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画过不少幅(‘岁朝清供’主题)。画里画的、实际生活里供的,无非是这几样:天竺果、蜡梅、水仙。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画里加两个香橼。‘橼’谐音圆,取其吉利。水仙、蜡梅、天竺,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

  任伯年(1840年—1895年),浙江人,自幼随父学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上海卖画为生。作为“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他的绘画题材显然与这座他常年生活的城市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的文人雅士,向来有在居室和案头供奉花卉的习惯,到了上海这个港口商埠,市场之繁华、物流之便捷及东西文化交流之密集,大大丰富了人们购买鲜花时的可选项。

  事实上,上海的花市起源很早。清代初叶,县城四郊的花农,就拎着花篮或挑着花担进城,串街走巷吆喊叫卖。后来,城里也出现一些花贩,他们从花农手中收购花卉,沿街叫卖或设摊出售。清嘉庆年间,在方浜(旧河道,后填平修筑成今方浜路)的一段,沿河两岸逐渐形成固定的花卉集市,人们称其为“花草浜”。

  上海早期的鲜切花,的确主要是蜡梅、天竺果、桃花、梅花、桂花、石榴、蔷薇、玫瑰、菊花和牡丹等传统品种。当时,龙华的桃花、豫园的菊花、法华的梅花和牡丹、半淞园的桂花、杨思的玫瑰都是市民争相购买的佳种名花。

  到咸丰年间,陆永茂花园在市区开设花卉门市部,这是花农经营的第一家花店。从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浦东凌家木桥、袁家巷、罗家宅、胡家宅、金家宅等村庄的花农,自发组织“花神会”,每年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这一天,由花农组织迎花神活动。届时花农聚会,相互交流经营信息、生产技艺。

  浦东的花神会活动,扩大了花卉行业的影响。1891年,一个全市性的花卉行业组织——上海花树公所成立,并决定将原花草浜的花卉集散地移到老西门外万生桥(今复兴东路方斜路)阿德茶馆设台交易,形成一个花卉批发市场。从此,花树公所主管批发,零售则是遍布闹市的花店和花贩。而全市的花农、花店和花贩,都聚集在花树公所的名下。(《上海农业志》)

  1843年以后,在沪外侨带来的花卉品种日益增多。特别是英、德、日商人在上海开设花店,国外的花卉品种大批进入上海,如康乃馨、三色堇、一串红、波斯菊、郁金香、唐菖蒲、山草、大丽花、香豌豆、马蹄莲、洋月季、洋百合、金盏菊、洋水仙、香雪兰、金鱼草、瓜叶菊等。

  由于洋种花卉色彩丰富,经济效益又好,近郊一带的花农都积极引种。1894年,梅家弄(今梅陇)牌楼村艾家厍的花农开始引种康乃馨、大丽花、山草等花卉,获得成功。附近的桂林、西漕河泾一带农民也竞相引植,一般都以康乃馨为主,还引进了唐菖蒲、郁金香、波斯菊、马蹄莲、晚香玉、日本杜鹃、一串红、万寿菊、菖兰等。

  这个上海花卉商品生产发展的阶段,也正是任伯年生活在上海的岁月。晨起和日落的黄昏,他在研磨铺纸的时候,是否也听到深巷里提着花簇的小贩悠长的叫卖声?是否也曾披衣出门,买上一枝时令花卉?

  1947年,上海媒体记录旧历除夕街头“城隍庙中酒酿圆子生意极佳,购者均准备明日用作糖圆,以庆‘一年四季,团团圆圆’。”但“行人大部匆匆忙忙,不是手提年货与梅兰天竹欣然归去,便是挟着大皮包到处讨债”。

  1947年,《新民报》“上海点滴”栏目以寥寥数笔介绍年景:“拜年者仍到处奔走,劳民伤财,莫此为甚。因拜年者之多,以致三轮车大敲竹杠,出租汽车更车不停轮,若干汽车行较少之区,乘客均于车行门首立候空车之归来。”“中等排场之家庭,过年费用达一百五十万元左右,虽得三个月年赏,亦告一扫而光。”“新年期间,雨雪载途,小贩失去一贩售花炮糖果之赚钱机会,莫不叫苦。”

  因而,旧时鲜花摊前,交错的情感线总有两条:一条是消费者掏空家底也要置办年货的两头为难,一头是种花者和卖花者“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复杂心情。

  原本,上海花农的花卉生产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颇具气候,还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生产基地——1925年,梅家弄俞家宅3户花农首先建起了近200平方米的6间温室。后来梅陇、漕河泾、龙华、虹桥一带的花农,普遍采用温室种花。到20世纪30年代,仅梅陇地区的温室就有3500平方米,种植的鲜花品种又增加了东洋荷花、洋玫瑰、象牙红、仙客来、外国马兰等,共数十种,上海花店销售的冬季花卉大都由他们供应。在北郊的彭浦赵家花园一带,主要栽培蜡梅、玫瑰、菊花和一两年生露地草花。此外,在嘉定的桃浦、真如、江桥一带,也有一批花农,从事鲜切花生产。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花卉市场被迫迁至静安寺附近的东兴茶园。后因交易量减少,业务萧条而成不了市,花树公所也停止了活动。解放战争后期,鲜切花销量锐减,生产萎缩。

  但就如汪曾祺所说,即便手头拮据的人,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解放后,上海的花卉市场于1957年7月由上海市花木公司接收,当时,全市鲜切花生产主要分布在梅陇、漕河泾、龙华一带。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市只保留了上海花鸟商店一家店面的1/3,其余的花店全部改营其他商品。经营花卉的摊贩也全部改行。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花卉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营销售花卉的花店、摊贩也日益增加。1980年,全市花店有8家。到1990年,全市花店猛增至300多家。在江阴路还出现了一个花卉集市贸易市场,而且一度非常繁荣。

  1996年春节《解放日报》一则新闻显示:是年春节的花卉上市总量将达3000万枝(盆),约百多个品种。除传统的银柳、水仙、兰花、迎春、兔子花外,还有玫瑰、百合、鹤望兰、蝴蝶兰、红掌等。大型的观叶植物南洋杉、散尾葵、巴西木、绿萝、棕竹、龟背竹、榕树等,因极富南国情调或林间野趣,也成了市民的新宠。

  “在江阴路花鸟市场,一株已开花的上好水仙花卖价只有10元左右。一盆结满金黄果实的金橘,开价在50元左右,但一枝1米长的蜡梅开价竟达250元。”相当于普通市民半个月的工资。

  除了市民喜欢的鲜切花,上海栽培的盆花和观叶植物历史也不短,在明清时期就有菊花、海棠、杜鹃、万年青、铁树等品种。上海解放后,每年公共活动场所环境布置、工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庆祝活动,对盆花和观叶植物的需要量甚大,盆花和观叶植物生产得到大力发展。至1990年,全市上市盆花和观叶植物约115万盆,总产值近30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上市盆花的主要品种有菊花、月季、一串红、一品红、矮牵牛、瓜叶菊、仙客来、雏菊、金鱼草、金苞花、橡皮树、一叶兰、悦景山草、棕竹、书带草等。

  为迎接2022年虎年新春,全市共布置花坛花境约17.7万平方米,组合容器约5万组,主题景点120个,单季用花量约933万盆。2023年兔年上海迎春花卉布置,全市各种主题景点、花坛花境、组合容器共使用花卉1000多万盆。经过多年选育,在冬季可以耐受-10的低温的角堇脱颖而出,开始成为上海冬季城市花卉景观布置的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