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果：在我报警后，警察调取了道路监控，配合我所拍摄的视频，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了性骚扰男。此人没有假装不记得，直接认了，然后在警察的教育下，我的要求下，他在电话里跟我了个道歉，
然后？没有然后了。他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的背后，是我跑了两个警察局，跟五六个不同的警察陈述情况，至今路过那个十字路口都心有不甘的不对等付出。
他能把这个“教训”记多久，我不知道，但如果之后又遇到这种变态，我仍然会报警，仍然会一遍遍跟警方和性骚扰犯重申：没有肢体接触，也是性骚扰。
他不是那天晚上第一个让我不爽的男的。当时我刚运动完，走在回家路上。主干道很宽敞，两侧有人行道，虽然灯光昏暗，但路边多的是摆摊的商贩，我并没有很不安。享受着夏日晚风，我心情很轻松。然而这时有两个男的把电动车骑上了人行道，在我身后时拿灯闪我，超过我时坐后座的男的回头看我，冲我笑。一下子破坏了我的心情。
我想说我没在怕的，但实际上我为了不跟他们在前面那个路口偶遇，特意等了两次红灯变绿，才慢吞吞地走到路口。然后此时又有个赤裸上身的男人骑电动路过我，冲我怪叫。我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地冲他大喊“你有病吗”。
他毫不心虚，停住了电动车，坐在车上用方言对我破口大骂，仿佛我剥夺了他向陌生女孩“打招呼”的天然特权。他袒胸露乳、面部狰狞，污言秽语的同时不停拿手指我，似乎下一秒就会从车篓里掏出刀，扔下车子过来捅我几刀。我看着他，一边想象自己登上社会新闻的场景，一边举起手机开始录视频。
手机这时就像是我的防身工具，我把镜头对着他，一直录。等他走了，我站在路口开始打110。打了三个都没打通，我边往前走边继续拨号。
我不敢走在人行道上，路灯不够亮。我走在非机动车道打110，每一辆路过我的电动车都让我心惊。我忍不住一直回头看——我不怕被车撞，我怕后面有男人。第四次，电话通了。
我跟警察交涉，讲事发地点，讲具体情况，讲我的诉求。然后回到家等警察再联系我。十一点多的时候就有警察给我打电话了，要跟我当面聊。我在小区附近跟他们再次陈述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并且向他们出示了视频、照片，希望他们可以根据监控、电动车车牌号，找到这个人。
我知道找到这个人的难度很大，很可能不会有结果，但我仍然跟警方强调：我需要他跟我道歉，我希望他知道在街上冲陌生女性胡乱喊叫也是性骚扰，他的行为不会毫无代价，他不能这样对女性。
从报警到警察出警，整个过程我都很平静。这种事我遇到过太多次，我平静地愤怒。我有充分的理论知识和基础的法律素养，不仅不会在受侮辱时沉默，还会让任何一个在现实中冒犯我的人付出代价。
但对性别暴力“习以为常”并不会消除我心中全部的恐惧，我只是更会应对和处理了。而且我并不止今天害怕。我每天都因为自己是女的，而在酒店餐厅、山林郊野、大马路上，或私人或公共的空间里感到不安。
好在跟警察的沟通很顺畅，我非常有条理，对方也有一定的性别意识，与之交谈并没有给我带来二次伤害，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当那个较为年长的男警察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安抚自己的情绪，疗愈内心的恐惧和这种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创伤时，我还是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结束前我跟两位警察说：这么晚出警辛苦了，我知道这件事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但我必须要个结果。“报警”就是我给自己的疗愈，这是我的反击，也是我的尊严。谢谢你们来，明天我会去警局看进展，辛苦了。
