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组织召开植物分类学学术座谈会，与会学者合影（局部）。前排右3为王文采，站立者右3至右8分别是刘慎谔、方文培、吴征镒、王振华、匡可任、胡先骕。作者供图
王文采（19262022），山东掖县（今莱州）人。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留校任教，1950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今植物研究所）。从事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科植物的分类学研究，发现20个新属，540个新种。曾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主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等。著有《王文采院士论文集》。
王文采是一位思想敏锐而勤于治学的纯粹学者。他一生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是毛茛科、紫草科、苦苣苔科、荨麻科、葡萄科、牻牛儿苗科专家，发现20个新属、540个新种，同时注重植物地理分布研究，发现了一些植物迁移路线和分布中心。
王文采一生获奖无数，尤为重要者有两项：一因主持编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二因参与编撰《中国植物志》，作为十位代表之一，获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3年，王文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国家最高学术称号。
“如斯绩业岂易得，宁辞皓首经为穷。”王文采的成就乃一生心血浇铸而成，在中国植物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一节。
1926年，王文采生于山东济南。他4岁时，父亲离世，随寡母生活。他的母亲如同中国许多传统母亲一样，守寡将儿子抚养成人，希望他有出息，故管教甚严。王文采自言：“（我）从幼年起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管教相当严，做事都要她同意。不敢违背。母亲常说要好好读书，将来读好书好给她争气。我听她的话，用心读书。”
王文采小学四年级时，母亲带着他来到北平，在厂桥五福里租了三间房住下。王文采也就在厂桥小学读书。到北平后，王文采游览了北海、景山，逛了离家不远的护国寺庙会，眼界大开，自幼孤僻的心境大有改善。他读中学时，北平已沦陷于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开展殖民教育，学校安排学日文的时间比较多，多数同学不愿学，王文采也没有好好学。他对侵略者很是憎恨。
读初中时，随着年龄增长，王文采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痛楚，对前途甚为迷茫，转而对绘画和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学画、学琴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参加花鸟画家钟质夫在平安里附近开办的“雪庐画社”，跟金哲公学了一个月的山水画，其后又追随另一位山水画家王心竟学习两年，达到一定造诣。王文采学琴本有天赋，幼年时母亲为他买了京胡和月琴，他自己学着拉弹，能奏出曲目来，后跟随一位广东老师学习，演奏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王文采中学就读于北京著名的第四中学。虽然痴迷学画、学琴，花费了很多时间，耽误了功课，但他看到老师们当时的生活状况，知道以此谋生不易，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未曾想过以此为职业。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王文采将入高三，而家庭经济出现问题，母亲遂托朋友为他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但王文采对与钱财有关的工作感到害怕，他父亲的离世就是因为钱财而为人所害，这给他留下难以抹去的痛楚。他恳求母亲，让自己再读一年，争取考入北师大，因为在师大读书用钱不多，伙食等都有津贴，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这样，在高中最后一年，王文采重新用心于功课，最终实现愿望，走上了与自己性格相适宜的人生道路。
