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7月12日，陈焕镛在香港出生。青少年时期，他随母亲去美国求学。在美国，陈焕镛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外国采集者和研究者探索和利用了200多年。
外国人对中国丰富多样的植物资源赞叹不已，从中国运走了大量珍贵的植物样本。而中国国内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这使得中国科学家在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时，不得不远赴海外寻找资料。
面对这样的困境，陈焕镛心生愿景：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拥有属于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陈焕镛出生入死、不畏艰难。
他一生中发表了11个植物新属、500多个植物新类群和新组合，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广西植物研究所、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植物标本馆之一：华南植物园标本馆（前身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标本馆），为中国的植物学研究和生态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2年7月11日，依托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揭牌成立。这是继北京国家植物园之后，我国设立的第二个国家植物园，也是华南地区首个国家植物园。这对陈焕镛的愿景来说，可作慰藉。
在陈焕镛的心中，植物不仅是自然界的瑰宝，更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将对植物的热爱和对科学的追求，转化为无畏的探索和无私的奉献。
1919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陈焕镛从美国归来，携带简单的采集用具只身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本。作为最早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陈焕镛面临着恶劣的采集环境。
当时的海南岛还是“瘴疠之地”，条件异常艰苦。在海南中部的五指山，陈焕镛先是被毒蜂蜇伤，左手肿得像拳套一样，随后还染上一种奇怪的热带间歇高热病，高烧至40°C以上，病情凶险，被人用担架抬出来，差点命丧海南。
尽管身体虚弱，陈焕镛依然不忘携带已经采集好的标本，并将其存放于上海招商局码头。不幸的是，这些辛苦采集的标本被一场突发大火烧毁。
但他并未气馁。1922年，他与同仁们组织湖北西部植物调查队，采得了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次略具规模的调查队。然而，这些标本再次遭遇火灾而损毁。
连续遭遇打击的陈焕镛于1927年再一次踏上采集的征程，足迹遍布粤北、广州、鼎湖山、香港、广西、贵州等地。同时，他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通过标本交换，为国内植物学研究引入了3万多份国外标本。
在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中，珍藏着超过115万份植物标本，这些标本不仅数量庞大，更涵盖了48700多个物种，其中近8000份模式标本在植物学研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标本的保存与分类，都离不开陈焕镛的卓越贡献。
标本馆高级工程师曾飞燕表示，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中的所有标本，至今仍按照陈焕镛当年建立的系统进行分类保存。这一系统不仅方便实用，严谨科学，而且为数据的长期保存和标本室的数据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正是在陈焕镛等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植物标本馆，终于彻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
陈焕镛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植物学家之一。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中，保存着他与匡可任教授于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
银杉的发现和定名，曾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学术界曾普遍认为，这种植物因冰川时期的到来而灭绝。然而，银杉在中国广西的发现和最终定名发表，证明了这一中国特有珍稀物种依然存在。
对于植物学家而言，有一种特别而浪漫的致敬方式——将一种植物以某人的名字命名，让其名与自然同存，这是对个人贡献的最高赞誉和独特纪念。所以，当你发现一株植物的名字里含有“陈焕镛”，也就不需要意外了。
因为以陈焕镛名字命名的植物新属有4个（如木兰科焕镛木属），植物新种更是多达44个（如陈氏耳蕨、焕镛螺序草），其中有11个新种命名是在他逝世后的50多年里陆续出现的。
除了国内的植物学家，还有一些来自美国、芬兰、日本等国外植物学家的命名，陈焕镛在国内外科学家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地位，可见一斑。
时间的车轮从未停止，但有些人的名字值得被不断提起，例如陈焕镛，他的名字不仅在科学界流传，更在自然界中找到了永恒的印记。他的贡献和成就，就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植物一样，生长在科学的土壤之中，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