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解放区往日里寂静的山沟中，这一天却热闹非凡。那个传闻已经牺牲七年之久的王新，突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领导激动地抓起电话，四处寻找正在深山执行任务的王士光。
纷纷赶来祝贺的乡亲们和同志们，犹如看新媳妇一般，围绕在王新身边。人群中，王新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人，还是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头发还是又长又乱，就像刚从监狱里出来一样。
夫妻七年未见，纵有千言万语，不知该从哪里说起。沉默了许久，王士光激动地轻声讲出一句话：“我可以吸烟吗？”
等关心的人群逐渐散去，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静默。整整七年时间，夫妻二人都接到了对方牺牲的消息，如今，两个人却活生生地面对面坐着。千言万语，二人不知该从何说起。
还是那个脾气。王士光温柔地笑了，和妻子过去的点点滴滴，如同电影一般，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
1938年，24岁的王士光带着革命理想，毅然离开了温暖舒适的家，离开了心爱的大学，将自己的一切都投身于革命事业。按照约定，他手里拿着一张折角的《银都小报》，站在天津大明电影院门前，不停地吸着烟。
不多时，迎面走来一位同样拿着《银都小报》的人，来找他借火。王士光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当即将王士光安排在法租界的旅馆中，交代完任务，嘱咐了各项细节，考虑到电台工作的重要性，需要有一个家庭作掩护，便亲切地问王士光：
王士光顿时脸红了，摇了摇头。大为不解，当时王士光曾经给民先队员讲过课，学员都是女同学，难道就没有比较接近的女同学？
不知道的是，王士光上课的时候，只专注于如何让学员迅速掌握要领，注意力都在机器和教材上，连一个女孩子的模样都没注意过，更别说谈女朋友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带着王新来到颐和园旅社，在这里同王士光见面。王新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出生于东北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当时张学良第一次检阅东北军队，陪阅官就是王新的父亲。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新被送到了天津亲戚家，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当时她不过只有15岁，和她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是彭真的妻子张洁清。
原本王新即将前往中国抗大的一所分校学习，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命令，让她留在天津，和一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信工作。
那个时候王新连恋爱都没有谈过，更别说立刻组成一个家庭。正当王新坐在那里有些紧张时，给她端来一杯茶，鼓励她说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王新刚端起茶杯，一个穿着蓝色长衫的清瘦青年就推门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头发蓬乱，胡子更是许多天没刮，仿佛就像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没等介绍，王士光扫了王新一眼，立刻皱起了眉头，有些失望地嘟囔了一句：
王士光不知道的是，王新为了显得成熟些，特地换下了学生制服，穿上了蓝布旗袍，就连自己两条辫子上的白绸花，还特地换成了黑丝带。
王士光的一句话令王新感到非常不自在，她感觉王士光是希望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同志来配合他工作，但王新也是个要强的姑娘，暗自下定决心，紧张的情绪逐渐消失，开始变得坦然大方起来。
看着王士光不修边幅的样子，略带责备地批评了几句，然后嘱咐他们要注意每一个细节，二人认真听着，思考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半个小时前，他们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顷刻之间，他们变成了最亲近的关系。而交给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理发馆改变形象，彻底告别学生时代。
王新将自己的长辫子剪去，烫成了波浪式。当她透过镜子观察周围时，一个陌生男子微笑着站在她身后。王新顿时紧张起来，转过身仔细一看，眼前这位服饰讲究、举止文雅的先生，就是自己的“丈夫”王士光。
两人相视一笑，戴上深色的墨镜，犹如新婚夫妇一般，乘车来到了他们共同的“家”，一个名叫伊甸园的小洋楼。
考虑到王新当时年纪太小，又安排了一位四十多岁，带着孩子的烈士家属，扮成王士光“夫妇”的婶母和弟弟，住进了伊甸园。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
王士光化名吴厚和，假扮世家子弟的身份，借口和家里老人合不来，带着新婚妻子到外边独自生活。在一家电料行当起了技师，这样可以方便购买电台所需要的材料。王新则化名黄慧，和婶母在家料理家务。
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王士光就开始在小洋楼的楼顶工作。三伏天的夜晚，别人都在屋外挥着扇子乘凉，他却躲在屋子里，将门窗捂得严严实实，聚精会神地收报发报。
王新则几乎放弃所有的娱乐活动，作为助手的同时担任警戒任务，并认真学习机务报务。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不光能够活动身体，同时也表示安全的讯号。
每当王士光看到“妻子”在阳台上跳绳的身影，总会微笑着走上阳台，帮她甩动绳圈，有时还跟着王新一起跳。
1938年，国共两党在情报保卫工作方面，都进行了大力地改革变动。这一年蒋介石将调查统计局一分为二，变成了“中统”和“军统”。地下工作的对手，除了日本宪兵特务和警察特务外，还有的潜伏人员。
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身份，王士光、王新这对假扮夫妻，闲暇时特地到附近的花园散步。但假夫妻也有真情侣的时刻。一次王士光由于生病，不得不躺在床上，王新就像真正的妻子一样，日夜守护在床边，让王士光很是感动。
躺在床上，王士光不禁回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想起了那句伤了王新自尊心的“这么小”，他满怀歉意地对王新说，论年纪，她比自己小，是自己的妹妹，但按党龄，她入党比自己早，应该是自己的姐姐。
王新听完不由得笑了，心想真是难为他了，这个满脑子都是电台、电报，为了工作连饭都忘了吃，水都忘了喝的人，居然还记住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句话。
