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的东北，白天最高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0℃以上。吉林省鸿翔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种业）科研测试总监许世海带我来到位于公主岭近郊的一块玉米田参观，一个多星期前刚出土的幼苗已经长到了10厘米高，绿油油的叶片随风摇摆，煞是好看。
“这可不是一般的玉米，而是转基因杂交玉米。”许世海对我说，“这也不是科研用的试验田，而是真正的大田，种出来的玉米是要卖给中粮的。”
据许世海介绍，鸿翔种业是一家私营企业，在中国杂交玉米种业公司当中排名第四，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隆平高科、山东登海和中国种子集团，全都是大型国企和央企。鸿翔种业研发的杂交玉米在吉林省的占比约为20%，而眼前这块地上种的是鸿翔种业研发的“优迪919HZ”，其父本来源于著名的美国杂交玉米品种“先玉335”，母本则来自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瑞丰125”，后者转入了两个来源于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抗虫基因Cry1Ab和Cry2Ab，能够让玉米植株源源不断地生产Bt抗虫蛋白，高效地杀死黏虫、玉米螟、棉铃虫和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害虫。
“公主岭是玉米害虫的重灾区，尤其是玉米螟特别厉害。”许世海对我说，“还有一种棉铃虫也很可怕，每当遇到旱灾时，棉铃虫就会大爆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
在转基因技术应用之前，农民们只能依靠农药来防治农业害虫，不但成本高，对环境危害大，而且很容易让害虫产生抗药性。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虫害监测与控制创新团队所提供的数据，中国近10年来由于农业病虫害所导致的粮食损失在2200亿斤以上，约占粮食总产量的15.0%～22.6%。
“之前我们会用杜邦公司生产的康宽有机杀虫剂来防治害虫，每次每公顷需要120～130元的药费，外加每小时80元的人工费用。”许世海对我说，“去年我们试种了转基因玉米之后，抗虫效果非常好，再也不需要打农药了，算下来平均可以节省10%的成本，差不多相当于每亩地多赚100元。”
除了抗虫之外，抗除草剂（草甘膦）也是目前使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转基因性状。“瑞丰125”也转入了抗除草剂的基因，但因为没能通过国家规定的4倍除草剂抗性试验，尚未获得抗除草剂的相关证书。但是，根据瑞丰125的研制者、浙江大学教授沈志成介绍，一般情况下抗两倍除草剂就够用了。事实上，鸿翔种业的转基因试验田里已经试用过草甘膦了，效果很不错。
“以前我们都是在出苗前先打一遍封闭药，也就是把莠去津、乙草胺和2,4-D丁酯这三种除草剂混在一起，在地表喷洒一层药膜，把这块地封住，不让杂草生长。但封闭药毒性大，对玉米苗有伤害，使用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许世海对我说，“转基因玉米不用打封闭药，只要在出了5～6个叶片时洒一遍草甘膦就行了。草甘膦不伤转基因玉米，却能把杂草的根都烂掉，而且药效能持续很久，这块地以后也不怎么长草了，能帮农民再节省一大笔费用。”
“为了推广我们的转基因新品种，公司决定今年暂不涨价，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个价格。”许世海说，“我们公司还有一款‘翔玉998HZ’也是转基因的，今年卖得也不错。”
统计数据显示，公主岭地区今年推广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达52.82万亩，约占该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的12%，而鸿翔种业的两个转基因品种（“翔玉998HZ”和“优迪919HZ”）今年一共播种20.82万亩，占比近40%。转基因玉米商业化推广的第一年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当地农民此前已经偷种过非法转基因玉米了，对这种新技术并不陌生。
说是新技术，其实转基因农业已有很长的历史了。美国科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研制成功第一代转基因农作物，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种植。中国早在1997年便已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中国的广大棉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抗虫和抗除草剂特性早已非常熟悉。但是，转基因主粮的商业化种植却迟迟未获批准，于是一些人通过非法手段把来自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孟810偷运进中国，将其中的抗虫和抗除草剂基因通过杂交的方式转移到中国本土的种子当中。但因为这是非法种子，种业公司不敢公开卖，各种售后服务都不到位。即便如此，这些农民还是愿意种，因为转基因技术相当于为玉米加了双保险，能够帮助农民们更好地应对逆境。
“如果各种自然条件都完美的话，转基因的优势显不出来，比如有些田块的杂草管理得比较好，不用草甘膦也可以，因此也就不必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了。”许世海对我说，“转基因的优点只有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出来，比如杂草或者虫害控制不住的时候。”
许世海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转基因的特点：这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技术，当常规技术不管用时，就轮到转基因大显身手了。
