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马面裙作为汉服单品，已经像日常衣物一样，出现在各个场合，在全国的古迹景点，穿着全套汉服、带着完整妆造来拍照，也成为稀松平常的景象。像在洛阳这样汉服浓度极高的城市，走几步就能碰见穿戴整齐的年轻人，有人因此调侃：“洛阳，是不是不穿汉服就不让进了？”
汉服，是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一种概称。汉服爱好者普遍将汉服运动的元年追溯到2003年。这一年，一名叫王乐天的普通电力工人穿着汉服走上了河南郑州的街头，并被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报道。汉服复兴便从早期互联网上爱好者的零散分享，变为了一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历经二十多年的时间，汉服能有今天的热度，得益于爱好者的推动、服饰研究者的支持、以及汉服商家带动的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水准的提高——毕竟当一件汉服的价格触手可及，它才能如此融入生活。
汉服的发展，有一个内核一般的驱动力，那就是对于汉服在各个历史时期本来面目如何的考证和探究。有感于汉服的热度，以及一些“天马行空”的着装和设计，在这期封面里，我们想来谈的，其实是在汉服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唐朝、宋朝和明朝，服饰的典型特征和穿着上的讲究。汉服的制作并不需要完全拘泥于历史元素。但在目前的阶段，搞清楚汉服真实的样貌、了解古代服饰的语言逻辑，是我们穿着的前提，也是汉服设计者再创造的基础。
短暂的隋朝灭亡后，李氏王朝建立，唐人穿着仍然沿袭北朝末年与隋朝的风格。女装通常是三件套：裙、衫、帔，国家博物馆古代服饰研究专家孙机曾考证，唐代无论平民、贵族，这三件一般是不可或缺的。穿法很简单，将衫掖进裙腰，裙束得很高。此外，在身上挽帔帛的穿法，由南北朝兴起，但到了唐代才开始广泛流行。至于男装，不如女装那样变化多端，最流行的男装款式“圆领袍”，几乎贯穿了整个唐代。
盛唐之前，唐代女性仍然是纤瘦颀长的，初唐时期女性上衫通常是窄袖，多穿间色裙，裙腰位置很高，接近领口，妆容恬淡，整体是含蓄保守的。《步辇图》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使者迎接文成公主的故事，瞧那几位抬着李世民坐榻的宫女，身材苗条，穿着简练，可以感知到初唐时期贞观年间的审美风格。
到了武周时期，露肤度开始增加，流行起了“袒领装”。这种弧领上衣胸口挖得极低，有的甚至是深V。有学者说，他们做研究时会被吓到，心想这怎么穿出门，有些甚至干脆就是“交领开襟”，与今天低胸晚礼服的暴露程度相当。
唐代女性审美在武则天当政后走向了极度的开放与自信，这是唐代甚至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令人瞩目的服饰现象，这一点可以从这个时期出土的唐俑、壁画等文物中经常看到。而假如将镜头拉近，去关注更小的细节，还能发现，过去掖进裙腰的上衫，如今也露在了外面，帔帛变得宽大，披戴方式与今天也有相近之处，像我们今天穿低胸晚礼服时，也会额外用一条丝巾或围巾绕肩使用。
唐代人另一个流行风尚是“女着男装”。有一个关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故事流传甚广，它源自《书》，说有一回高宗和武后办宴席，太平公主一身男装出来给父母跳了支舞。书里记载太平公主的着装是“紫袍玉带，折上巾”。还有著名的《虢国夫人游春图》，记录的是玄宗年间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的一次出游，多数学者认为，画中最右穿男装的那位就是虢国夫人。可以说，除了晚唐较少见到，女着男装从初唐开始一直挺流行。
服饰文化发展到唐代，迎来的是一个盛装的高峰。盛装欲望的代表人物当属杨玉环。唐玄宗曾指派多达700名服装师为他心爱的贵妃及其侍从们做造型，负责完成包括织造和刺绣等在内的工艺。《唐国史补》一书记载过一个细节，说是“安史之乱”后，在杨玉环被处死的驿站，有位老妇人捡到贵妃一只丝绸长筒靴。这位老妇人惊讶地发现，按100文欣赏一次的价格标准，都阻止不了人们对它的兴趣。她因此开心地发了笔小财。
唐代服饰丰富庞杂，流行之风变化很快，有时三五年就有新的装束风行，特别是发髻、妆容这些成本低、容易更迭的部分。一个经典唐代妆容，除了画眉与点唇，还有额间花钿、胭脂，以及面靥。纵观整个唐代，妆容与服饰步调一致，也是由保守逐渐转向华丽（武周时期），由华丽进一步变化为夸耀式奢靡风尚（晚唐时期）。但每个时期都有让我们现代人眼前一亮的流行，可以说，在时尚这一块，唐代女性从不会让你失望。
