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然男，2005年入学，2008年转入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博士专业方向为整合生物学。
●薛逸凡女，2010年入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目前博士已毕业。
●安永睿男，2012年入学，今年毕业，即将进入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博连读，专业方向为第四纪地质学。
“所有人都觉得学古生物学的人应该喜欢恐龙”，北京大学古生物学专业重开后的第一届学生张博然说，就算是拍照，他也被摄影师要求拿着恐龙玩具拍一张。师弟安永睿说：“我不是那么喜欢恐龙。”安永睿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是浮游有孔虫——— 一种古老的原生动物，2亿多年前就已生活于大海之中。
由于还没有师弟师妹选古生物学为自己的本科专业，目前大四的安永睿是北大三万余名学生中的古生物学“独苗”。一旦他毕业，意味着已是“六代单传”的北大古生物学，将出现至少两年的生源断层。
张博然、安永睿和薛逸凡，都在或曾在北大古生物学就读。因为薛逸凡的一张特别的毕业照，原本默默无闻的他们渐渐被外界知晓。一届只有一个学生，也让古生物学专业多了几分高冷和神秘。
“鄙领域(演化生物学)最牛的奖叫做Wallace奖，于物种起源诞生50周年的时候首发，之后每50年发一次。”2011年，果壳网一则关于诺贝尔奖的讨论帖中，张博然留下一句自嘲式的回复。
那时张博然已从北大古生物学专业毕业，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他完全想不到，3年后，他在北大读本科时的小众专业，会以一种颇为无厘头的方式一夕爆红。
2014年6月，比张博然低两级的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学生薛逸凡，在人人网上传了一张在北大图书馆前的独照。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她与大多数毕业生并无二致，引人注目的是她头顶的一行红字“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合影”。
明明是一个人，却是合影？这张照片迅速点燃大众兴趣：古生物学是啥专业？竟然只有一个学生？
“这是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的交叉学科”，北大元培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沙丽曼介绍，北大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古生物学专业，中途因故取消，2007年在元培学院复建，张博然是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
张博然是2005年山东理科高考状元，当年北大元培招入的8名理科状元之一。北大元培学院的特殊之处在于，学生可以在校内自由选课，大二再定专业。
进北大对来自高考大省、高中期间只为高考学习的张博然来说，知识之门一下敞开了许多。他“乱学”了很多课程：从哲学系的《哲学导论》、社会学系的《外国社会学》，到数学系的《高等代数》、生物系的《生物化学》。
而促使他选择古生物学专业的课叫《演化生态与行为》，属于演化生物学课程，是北大与美国耶鲁大学的合作项目。
“哇，好好玩，想做这个东西”，回忆起当年这个课程的课堂案例，张博然不自觉抬高眉毛。“为什么有些病原体的毒性很强，有些却很弱？为什么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个头这么小？”比起一般生物学课程所注重的描述“是什么”，张博然更希望知道“为什么”。演化生物学让他看到了解释这些现象的可能性，但当时北大没有开设演化生物学专业，他就挑了最相近的专业古生物学。
从张博然到薛逸凡，加上在薛逸凡之后毕业的安永睿等两届师弟，古生物学专业在北大已是“六代单传”。元培学院本身不为古生物学开课，大部分专业课程设在生科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所以薛逸凡和师兄师弟们，并非永远只在一个人的课堂上课，但他们仍需要适应或多或少的孤独感。