说到底，转基因就是一种更加精准的育种手段而已，而育种本质上就是把各种优良性状整合到同一个植株中的过程。就拿玉米来说，这种植物一共有10对染色体，包含大约3.2万个基因，农民们所需的各种性状全都包含在这3.2万个基因里。传统的育种方式就是通过不断地杂交，选出最优秀的基因组合，但因为基因组合是随机发生的，要想选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品种非常不容易，因此很多时候农民们种的都是不那么完美的品种，毕竟在顺境的情况下很多独特性状都是用不上的。
更重要的是，有些人类希望的独特性状只存在于玉米之外的物种当中，比如Bt抗虫蛋白就是一例。编码这种蛋白质的基因只存在于细菌当中，要想把这个基因导入玉米基因组，仅靠杂交是做不到的，只能依靠转基因技术才能实现。
美国是最早实现并批准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国家，美国农民很早就尝到了转基因技术的甜头。公开资料显示，在转基因作物尚未商业化应用的1995年，美国的玉米和大豆的平均亩产分别为475公斤和158公斤，2022年美国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均超过了90%，平均亩产也分别达到了725公斤和222公斤，转基因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
中国很早就批准了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但却迟迟未能批准转基因主粮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技术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科学家们不但需要把特定的基因导入玉米基因组，还要确保这个外源基因能够在玉米基因组里正常发挥作用，涉及的分子生物学技巧非常复杂。早年间的进口转基因品种确实要比国产品种质量更好，一旦放开的话，肯定是国外品种更有优势。
但是，中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基础很好，落后得并不多，很快就赶了上来。事实上，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已启动的“863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里就包括转基因技术，90年代启动的“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里也包括很多转基因专项研究。2008年，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更是帮助中国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由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转基因粮食作物早在2009年便获得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国产的转基因主粮品种一直没能获批进行商业化种植，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基因科学家们的积极性。
正在大家以为中国的转基因育种产业没有希望的时候，中国农业农村部于2023年12月25日发布了一则公告，为26家中国企业的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和10个转基因大豆品种颁发了生产经营许可证。这是转基因种子进入市场的最后一道关卡，意味着中国转基因饲用、食用农作物正式迈向商业化时代。
为什么转基因突然被放开了呢？难道是因为这个领域最近又有什么新发现了吗？或者是因为转基因的安全性又获得了新的证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这次批准的这47个转基因品种全都是基于美国20多年前便已证明安全有效的抗虫和抗除草剂这两个性状，从原理上讲可以说是并无新意。
这里边的变化，与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有关系。如果进口粮食出了问题，中国人生活质量肯定要大打折扣。
我们常说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没有把数以亿计的禽畜包括在内，正是它们为中国人提供了宝贵的动物蛋白。据统计，2023年中国肉类总产量达到了9641万吨，比1980年增长了6倍以上。禽蛋和牛奶的产量分别为3563万吨和4197万吨，比1980年分别翻了3倍和32倍。为了喂养这些禽畜，2023年中国进口了1.6亿吨粮食，同比增长11.7%，高居历史第二位。
2023年全球粮食贸易总量约为4.8亿吨，中国占比三分之一，排名全球第一。在这1.6亿吨进口粮食当中，大豆和玉米高居前两位，占比接近80%。按照中国目前的耕作水平，光是每年进口的这一亿吨大豆就需要大约8亿亩耕地，完全依靠自产是不可能的。
但是，美国是中国的主要粮食进口国之一，随着美中关系的变化，中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减少粮食的进口量，这就需要大幅提高耕种水平，增加粮食单产，减少不必要的损耗。要想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寄希望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其中又以转基因最为可靠。要知道，大豆和玉米正是转基因技术应用得最成熟的两种农作物，尤其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三个国家，其大豆和玉米的单产在转基因技术的帮助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统计，目前中国的玉米单位面积产量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半，生产成本却要比美国高出50%左右，大豆的情况更糟。相对低价的玉米和大豆之所以在绕过大半个地球之后还能比国产粮食有价格优势，原因就在这里。