装束的变化，不仅与织物面料、织造工艺有关，也与人们对社会氛围的感知有关。唐代近300年，不仅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疆域拓展也蔚为壮观，国际大都会长安更是有百万人口。这样一个包容的多民族国家里，唐代人正是感受到宽松与自由，才创造出如此多样且多变的服饰时尚。
想了解真实的宋代服饰，不妨先去看看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其中的宋代男子服饰复原人像身着至脚踝的紫纱大袖公服，双手在胸前插手示敬，露出内衬的淡蓝色长背子宽大的袖缘，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出了植物暗花纹样，大袖掩映下，男子腰系红鞓金荔枝纹排方革带，脚穿乌履，与身旁头戴幔笠，身着黄褐色滴珠窠纹绫辫线袍的元代男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复原这套服饰的依据来自浙江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出土的文物。赵伯澐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七世孙，虽是宗室成员，但他墓里的贵重物品极少，除了服饰之外，只有一块投龙玉璧、一块水晶璧，以及一些沉香而已。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当时负责该墓丝绸服饰的应急保护工作，她很感慨宋朝人的平和心态，“只有到了宋代，才发现他们随葬的只有心爱之物，不用任何的金银器皿。”
在那次考古工作中，周旸印象最深的是赵伯澐的一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拿在手里发现它竟然这么轻，是很薄很透亮的纱。”等衣服经过清洗处理，这才在宽袖和衣身两侧展现出了美丽的莲花纹暗纹，看上去极具宋代文人风格。“我认为赵伯澐一定是非常风雅的一个人。”周旸说，“赵伯澐穿着这件纱袍一定感觉非常宽大舒适，他心爱的玉璧佩戴在腰间，在飘逸的薄纱褶皱中若隐若现，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
宋代男装在形制上的一个突破是出现了交领侧开衩的背子，相比之下，背子在宋代女装中的应用更为出彩。在北宋晚期，这种直领对襟、修身窄袖、衣长及膝下、腋下开长衩的服饰成为后妃宫廷生活中流行的常服，与它相类似但身长较短的衫，同样也是直领对襟样式，狭峭的剪裁逐渐取代北宋初年继承唐制的宽袖舒垂的风格，形成了宋代女性新的衣着风尚。这种服饰的形制风格在绢本画作《瑶台步乐图》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名贵族女子全都身着过膝的背子，看上去十分高挑纤秀。
沈从文在论述宋代服饰时曾提出“变古”理论，他称宋代女装为“时装”，且“装束变化常得风气之先”，宋代女装中有很多款式看上去特别具有现代性。比如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的一条阔腿裤，用的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轻薄的花罗来制作，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形的前卫设计——两条裤筒不是封闭的，两外侧从腰往下到脚口完全敞开，穿的时候再在里面穿一条真丝的衬裤打底。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玲曾在课堂上复制过这条两外侧完全开衩的裤子，“学生们都不敢相信，南宋竟然这么开放。然而这种开放性也不是孤证。北宋时背子和衫子演变的过程中，还要在中间羞羞答答加两个带子系一下前襟，但到了南宋不但要敞着怀，作为内衣的抹胸也直接对外穿出，再加上下身的裙子褶皱也变得少了很多，整体上就会呈现一种有很轻便的感觉。我想这与南宋女场景日益丰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有关。”
除了轻便简约之外，宋代服饰的清雅色彩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没有任何实物色彩得以保留的情况下，如何来还原真实的宋代服饰色？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去大量描述服饰的宋词中开阔想象空间，“揉蓝衫子杏黄裙”、“藕丝衫袖郁金香”，在经历了唐的艳丽饱满之后，宋代出现了很多饱和度降低的中间色。这些不同深浅层次的颜色进行搭配，就形成了宋代服饰温婉典雅的整体感受。
对于汉服的研究者来说，明代是一个材料最为丰富、感知最为直观、复原最为便利的朝代。这首先是源于明代有传世的服饰实物存留下来，这就比考古出土的服饰文物形制更加完整，色彩和纹样方面也更加清晰。