薛逸凡说，尤其是跨年级选课时，其他专业学生通常按班级上课，见到她是生面孔，往往主动隔开一个座位。有时，一百多号人的教室，可能只有她旁边的座位空着。“有时从早上出门上课到晚上回去，一整天都说不了一句话，因为大家不认识你，不会跟你说话”。
后来，有了小班课程和野外考察，薛逸凡才与不少其他专业同学相熟起来。她毕业时，还是有点儿不甘心。于是，当年那张一个人的毕业照，她自己做了后期，PS了那行字，因为想着“他们毕业可以摆桃心，我也玩点花样”。
和北大相比，15岁的元培学院年轻得很。在薛逸凡一个人的毕业照爆红之前，即使是在元培内部，古生物学也鲜有人知。爆红之后，更多人好奇，他们为啥要选这么冷门的专业？
张博然从来都不觉得古生物学是冷门专业。在美国读博期间，他曾跟同学一起在实验室里丢蚂蚁，观察蚂蚁下落过程中的运动方式。后来他还见过一位研究课题是“蚊子会不会被雨点砸死”的学者。
“这些研究中间其实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扯得非常远，但也非常好玩儿”，说这话的张博然大笑。
与张博然不同，薛逸凡很早就笃定自己喜欢古生物学，也知道北大是唯一给本科生开设古生物学专业的高校。高中时，她参加全国生物竞赛，为了拿到金牌(也是保送北大的通行证)，每天6点多起床做实验，晚上熬夜咬牙做研究生的题。
“开始报本科志愿、选专业时，我才发现，别人想得多一些，会看专业的出路、工作、收入和可适用性。我没太多想，既然能选，就选自己喜欢的”，薛逸凡说。
作为北大古生物学专业复建后的第一届学生，当年张博然的确遇到过麻烦。生科院与地空学院交叉上课，但双方老师都不会考虑到考试时间的冲突。“时间差不多的，只能考完一门再跑去下一个考场”，他回忆。
这一问题在薛逸凡入校时得到改善。排课系统经过修改后，期末考试时间会在选课系统中显示，只要不选择考试时间重叠的课程就好。“我的策略是，只要不冲突的课就赶紧上”，本科前两年，薛逸凡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当当，基本上每学期都达到选课上限。
张博然承认，未必每个人都适合元培的自由环境，但他是受益者之一。当年，他的本科课表比起薛逸凡，有过之而无不及。本科毕业时，学分超过毕业最低要求约80分，相当于多修了二十多门课。
“其实大学，特别是在北大，在元培，非常看重你自己的主动性。”离开北大近6年，张博然说他已遗忘很多具体的知识细节。但各种驳杂甚至是奇怪的课程，帮他搭建了整体的知识框架，留下了一些不经意间就派上用场的触发点。
“比如前段时间有消息说微信群成员违法，群主也担责，我写了一篇‘脑洞型’文章，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微信群不是一个群。”张博然说，如果不是大学时上过数学系的高等代数，自己连“群”的概念都没有，又何来以此为基础的分析？在零散的知识点已越来越没有价值的互联网时代，这才是谷歌都搞不定、人们得以深入理解事物本质的依据。
自己的本科专业获得意外关注，他借用钟爱的演化理论来解释。“只有当足够的生物总量上去时，才会允许更大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他说，“同样，教育也好，文化也好，当总量足够大，就能容纳足够好的多样性。”
“他们都挺有主意和个性的。”8年来，北大元培每个年级的学生不少于百人，沙丽曼却对每一任古生物学专业学生都有印象。比如第三任学生刘拓，去年暑假在伊拉克寻访古迹时被扣押，所幸后来平安归来，“他去那边是觉得战争让文明古迹都在消失，如果不看，有生之年这些东西就没了。”
对于安永睿，沙丽曼的评价是：“不讲究吃穿，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爱户外徒步。”
在元培的头三年，安永睿都拿到了“五四奖学金”。沙丽曼说，“五四奖学金”通过综合评定，奖励给年级排名前15%的学生，虽然不是金额最高的奖学金，却是北大学子的最高荣誉。
从贵州省贵阳市考入北大的安永睿，白净文弱，看起来并不像“背包客”。其实他从初中就开始走访贵阳市周边，还自己绘制地形地貌。报出全国许多县市的名字，他能答出它们在所属省份的大致位置。
去年暑假，他背着装备去了距贵阳62公里的乌江六广河段。“六广河是很的一条河。它有七峡，很多很多景。王阳明以前写诗赞美过它。”操纵皮划艇顺着河道漂至猴愁峡，安永睿摇着桨，憧憬遇上峡谷两岸的野猴。这次单独行动由一首诗肇始，以一副眼镜失联于湍流中结束。
