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1939年生，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长期从事科技图书插图工作，已发表插图2000余幅;20岁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参与《中国植物志》植物标本图创作;美术作品曾在世界多国展出，出版《中国云南百鸟图》《花之韵》等画册。

　　前不久，八十高龄的曾孝濂赶到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来看看自己那幅《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为了这幅长2.5米、宽1.17米的植物科学画，他耗时半年记录37种原产中国的植物。“花了180天，值了!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虽已退休多年，曾孝濂却丝毫没有闲下来，时常一出差就是半个月——不是为了推广科学画，就是写生创作。

　　历时30余年参与编纂《中国植物志》，已发表各类科学著作插图2000余幅，设计《杜鹃花》《绿绒蒿》《中国鸟》等九套邮票，又画了100幅花、100幅鸟……从1958年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曾孝濂再也没有搁下过画笔。这几年，他还开始了自己又一项庞大的计划——再画100幅热带雨林大画。“小时候的爱好竟然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我很幸运。”曾孝濂感慨道，这段与植物画的情缘，一续就是60年。

　　作为全世界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中国植物志》全书近5000万字，记载了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仅目录索引就有1155页。曾孝濂和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164位插图师，耗时45年才编纂完成。1959年，刚刚工作第二年的曾孝濂就有幸被抽调为植物志绘图员，为植物志画插图。

　　“《中国植物志》是国之典籍，能够参与其中的插图绘制是我莫大的荣幸。”讲起当年的创作，曾孝濂依然流露出自豪。“能通过画画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这辈子值了。”

　　1958年，高中毕业的曾孝濂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职务是见习绘图员。“主流派画家批评谁画得不好，会说你画得跟标本似的;可对植物科学画来说，画标本却是最基本的要求。”曾孝濂说，为了完成《中国植物志》的插图，不少美院的学生被抽调来;但植物科学画的严谨，让很多学生打了退堂鼓，反倒是像曾孝濂这样的植物科学画爱好者坚持了下来……

　　“其实植物科学画比工笔画更难，一朵花是5个雄蕊还是6个雄蕊？这个不能画错。没有植物学知识做支撑，容易出错。”曾孝濂说，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做到“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最初，植物志插画一般是对照腊叶标本临摹的黑白线描图，但年轻的曾孝濂认为，插图不仅要画对，也要到大自然里写生，否则没有生命力。“所里领导和专家知道这意味着交稿时间会延长，却还是支持了我的建议。”曾孝濂说，当时在昆明植物园，为了跟花的自然衰败抢时间，他常常一整个上午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全神贯注搞创作。他每画一张画都先用铅笔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这样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曾孝濂画彩画的能力比早期参加工作时高了一大截。

　　退休后，曾孝濂依然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继续用画笔描绘自然。按照他最初的想法，他要画100幅花、100幅鸟，还要画100幅兽类。前两项已“交了作业”，第三项曾孝濂选择了放弃。“自然界中很难找到100种兽类安静地待在那里让我画，动物园里的兽类，总让我觉得少了些生命力。”曾孝濂说。

　　画了60多年植物科学画，曾孝濂有自己的坚守。“不能为了好看，故意画错。每张画都不完美，但到现场画得会好一些。”曾孝濂说，没到现场，就没有生物在自然界中的第一印象，那种生命的状态就无法感受到。“那种感觉会引导着我的整个绘画过程。”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一定是先看照片，对植物有了表象认识后，再去原产地观察植物的生长，拿到标本后进行全面解剖……

　　并非所有的现场都那么容易抵达。为了画好绿绒蒿，曾孝濂爬上海拔4700米的白马雪山，在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画作。“没有到过那个环境，就见不到真正的绿绒蒿。那种生命的神奇，不到现场是感受不出来的。”

　　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艰辛超乎人们的想象，与蚂蚁、蚂蟥、马蜂、马路虱子的“亲密接触”更是常事。有次采集标本回来，曾孝濂就觉得身体不对劲，可由于太累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身上很多地方与被单粘在一起了，一数足足有42个血块。“那是我被蚂蟥咬得最多的一次。”别人听了往往惊讶，可曾孝濂却带着微笑，仿佛在讲述自己的幸福往事。

　　野外写生最危险的是遇到蛇。有次野外科考遇到了呈攻击状态的眼镜蛇，曾孝濂没躲，反而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一瞬间。“事后同伴说，离那里最近的医院足足有两个小时，要是被咬了，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植物科学画可以用电脑合成，但曾孝濂依然认为手绘不可替代。“用电脑做出来的画，终究是呆板生硬了一些。”现在，曾孝濂越来越多地从单纯地画生物转为画“生态”。“我想用画笔讴歌自然，让更多人来关注自然。”他说，“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也不是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

　　曾孝濂说：“科学画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那儿，它就能迸发出生命的力量。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这些画，但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他很喜欢陶行知的那首自勉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心怀对大自然最纯真最原始的关爱，画植物画、推广植物画，是曾孝濂这辈子唯一的“大事”。

　　除了创作，曾孝濂也会时不时地当评委、做讲座。“随着《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我们这个行当的人，退休的退休，转行的转行，我想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触科学画这个画种。”这几年，不少参加比赛的画作让他耳目一新，年轻人的涌现让他仿佛看到了植物画的春天。“当下的年轻人有了更多审美诉求，能唤起更多人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不过，曾孝濂有个信念：“不必要的社会活动，能少参加就少参加。”“画画的人，还是要靠画说话。”曾孝濂喜欢孤独，“孤独时能从大自然中学到更多。”

　　年逾八十，曾孝濂又开始了自己一项新的创作计划：100幅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为题材的景观图。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幅景观图最快也要半个月，即便按最快速度，也要花费5年时间。他还在期待自己的第十套邮票。“一息尚存，折腾不止，但愿能给我这么多时间!”

　　采访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曾孝濂，计划被一拖再拖。早已退休的他，仍有很多工作安排。画画不易，但跟曾孝濂接触下来，记者却感受不到“难”。因为他的爱好恰恰是他的工作——热爱绘画，也热爱自然。

　　曾孝濂最初从事植物科学画，是因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需要。“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并不高调的曾孝濂，这两年除了投身热爱的科学画创作，同时致力于科学画的推广。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这既是因为科学画之美，也是因为曾孝濂期待更多人来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科学画的美而爱上科学画，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专注于创作科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