而两人感情的升华，则缘于一次遇险。当时伊甸园周围出现异常情况，王士光和王新只得离开，找一个旅馆躲起来。他们仔细研究了旅馆的布局，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深夜，两个人都沉默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王士光考虑如何才能保存电台，掩护王新脱险，而王新则考虑应该牺牲自己，掩护王士光这个负责人脱险。
他们悄悄说出了各自的心事，结果谁都没把对方说服，两人相互凝视，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终于有一天，王新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王士光：“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所谓的“三无”，就是没有结婚，没有对象，也没有目标。交通部副部长葛琛曾经问过王士光这个问题，王士光表示自己要打败日寇和反动派后再结婚。
王新倒也爽快，说他的心思自己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士光则趁机向王新请求，希望和她结为线年底，经过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了真伴侣。
王士光这个秘密电台原定只运行三个月，结果整整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39年底才撤销。按照组织安排，王士光夫妇前往平西根据地工作，王士光担任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对夫妻很少有机会见上一面。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变化，这对年轻的夫妻各自随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
后来王士光曾托自己的妹妹王光美，打听妻子的下落，结果在东北局找到了五个同名的人。没过多久，东北局就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在其他同志的眼中，那个时候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工作似乎成了他唯一的寄托，从早到晚几乎不离开电台。
当时我军缴获了两部归航台，上级交给王士光改装成两部广播电台，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王士光带着技术人员日夜连续苦战，终于身体扛不住病倒了。
但王士光坚持不肯休息，顶着高烧坚守岗位。自己站不起身，就让同志们将门板摘下，放在工作室里，自己躺在门板上继续指挥工作。
高烧最厉害的时候，王士光的嘴唇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深陷，时不时昏迷过去，连口水都咽不进去。但他对图纸和机器线路却始终清楚，同志们按照他的指示，不停歇地工作着。
等体温稍退下一些，王士光立即挣扎着爬起来，亲自焊接、处理关键部位，同事们都感到很惊奇，王士光身体虚弱到连碗都端不住，吃饭都没力气嚼，一上工作台却能没完没了地一直干下去。
1946年末，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收到延安电报，蒋介石准备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命令邯郸台做好准备，接替延安台广播。
王士光接到任务后，将中波台改造成短波，所以在延安台转移过程中停播时，邯郸台及时接替延安电台播音。在敌人叫嚣着“占领了延安”的时候，国内外照常能够听到延安台的广播。
当时曾经侦测到延安电台在晋东南地区，觉得非常意外，在晋东南的侦察机却报告，没有发现广播发射台的迹象。由于担心贸然上报会落个“谎报军情”的处分，测向台台长只好上报称，中共的电台在延安西北方向，还特地派飞机对那里进行了一番轰炸。
延安电台的正常播报，造成的政治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为此，王士光被组织上授予了“特等功臣”的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勋章。
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个不成为的规矩，夫妻之间如果三年没有任何音信，就可以重新再找了。当时给王士光介绍对象的人很多，甚至有女同志直接向他表白，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考虑”。
如果不是王士光寄情于工作，荣获“特等功臣”，模范事迹被刊登到报纸上，他和王新可能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多年之后，每每提起这段七年之久的等待，王新总是动情地说：
按照王新开玩笑的说法，她和王士光其实是工作关系，做秘密电台的时候，她是王士光的助手，后来王士光当了领导，她就把家里打理好：
1958年，一部以王士光夫妇和李白烈士为原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风靡全国。当王士光夫妇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王新悄声对丈夫说，你那个时候还嫌我小。而王士光则充满真情地看了一眼王新：
1994年，王新由于骨折住院，整个人瘦得不到35公斤。王士光就变着花样给她做饭，还将电视里播放的电视剧都录下来，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
后来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个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世光离开。有时候由于病情波动，王新特别爱发脾气，甚至很不讲理，连小女儿都替父亲感到委屈，但王士光将这一切都默默地承受下来。
由于王新喜欢鲜花，王士光就在院子里种了十多棵月季。刚开始小女儿买来的品种只有两种颜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多加上几种颜色。每隔几天，王士光就将最艳丽的花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
当看到王新像孩子一样兴奋拍手时，王士光就像当年一样，欣慰地笑着，被花刺扎伤的手也不再疼痛。
2003年，王士光因患喉癌离开了人世。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给王新填写一张单位发的履历表，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王士光，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一个多小时。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士光已经说不出话，他拉着小女儿的手，用尽力气张大嘴巴，用口型嘱咐小女儿：“照顾妈妈。”
按照父亲的嘱托，小女儿和哥哥始终陪伴在母亲身边，尽量延续父亲对母亲的呵护，但在母亲面前，他们从来不谈论父亲。当时王新就像个小孩子，白天睡觉，晚上精神，喝水用奶嘴。偶尔，她还会念念叨叨：“他一见我就说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