回到家已经凌晨了，我梳理了经过，在朋友圈里讲了我被性骚扰的事情。出乎我意料地，好几个从未有过交流的陌生姐妹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有素不相识的纹身师、两个我之前加了好友但早就忘在脑后的代购（我都不知道她们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在剧院认识却没聊过天的同好、仅仅是点赞之交的小学、高中的同学……我们并不熟悉，却在这条关于“性骚扰”的朋友圈下依偎在一起。
她们称赞我的勇敢，肯定我的做法，与我倾诉自己曾经被性骚扰的经历。其中有姐妹私聊我说，看到我果断报警了，她感觉自己当初因选择忍耐而倍感羞耻的创伤也被安抚了，谢谢我愿意分享这份经历。
除了近处的她们，在这两天我奔波于警局，重复跟警察强调“不是必须有肢体接触才能判定为性骚扰”，跟进事情进度，要求性骚扰男给我道歉并且保证他以后不会再这么对别的女性时，我总是能想到很多遥远的姐妹。
我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书：想到实名讲述“斯坦福性侵案”全过程的受害者香奈儿·米勒在《知晓我姓名》中如何为自己争取正义，又是如何在结构性的不公中反复受创；想到在《饥饿》一书中把自己的身体比作“犯罪现场”的罗克珊·盖伊，是如何绝望到企图通过吃胖来藏匿和保护曾经那个遭受性暴力的小女孩；想到14岁时被年长她30多岁的法国男作家引诱、控制的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如何在长大以后揭露这个“伟大的男作家”的暴行，通过《同意》这本回忆录夺回自己的人生解释权……
越是听和看“女性”，越是说和做“女性”，我越是确信女在“客观世界”的另一个维度中，我们有共通的感受与遭遇。哪个女性不曾遭受性暴力？正是相似的命运，让我们成为姐妹。
尤其当我从警察局回家，停在我遇到暴力威胁与骚扰的这个十字路口，再次等待红绿灯时，我不由得想到伊藤诗织在《裸泳》里写她不得不下榻与记忆中那间噩梦不断的酒店套房装潢相似的酒店房间时的情景。
我和她的感受，在此刻或许有千万分之一的相同，我从心底里敬佩诗织：她是多么勇敢啊。女人是多么勇敢啊。有她们为伴，我没什么可畏怯的。
远方的呼声和近处的哭声交织在一起，让我的身体变成一处小小的窗口。我品尝着自己面对暴力威胁时的恐惧、捍卫自己权利时的犹疑、跟警方交涉时的焦虑、成日昏睡和梦魇时的痛苦、路过事发地时的踟蹰、从姐妹那里得到的力量、回到家反锁三次门的不安……以此，跟姐妹们靠得更近。
我现在甚至觉得自己这次的遭遇不完全是坏事。在经历过一点伤痛后，我因祸得福，愈发能想象勇敢的女性们正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她们的行动背后是多么强大的意志力与宏愿在支撑。
我知道那是多么的痛与难了，所以当再遇到向我寻求支持和安慰的姐妹时，我会做得更好。我会把姐妹们抱得更紧。
最后一次从警局出来时，我拿着出警证明，给自己买了束花，然后沿着江边一直走：深蓝色的透明天空，花草树木的清香，虫鸣伴着摊贩叫卖的声音，谁也没资格剥夺我夜晚散步的权利。
我不接受任何恐吓和威胁。我是受害者，是幸存者，我没有错，我不会做出改变。该改变的不是我。即使我承认我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多重痛苦：
一是作为性暴力受害者的痛苦，掺杂着深深的无力；二是被公共空间排除在外的“非公民”的痛苦，任何受害者有罪论都让我暴跳如雷；三是反复从对性犯罪的结构性包容中获悉性犯罪成本之低的痛苦，施暴者要比受害者好过太多……但我努力乐观。
我想无论如何，至少这个被迫从“方言”改成“普通话”跟我道歉的男的，以后在向陌生女性“打招呼”前会想一想后果。而我，这一次、下一次、下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渣滓败类都不会忍耐。
只要遇到性骚扰就果断报警的“受害者”越来越多，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这么做不会毫无代价。女的，不好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