这其中，最大的一批就来自山东孔府衍圣公家族留下的服饰。衍圣公是孔子的嫡长子孙的封号，始于宋，历经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改封衍圣公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孔府旧藏的服饰涉及了明、清和民国三个时期的服饰资料。由于衍圣公家族的地位，其保存的明代的服饰并没有因为“改易衣冠”等政治事件而被毁掉。当年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孔府文物时，在孔府后堂楼的阁楼内，发现很多樟木箱子就存放着这批衣物，其中明代的衣物有100多件。
明代女性的典型装束是什么？除去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女性需要穿圆领袍、大衫这样礼服性质的外衣，明代女性最常穿着的服装款式其实非常明确，就是上身穿袄衫，下身穿裙的“两截穿衣”。
裙，形制就是今年火遍全国的“马面裙”，而“马面裙”是对它形象的叫法。“马面”本意是指城墙上凸出来的一个墩台，它的立面形如马面。孔府旧藏中的一件葱绿地妆花纱蟒裙是这批藏品中非常重要的一条马面裙。它上面的图案是五爪蟒龙纹，级别很高，由此可知是来自帝王的赐服。工艺上又是妆花和织金相结合，尽显奢华。葱绿的颜色和《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女性所穿马面裙的颜色相仿，说明是当时的流行色。它不断被今天的汉服商家复刻，尤其上面的蟒龙纹契合今年龙年的生肖，复刻版就成为今年春节前穿着的“爆款”。
穿在马面裙上的袄衫在明代有一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在明中期开始，在传统的圆领和交领之外，出现了竖领这样的形制，竖领大襟和竖领对襟的袄衫成为一种常见的女性上装款式。竖领的出现也为一种装饰风格提供了舞台，那就是纽扣的使用。明朝与中亚、西亚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各色外来的宝石成为制作纽扣的材料。如果是竖领对襟的衫袄，上面的金银宝石纽扣能缀上最多七枚，贵族女性会以此来彰显财力。
竖领为何会出现？一个解释是明代中期是一次小冰河时期，领子升高有助于御寒。另外的解释则是，明代的理学对女性有着严苛的保持贞洁的要求，尤其是明中后期，人体禁忌观念被强化至极端的地步。
竖领和纽扣是明代中期开始的女装特色。图为“明华堂”出品的女装上衣（张雷 摄）
和女性的袄衫加马面裙的配搭相对，如果选出一套代表明朝男性普遍的装扮，那就非道袍莫属了。正如它的名字所示，道袍最初就是道家释道之服。一件典型的明代道袍是上下通直，采用大襟交领，领子常镶白色或素色护领。它有“暗摆”来遮蔽衣身两侧的开衩，避免内穿的衣裤外露。穿着道袍时，腰间可配丝绦、布制细腰带或者大带。孔府旧藏中，就有一件蓝色暗花纱的道袍。它以蓝靛染色，图片上看不出来，其实纱上有暗纹，织了仙鹤衔灵芝、寿桃、石榴还有四合如意纹。它看上去，能让人想象出明朝读书人的样子。
明末宋应星所写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天工开物》中，提到的植物性染料和动物性染料能够染出的色彩一共有28种之多，其中不仅有一种染料染成多种色彩的例子，还有一种色彩由多种配方染成的例子，可见当时染色技术之高超，由此造就的明代服饰色彩之绚烂。而要在这诸多色彩中，选择一种最能代表明代服饰整体印象的颜色，那一定是红色。《天工开物》中就提到了六种红色：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和木红。其中，红花染出的大红色最为艳丽。孔府旧藏那件大红色暗花纱缀绣云鹤方补圆领袍，它大红的颜色就出自红花染料，历经时间，颜色仍然鲜亮异常。
《明鉴：明代服装形制研究》的作者、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玉秋总结明代服饰有“集大成”的特点。“这种‘集大成’的风貌是一种‘道器并重’的结果。一方面，明代在服饰制度上有一种始自顶层的设计——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衣冠制度，建立了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的严密周备的服饰等级系统；另一方面，明代的纺织技艺在前代的积累上有了大幅提升。制度的持续更定和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成就了明代服饰独特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