抗战胜利后，王文采入读北师大，学校聘得许多从各地回到北平的学者任教。王文采所在之生物系，先后执教的著名教授有武兆发、石子兴、齐雅堂、张春霖、张景钺、张宗炳、罗士苇、郭毓彬、金树章、林镕等，许多学者是中国某些学科的始创者。既蒙亲炙，王文采扩大了学术视野，也于无形之中训练了科学精神，这对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大四时，林镕带领全班学生到郊外实习，给王文采留下深刻印象，更激起他对植物分类学的兴趣。在野外遇到开花的紫花地丁、蒲公英等植物，林镕随手采起，讲这个植物所属的科属，特征是什么，花的构造怎么样，从蒲公英花的构造，讲到菊科一个大群的特征。王文采很佩服林镕什么植物都认识，他自己也采了很多植物的花，看到花的构造多样，引发兴趣。后来，他还到过天坛，那时候那里的野生植物还算丰富，有直立的萝藦科的白前，花是深紫色的；有夹竹桃科的纤维植物罗布麻暑假的时候，林镕又带全班学生到香山，这更引起王文采的兴趣。四年大学时光，王文采愉快地完成了学业，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
现代植物学在中国之创建，以1916年钱崇澍发表第一篇关于毛茛科分类学的论文为起点。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分类学是植物学的重要学科，其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蕴藏的植物种类极为丰富。为探明这些植物，中国植物学开拓者先后在南北各地设立多所生物研究机构，均以从事植物调查采集和分类学研究为主旨，主要任务是编撰各地乃至全国植物志。
1922年，秉志、胡先骕在南京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分类学家有钱崇澍、方文培、郑万钧、裴鉴等；1928年，秉志、胡先骕又在北平设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又设立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分类学家有唐进、汪发缵、秦仁昌、俞德浚、陈封怀等；1929年，陈焕镛在广州创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分类学家有蒋英、侯宽昭等；1929年，刘慎谔在北平创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随后创立西北植物调查所，分类学家有林镕、孔宪武、钟补求、匡可任等。诸多研究机构之外，十余所大学的生物系也有植物学研究者。虽有如此众多的研究者、二十余年的研究积累，但因战乱影响，也因学科内容繁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植物志》编写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此后，中国科学院成立，重组研究机构，将此前主要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以钱崇澍为所长，吴征镒为副所长，主要任务是延续过去的工作，完成《中国植物志》编写。王文采即在此时入植物所，开始从事分类学研究。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成立之前，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授课，从其助教王富全处获悉王文采对分类学有心得，故请王文采编辑《植物图谱》。2000年，笔者为了解胡先骕而采访王文采，他讲述这段往事时，没有掩住眼中渐渐涌出的泪水。2008年，再谈此事，依然如是。他还进一步说：“胡老不考查考查我，太相信我这位师兄的话，就让我编《植物图谱》。我觉得胡老相当天真，在待人方面则很热情。”其后，王文采在师大与人相处不悦，且有人反对其编撰《植物图谱》，胡先骕获悉这些情况后，就介绍王文采到植物所来工作。对此，笔者并不认为胡先骕是天真，王文采其后在植物分类学中的建树，恰恰说明胡先骕有识人眼力。静生生物调查所在20世纪30年代派出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赴云南采集植物，三位均为胡先骕所选，当时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都在云南做了三年采集工作。其时条件异常艰苦，无人中途逃脱，个个坚持下来，且取得良好成绩。仅此足以说明胡先骕早已具有选拔人才的眼光，倘若无此，也不足以获得学界泰斗之地位。
1950年3月初，柳树刚露新绿，王文采接到调入植物分类所的通知，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当时有些手续还没有办理，卷起铺盖就走了。成立分类所是为了编撰《中国植物志》，但正式开编的条件尚不成熟，副所长吴征镒便决定先集体编写《河北植物志》，为此派王文采赴河北各地采集标本。后来，这项集体工作因故未能进行下去，王文采却因此而开启了他大力采集标本的阶段。1953年赴广西、1954年赴江西、1956年赴云南、1958年再赴云南、1962年赴四川，有些年份长期在外，甚为艰苦。1958年，王文采在云南西双版纳勐腊染上恶性疟疾，连续高烧不退，只好返回昆明治疗。时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所长吴征镒、副所长蔡希陶对王文采之病甚为重视，经蔡希陶联系，王文采住进昆华医院，但病势越发严重，吃药无效，四肢已无血色。在此危急时刻，吴征镒、蔡希陶都非常着急，于是便请武素功等四名青年，每人献血400毫升，共1600毫升。这些血液一点一滴输入王文采体中，他的体温才逐渐下降。1959年2月王文采出院，但是双腿走路还有困难，在昆明植物所休养了一个多月，3月下旬才返回北京。王文采在野外采集时获得不少新种，经研究，也发表不少，此不细列。
