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日前在深圳落幕，中国著名科学植物(生物)画家、宜兴人冯晋庸被授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杰出贡献奖”。
本次画展展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植物艺术画的完整历程。据悉，如今全国专职从事绘制植物科学画的人不到10人，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种？已经年过90的冯晋庸缘何成为这个画种的守护人之一？
植物科学画，经常被称作“植物写真”。就像给植物拍身份证的标准照片，它要求精确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又要求很强的艺术性，科学与美，二者不可偏废。
本次植物艺术画展共展示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植物画作260余幅，其中包括中国植物艺术画发展史上最重要画家的优秀作品，如冯澄如、冯晋庸、陈荣道、邓盈丰、余汉平等大家的珍藏作品是首次面世。
然而，这个在西方发展了300多年的画种，在中国只发展了四代，不到一个世纪，“就快要绝种了”。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二代画师冯晋庸老先生谈起这个问题，有些激动，“现在全国剩下的绘图师已经寥寥无几”。
冯晋庸，别名致远，1925年3月生，宜兴芳桥街道扶风村运龙桥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教授。长期致力于植物科学画（为学科学术主要带头人、“从事植物学工作50年的科学家”、“为中国植物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奖获得者）和中国画的创作研究。他是中国科学植物(生物)画的奠基人冯澄如带出来的第一批科学绘图师，职业生涯中，冯老整整画了55年植物科学画，涉及植物3000多种，占到《中国植物志》所载3万多种植物的十分之一。
1925年，冯晋庸生于宜兴云龙桥的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寒。他从小就酷爱画画，在上小学时就受到老师的特别关心与艺术熏陶。1943年，冯晋庸进入同乡冯澄如在当地办的“江南美专”。这是他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当时，“江南美专”已开学两个多月。原本与这所被称为培养植物科学画家摇篮的学校毫无交集，但是随着冯晋庸逐渐发现家乡的山山水水之间多了不少前来写生的学生，他们撑着画板，执起画笔，专注投入，意气风发。这让从十岁开始就喜爱描画家边竹林、喜鹊、麻雀等动植物的冯晋庸按捺不住了，终于，冯晋庸找到了学校、找到了冯澄如，成为学生中的一员。
在冯澄如先生的严格教育下，冯晋庸在“江南美专”学习了传统中国画，同时还学习了动物分类、植物分类、英文等科学文化知识，学校也有意识地培养科学方面的美术人才，冯晋庸在班上的美术成绩比较突出，这也为他以后走上绘画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很多人称赞冯晋庸的植物科学画是一支绘图钢笔胜过了几千万像素的单反相机。相机只能捕捉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把发芽期、花期等不同时期的特征摆在一起，同时要把植物的刚毛、柔毛、绢毛等不同细节描绘出来，都得靠笔“画”出来。
“相机拍的是机械图，而绘画的是对植物的认识，传递更多的科学信息。”冯晋庸说，相机对植物的记录，不一定能把科学的角度都找出来，缺少科学化和细致的表达力。冯晋庸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有一个厚积薄发、不断学习实践的过程。
冯晋庸的妻子许梅娟介绍，当年，我国每发现一个植物新种，冯晋庸都要到野外去写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晚上就睡在绳子编的吊床上，饿了啃口干馒头，渴了喝口山泉水。为了科学地再现植物新种，在风吹日晒下经常在山上面对一棵花草一坐就是好几天。例如，在美国展出的那幅科学画《油茶花》，就是他在广西的深山中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的，白天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观察写生，晚上在农舍昏暗的油灯下分析琢磨，第二天再爬到山上拿出放大镜仔细对照原物修改图稿，将植物新种最细微的、甚至是一般难以区分的特征真实地画出来。
在画师张瑜看来，科学绘图还有一个相机无法比拟的功能：科学画可以将小到分子，大到特殊生态系统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位在《博物》杂志任插图编辑的科学画画师，在其绘制的一幅“池塘生态系统”的特征图中，从水底的生物，到水面上的芦苇和动物，以及天上飞禽，全部通过一个横切面展现出来。“如果拿相机去照，无论如何达不到那效果。”
但是张瑜坦言，这样一幅费时数周的生境图，稿酬却很有限。“一般也就二三百块。”张瑜有些无奈，“市场上基本就这个价。”这也是其他植物科学画师遇到的问题。植物科学画画师孙英宝每张图的稿费平均200元钱左右。有时候一张图从查资料、到构思、再到绘图上墨，要耗时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绘制发现的植物新种稿费一般会高些，有的能到500块。”
相比起来，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科学绘图师白建鲁的付出显得更加廉价。他说，自己帮别人画一张科学图也就几十元钱。这位冯晋庸的关门弟子、画了32年科学图的画师，可能是甘肃省仅有的一位科学画师。
但是在国外，植物绘图的行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据介绍，在国外，这种画都是按艺术品来出售，几百上千美元的都有。1992年，南非埃菲德拉美术馆举办世界植物艺术画展，冯晋庸的《浙江红花油茶》被选为大展唯一招贴画。随后，该画被一位收藏家买走，出价是1600美元。冯晋庸本人倒也没有遗憾：“现在时代不一样，画家的画多值钱，植物画画出来给谁啊，没人看。”
如今，冯晋庸现在画的最多的是国画，有时三四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幅。国画作品市场行情在专业人士看来，数万元一平方尺，可以抵得上几百幅植物科学画，但他从来没卖过。
新中国建立前夕，科学机构逐步恢复，经冯澄如推荐，冯晋庸得以进入当时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1948年，冯晋庸走进了植物研究所的大门。由于此前常利用闲暇时间苦练绘画技能，所以冯晋庸一到岗就能胜任工作，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一袋面粉，生活比较艰苦，不少同事耐不住辛苦转行了，冯晋庸一路坚持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先后在北京以及东北、华东、西南地区成立了数个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植物研究所。于是，上世纪50年代，冯晋庸开始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做工程师，一直做到研究员。
1957年，冯澄如编写出版了《生物绘图法》，这是中国第一本生物科学绘画专著，为植物科学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年，作为冯澄如的得意门生，冯晋庸和刘春荣、张荣厚等老一辈科学画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举办“植物科学画训练班”，为《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各地方志书等著作的编写，培养了20多名学生。后来的7本《高等植物图鉴》和包含300个科、3万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中的插图，都是他带着这班的20多名学生一起画出来的。冯老的夫人许梅娟当初也是他的学生，几十年协助他完成了植物巨著的浩瀚绘图工作。
退休后，冯晋庸游走于科学画与艺术画之间，他花了一定的时间尝试艺术画。功底好、天赋高的他很快找到了感觉，如今画坛上早就有“黄胄的驴，晋庸的鱼”之说。冯晋庸如今行动不如以前方便，他已经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外出考察，靠着放大镜、显微镜等工具观察植物纹理然后精确创作，但家里的桌子上仍然摆放着很多植物科学画的创作工具，细细的钢笔、毛笔、尺子等，偶然手痒痒了，他便摆弄摆弄曾经的工具，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出来翻一翻。他说，自己当年培养的一批学生也都老了，由于植物分类学偏冷、科学画价格较低、创作费时费力等原因，如今最让他牵挂的是这个行当可能会后继无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孙英宝托人去拜访冯晋庸的同门师兄、冯澄如之子冯贵元。老爷子退休后在家养起了鸟，一提到植物科学画，老爷子立马板起了脸：“什么画？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