烈的反对得以保留，并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地标。东南亚运动会举办前得到翻新完善，后用于本地和多种国际体育赛事。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体育场被改建为隔离设施，收容来自菲律宾总医院症状轻微的病人。
1954年的马尼拉亚运会，视角系统的设计还相对有限，会徽沿用了新德里首届亚运会的风格，吉祥物尚未提上日程。但马尼拉亚运会已经有自己的专属邮票与明信片，邮票有5分(Centavo)、18分和30分三种币值的款式，一一对应铁饼、游泳、拳击三个不同运动项目和湖蓝、浅绿、粉红三种底色。三枚邮票同时被设计进明信片的右上方;明信片左侧图案的设计相对复杂，高扬和密集排列的旗帜、跳水运动员以及建筑背景，有限的空间承载了充盈的信息。明信片的中下方伫立着一名男运动员，他的右手将火炬高高举起。
马尼拉亚运会的金牌，可以在新加坡国家博物看到。那枚金牌也是新加坡在第2届亚运会上取得的唯一金牌，由新加坡男子团体水球运动员获得。
马尼拉亚运会，作为东道主的菲律宾凭借天时地利，从首届的奖牌榜第四跃居1954年亚运会的第二。年仅16岁的菲律宾女运动员海迪科洛索埃斯皮诺(Haydee Coloso Espino)击败两名日本竞争对手获得100米自由泳冠军，一举成名。以此为好开局，后来在国际性比赛中取得多枚奖牌，一度有“亚洲游泳皇后”之称。
马尼拉亚运会备受关注的运动员中，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南部敦子，是女子100米冠军的获得者，留下了跟当地粉丝虚心互动的画面，被菲律宾人称为“运动会的甜心”。
日本放送协会(NHK)的开幕视频，有香港队入场时的情景。王家卫在拍摄《阿飞正传》续篇《花样年华》和《2046》时曾谈到，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音乐，深受西班牙或拉美音乐的影响，因为那时香港的大多数音乐人来自菲律宾。
与香港有关联的，还有被尊称为菲律宾“国父”的何塞黎刹。移居菲律宾前，他曾在香港中环开设眼科医院。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竖立在黎刹故居的纪念牌匾。
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选手迪亚兹在举重55公斤级决赛中夺冠，为菲律宾赢得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同时结束了该国97年来的“金牌荒”。
“你需要一个假期，一个难得的好假期进入世界，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而我们可以快速地让它实现”。
一则马尼拉杂志上的广告词，用来招募菲律宾女性去日本做工。广告将海外工作经验染上玫瑰色的浪漫与梦想。
来自马尼拉或菲律宾其他地方的女人，无论已婚，或依然单身，正不断走出家门开启她们的跨国旅程，然后源源不断地把辛苦赚到的钱寄回家。应对失业、赚更多钱、摆脱困境或谋求发展，也许还有对海外生活的文化想象，让远走高飞成为可能与必须。她们说流利的英语，不少还受过大学教育，她们在不同的国度从事不同或大抵相同的工作，常常被统称为“菲佣”，不过社会学学者会赋予她们另一个叫“女性移工”的称谓。
经由这条路，不知道菲律宾女人是否已经占领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城市。但菲佣对本国经济的贡献，已然使她们无意间成了国家的无冕“英雄”。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他的《玩偶之家》中，辛辣披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全剧以女主人公娜拉的觉醒和愤然离家告终。如果易卜生的重心是激励妇女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那么鲁迅先生紧接着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这一更为深刻的社会命题。
问询使用过菲佣的家庭，大多对其专业性与职业操守评价积极，与此同时，支付给菲佣的薪水也比本地保姆或其他外籍保姆相对更高些。
与雇主在薪资和休假等事宜上的讨价还价能力，离不开菲佣的组织化服务。这类权益的实现反过来又培育了属于她们的“团聚”文化。
脱下工作服，涂上口红，从雇主家的工作前台穿越到城市的公共场域，与其他姐妹短暂相聚，吃家乡菜，高兴时适度消费，放飞自我，那样的时光与场景，或许就是菲佣给自己颁发的“奖牌”，是她们城市边缘生活中的亮色与慰借。
她们出走，她们变得富有，然后她们回家。易卜生和鲁迅，好像都只预言对了一半。
从养家到持家，劳动让她们完成了身份角色的重要转变。使她们有能力孝敬父母、资助阿弟阿妹的教育，或舍得用自己赚的钱，为家人购买同样的雇佣服务，以便更安心长久地延续在别国城市的生活与工作。走得更远的，直接从外籍女佣变成了外籍新娘。
假定有一个理想的家庭模式，很难判断这是否算成功，因为路上的辛苦，如鱼饮水，冷暖惟当事人自知。但改变是确定的，走走停停也好，义无反顾也罢，总之是她们令自己身上“有事情发生(Make something happen)!”
《老爸的笑声》是菲律宾作家卡洛斯布洛桑以家乡农村为题材写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吕宋岛一个灾害不断的村子，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了家族的九位成员。老爸是斗鸡高手，满嘴大男子主义;老妈是职业哭丧师，生气就拿老爸练拳。大哥从战场回来后，变成酗酒的忧郁男;二哥专偷自家的东西，三哥是个书呆子，四哥12岁就想结婚生小孩而我，在五岁时就爱上喝烈酒。“我们家的人都有点怪怪的，不过幸好我们仍有彼此。每天，我们全家都会笑成一团”，卡洛斯布洛桑进一步得出“笑声，是我们家仅有的财富”。
《老爸的笑声》通篇诙谐，有时甚至略带戏谑，被《纽约客》杂志认证为爆笑动人的“菲律宾物语”。它虽然写的是作者故乡的故事，但也呈现了菲律宾农民普遍的生活样貌。
出国寻求更好生活的梦想深植于菲律宾的文化及历史脉络。小说中，日渐长大的我一边被动“相亲”，一边被老爸悄悄安排出国。“我们人只能活一次”，老爸说。所以老爸希望儿子“去看看世界上其他人在做什么”。
在菲律宾，父权逻辑一方面限制女性参与当地劳动市场下的席位，另一方面却保留了她们在全球劳力市场上的席位，她们甚至比丈夫有更多机会得到海外的工作。
(作者系《亚洲体育》特约撰稿;摄影：陈稼、杨学伟，个别图片来自网络;制作：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