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在1953年已发展为植物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易名为植物研究所，但植物分类学仍是主要学科。经过八年筹备，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正式着手编撰《中国植物志》，成立编辑委员会，钱崇澍、陈焕镛为主编。此时，王文采尚年轻，主要是协助老先生工作，如协助秦仁昌编辑蕨类，协助唐进、汪发缵编辑莎草科，协助郑万钧编辑裸子植物，协助裴鉴、陈封怀编撰毛茛科。其时，王文采也因资历不够，不能招收研究生，但老先生所招研究生往往难以保证时时亲自指导，即请他帮忙，如胡先骕招收的王蜀秀、钱崇澍招收的陈家瑞，都曾跟随王文采，他也被尊为“小先生”。
用功勤勉的王文采很快成长起来。老先生未能完成的一些科属研究，交付给王文采独立承担。他先是主持毛茛科编纂，其后还主持紫草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编纂。毛茛科是裴鉴、陈封怀所交付，紫草科为胡先骕所嘱咐，荨麻科是钱崇澍所交付，均在他手中得以完成。整个《中国植物志》80卷126分册，参与编写人员达300余人，于2004年才最终完成，此时先前参与的老先生均已谢世。
《中国植物志》编纂之所以如此艰难，首先是因为中国植物种类丰富，标本采集非一时可以穷尽；其次，专科专属研究的专家有限，需要在研究之中培养，此过程也需时日；再次，许多老先生受到政治运动冲击，改革开放后又年老体衰，难以完成宏愿。王文采等植物学家传薪续火，继承老辈事业，身体力行，率领小辈，完成此项大业。
到1965年，《中国植物志》只出版了3卷，各省区市植物志也很少。由于缺乏鉴定植物的工具书，各方面鉴定植物种类甚为困难，只好将标本寄到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请求帮助鉴定。这一年年初，植物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编写体例较为简单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由王文采负责。
《图鉴》选择种类的原则是：分布较广，有经济价值，有学术意义。编写人员据此初步拟出一个包含5000种植物的名录，争取尽快出版。当年4月下旬，编写工作即紧张展开，进行顺利。科学出版社积极支持此书编纂，派出编辑曾建飞到分类室进行编辑工作。到1966年5月，此书已完成1册半的稿子。“文革”开始后，编写工作一度中止。1969年，有关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中草药运动，发掘植物药用价值成为一项新任务，这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纂带来转机。若不懂植物分类学，为发现新药而把每一种植物都拿去化验分析，费时费力，而且功效不大。有了分类学知识，则可以举一反三。如果某一种植物有药用价值，其相同类群中的植物也可能有药用价值，这样就容易找到好药。中草药得到重视，分类学也受到重视。后来有人说，中草药救了植物分类学。
《图鉴》前两册于1972年出版，第三册1974年出版，第四册1975年出版，第五册1976年出版，补编第一册1982年出版，补编第二册1983年出版。全书收录中国高等植物约15000种，其中9082种配有墨线图，可谓世界上最大的图鉴类著作。该书是一部以图为主、配有简要文字说明的工具书，可以供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林、牧、副、医药等部门人员及植物学教员在生产实际和教学中鉴定植物种类之用，凭借此书还可大致了解各种植物的经济用途或药用价值等。《图鉴》由王文采主编，全国130位专家合作完成，为更大规模的《中国植物志》编写提供了范例。
改革开放前，王文采只是“小先生”，协助老先生带学生。他自己成为导师，招收研究生，则是在1980年前后。