在安永睿的毕业论文导师、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周力平看来，安永睿对大自然的热爱难能可贵，“他对古生物学专业很热爱，愿意回到实验室，动手去做研究，而不是想着当官挣钱，这样的孩子其实挺少的。”
这几乎是古生物学专业学生的共同特征：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并愿意为此付出旁人看来近乎痴狂的努力。
比如，张博然会告诉你，旅行时到底应该怎样看野生动物。谈起2012年11月到访南极的经历，他仍能像相声里报菜名表演般，一口气列举出好几种企鹅：帽带企鹅、长冠企鹅、巴布亚企鹅、阿德利企鹅。“南极的动物种类不是很多，如果只看种类，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实际上要看动物做了什么。”在他细节丰富的讲述中，遥远的南极，变得极有画面感。
即使是热爱的事物，深入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地质学最基本的岩石磨片，我始终都看不好”，张博然说，直到从古生物学专业毕业，这都是他的弱项。
薛逸凡更是直言，有一段时间“脑子比较乱”。本科时在生科和地空学院同时上课，两边都有大量琐碎的知识，又都需要建立完整的逻辑体系。“你研究板块构造，一下跨了几千公里不止。你研究古生物学，一下就飞出去几千万年、几亿年。”最后，她索性硬着接受两边的冲突，不再过多纠结。
从张博然到薛逸凡，再到安永睿，本科四年，他们独自行进，独自遇阻，却也最终训练有素。
“又要花上5年青春啦”，谈起未来，即将本科毕业的安永睿感叹。他已被保送至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博连读，专业方向是第四纪地质学，师从周力平。他说，以后还是想走学术研究的路。
做科研，是北大古生物学专业迄今6位学生的主要选择。据了解，第二任学生刘乐，将成为古生物学方向的老师。第三任学生刘拓，目前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在读博士生。
薛逸凡告别古生物学后，选择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学读博。在她看来，在北大学了古生物学，圆了儿时对古生物的喜爱，已算得上圆满。
他们的大师兄张博然，现在是泛科技兴趣社区果壳网的科学作者。他更为粉丝熟悉的是网名“Ent”。这个名字既代表《魔戒》里的生物“树人”，又是德文“演化”一词的开头。在果壳网，他以每周2-3篇的速度，发布了132篇科普作品，有粉丝2.4万名。
没做科研，让张博然有些许内疚，但他更想把手头的事坚持下去。8年前，他写下的第一篇科普小文——— 由课堂上探讨埃博拉和流感病毒的区别而生发的文章———仿佛一株麦穗，如今，他面前的是整片麦田。
张博然说，很多科学问题的背后，牵涉着复杂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就像转基因产品或是PX项目，单纯强调科学理性，无助于消解公众焦虑和恐慌。“你不能只是理性拿来，啪叽一下砸在公众脸上。”他想为公众讲述关于生命的“大故事”，并尝试为科学赋予抒情性。“没有道理说科学一定是冷冰冰的。我们之所以研究一个对象，就是因为我们在乎它。”
日常的一切都能成为他的灵感。他甚至受塑料恐龙玩具的启发，为恐龙写了一首诗：恐龙的一小部分变成石油/石油的一小部分炼成塑料/塑料的一小部分做成恐龙/来自恐龙/终将归于恐龙。
“虽然没有做科研，但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的学习建立了我的世界观”，张博然搓了搓手，“我在尝试把这种世界观完整地表达出来，如果做到了，也算是对得起我的老师吧。”
今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主办的全球科学新闻网EurekA lert！公布了2016年国际科学记者奖学金的4位获得者，张博然位列其中。
开始报本科志愿、选专业时，我才发现，别人想得多一些，会看专业的出路、工作、收入和可适用性。我没太多想，既然能选，就选自己喜欢的。
他对古生物学专业很热爱，愿意回到实验室，动手去做研究，而不是想着当官挣钱，这样的孩子其实挺少的。
虽然没有做科研，但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的学习建立了我的世界观。我在尝试把这种世界观完整地表达出来，如果做到了，也算是对得起我的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