据报道，中国自2021年开始便已启动了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产业化试点工作，两年的实践表明转基因技术不但能够让玉米和大豆平均增产10%左右，还能减少大约10%的种植成本，可谓一箭双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放开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的根本原因，我们等不起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早在10年前便已具备了放开转基因主粮种植的条件。但因为各种反转势力的阻挠，中国农业白白浪费了至少10年的宝贵时间。回过头去看这10年的转基因争议，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了。
首先，转基因本质上是个科学问题，支持转基因最积极的就是科学家群体。他们做了各种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很安全，既不会导致癌症，也不会让人不孕不育，对环境的影响也极其有限。
就拿转基因来说，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转基因是怎么实现的，转基因农作物会有哪些优点、可能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但这些都只是科学事实而已，不是价值判断，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做出自己的选择。比如，有的人习惯了传统的有机种植方法，不喜欢使用除草剂，他们便没必要使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再比如，有的人习惯了自己留种，不喜欢每年都去买新种子，他们同样会选择自己用惯了的传统品种，不种转基因。甚至，有的人就是不喜欢科学家随意修改生物的基因，认为他们是在扮演上帝，这些人同样不会选择转基因。
换句话说，科学只负责研究大自然，没有能力替老百姓做选择。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们应该明白自己的定位，不能光顾着抱怨老百姓缺乏科学素养，而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清楚，帮助老百姓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否则的话，科学家和老百姓之间很容易形成对立，对于解决问题不会带来任何帮助。
其次，转基因就是一项育种技术而已，而任何技术本身都是中立的，其好坏取决于人们使用它的方式。比如弓箭本来是为了打猎而被发明出来的，用弓箭杀人是后来的事情。
比如滴滴涕这种杀虫剂如今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但实际上它的杀虫效果至今无人能敌，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允许在室内使用这种杀虫剂，因为这么做真的能拯救生命。
这就引申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一项新技术的好坏？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最公平，那就是和这项新技术所要替代的老技术作对比。举例来说，滴滴涕虽然对野生动物很不友好，但因为它的杀虫效果比所有其他杀虫剂都要好得多，所以如果能防止其扩散到室外的话，就应该允许老百姓使用。再比如，核电站本身当然存在很多风险，比如核泄漏或者核废料处理困难等等。但如果统计单位发电量的致死率，核电和风电、太阳能属于同一个档次，比火电和水电都要安全得多。核电比同样适合作为基荷电站的火电或者水电更安全。
具体到转基因，这项技术替代的是化学杀虫剂和传统的除草方式，我们必须把两者放到同一个评价体系里加以对比，才能看出谁好谁坏。比如传统的化学杀虫剂对环境肯定是不够友好的，而Bt抗虫蛋白以前一直是作为低毒杀虫剂而被有机农业爱好者所青睐的。转基因只不过是把编码Bt抗虫蛋白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使其源源不断地生产Bt抗虫蛋白而已。这么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抗虫的转基因农作物其实是非常环保的。
比如，关于转基因食品致癌的说法，其科学根据几乎全都来自法国里昂大学教授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于2012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发现喂养转基因玉米的小鼠会得癌，其结果发表在同行评议的《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杂志上。国际反转运动把这篇论文当作证据，要求各国政府停止颁发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许可证。但来自欧洲食品安全局、法国生物技术高等理事会等国际科学组织很快便发表声明，指责这项实验在设计方法上存在致命缺陷，其结论很不可靠。《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也对这篇论文做了撤稿处理，但这并不妨碍大众仍然相信转基因食品会致癌。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塞拉利尼教授从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转基因，他的科研经费也来自同样持反转立场的某环保组织，所以那项实验是典型的结论先行的研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及格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健康的质疑精神，不需要贩卖怀疑的阴谋论。科学的核心就是质疑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防止质疑精神的滥用，这将严重阻碍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