其时，福建省建宁县农机厂有一位青年工人李振宇对植物有特殊兴趣，以《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为工具书，收集和识别植物，后又订阅《植物分类学报》，遇有问题，便致函有关专家请教。1977年，李振宇将一份毛茛科人字果属标本寄给王文采，请求鉴定。王文采回忆说：“毛茛科人字果属，中国有七八种，日本也有七八种，有五个花瓣，开白花，花托和桃花、梅花一样。李振宇所采标本没有花，但他能鉴定到人字果属，寄这些标本来，让我鉴定种名。这让我感到他的植物分类修养已经相当不错了，没花、没果还能够鉴定出科来，已经不简单了。况且他中学毕业，没学过植物分类学呀！”经王文采介绍，当年10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致函建宁县农机厂，提出可否请李振宇帮助采集建宁植物标本。该厂对此予以支持，10月底，李振宇“寄来100号标本及6元邮资报销单据”。此后，他继续上山采集，并寄往北京。李振宇鉴定植物之能力及办事之诚恳，均令王文采称赞。其时，国家号召发现人才，鼓励自学成才，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王文采认为李振宇是特殊人才，愿吸纳他为自己的硕士研究生。经逐级上报，中国科学院同意予以培养。1978年2月，研究室派人赴福建建宁，获悉各方对李振宇评价甚好，遂决定将其调往植物所工作。王文采说，李振宇机遇非常之好。诚如斯言，但李振宇最重要的机遇是遇见王文采。王文采提拔李振宇，如同当年胡先骕提拔王文采一样。学术传承不仅是学术本身之传承，还有发现学人方式之传承。
李振宇在植物分类学上虽有特长，但其他专业知识还有限，当先补习大学课程。查《王文采日记》，1978年4月4日，“为李振宇学习事，给贺士元同志写信”。贺士元当时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大概其处为难，王文采又转向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4月10日，时任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秦祝洵“已答应李振宇听课”，“并要我帮他们讲分类课”。为了培养李振宇，王文采答应义务在北京师范学院兼课。王文采还在北京为李振宇找好宿舍并办理其他手续，而调动又生枝节，为此，他只好给院领导写信反映情况。9月2日，中国科学院终于向建宁发出调动公函。9月28日，李振宇来到北京，随即办理相关手续，10月5日开始随王文采到北京师院上课。王文采对待自己的事，哪怕是子女求学就业，也是随遇而安，不愿找人求人。为李振宇，他可谓尽心竭力。何以如此？纯是为了中国植物分类学事业薪火相传。与此同时入王文采之门的还有傅德志、李良千，他们后来在植物分类学领域也取得卓越成就。
李振宇调入植物研究所后，被当作自学成才的典型，也被媒体所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曾刊载其事迹。李振宇在北京师院听完课后，王文采编写的《中国植物志》之苦苣苔科已近完成，即在其中找一小属半蒴苣苔属作为李振宇的硕士论文题目。李振宇以两年多时间完成，王文采认为做得不错，遂让李振宇参加编写《中国植物志》半蒴苣苔属。1984年李振宇获得硕士学位，即被聘为助理研究员，不久晋升为副研究员，后又赶上中国科学院破格提拔人才，晋升为研究员。王文采说，那时植物所所长也没和我商量，一下子提李振宇为研究员，我当时觉得太快了，李振宇的机遇太好了。王文采对此没有欣慰之感，认为李振宇的职称未按部就班提升，不利于其学术平稳发展。
王文采早年深入云南、广西、江西、河北等地采得大量植物标本，仅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就藏有其所采标本7000余份；他还长年累月在植物所标本馆研究、鉴定标本，该馆经其鉴定的标本有3.5万份。1993年，王文采已办理离休手续，但对分类学依旧保持浓厚兴趣，每周用两天时间到植物所标本馆看标本。国外藏有许多中国植物标本，其中模式标本甚多。离休前，王文采没有寻得出国访学的机会，此时其女在瑞典，为之联系，开始办理相关手续。是年3月某个星期一，植物所召集研究人员开会，讨论推荐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决定推举王文采为院士候选人之一。第二天是星期二，王文采到所上班，一到办公室，同事洪德元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并热心填写推荐书。王文采对出国访学向往已久，对参选院士之事未曾留意，听到此消息，当即皱起眉头，以为将要耽误不少做研究的时间。洪德元便劝他千万不要推让，因为这不仅是个人荣誉，也是研究所的荣誉。到了11月份，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王文采顺利当选。因此，王文采从离休干部又变回在职人员。2006年，年至八旬的王文采成为资深院士。
自195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山龙眼属和假山龙眼属的初步研究》，至2021年刊出最后一篇文章《中国银莲花属新分类》，王文采在66年中单独署名发表论文256篇，后结集出版《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三册。年过八旬以后，他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全球，对中国楼梯草属、唐松草属、银莲花属等系统予以修订，先后出版三部专著。
如今王文采已离开人世，但其学术业绩、科学精神、行谊风范等，均当垂范于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