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Museu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秉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宗旨，致力弘扬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贡献社会。文物馆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致力于收藏、保存、研究及展览中国文物如绘画、书法及不同类型的工艺美术，并经常举办不同专题的文物艺术及考古展览。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致力中国文物的收藏、保存、研究和展览，将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人文精神、文化遗产介绍给大学成员及香港公众。文物馆以馆藏机惠借文物精品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及推广交流。
作为大学的教学博物馆，文物馆与艺术系紧密合作，在博物馆学及艺术史学方面，提供实物实习的深度研究，亦与大学其他院系共同开发中国艺术在社会、文化、技术及历史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一九七三年文物馆入藏猛进书屋原藏明清以至近代广东书画千余种，奠定馆藏书画的基础。此后又承各方捐赠，年代由明清上溯宋元。
金石铭刻、碑拓法帖，是建馆以来的蒐集重点，有不少流传有绪的抓孤本、珍本。工艺方面，以中国历代陶瓷器最成体系，至于其他品类如青铜彝器，玉石、雕刻、漆器、珐琅、牙雕、竹刻、文玩、造像等，亦各有精品，文物馆亦有多个可供专题研究的学术文物收藏，包括古代玺印、铭刻文物、善拓碑帖、名家书画、秦汉简牍、宜兴紫砂、外销陶瓷等，都是富有特色而且达到国际水平的精美文物。
文物馆同寅进行多项研究计划，皆以馆藏实物、公私收藏为基础，亦有和校内其他院系及海内外学者合作。研究专题包括书画、玺印、拓本、陶瓷以至古物科技鉴证等。文物馆近年经校外审核拨款资助之研究计划包括：
作为一所大学博物馆，文物馆的全人积极参与教学工作。文物馆为有关学系提供中国历史及文化的实物教材，尤与艺术系关系密切，除参与艺术系美术史教学工作，并为该系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实习的机会。此外，每年均为艺术系毕业创作展览提供场地。
文物馆设有参考图书室，入藏与海内外文博机构交换互赠的图册，亦有藏家捐赠的参考书籍。此外，又设有文物图片资料库，汇集海内外中国艺术品的照片及幻灯片，为海内外中国文物美术史研究工作者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
文物馆在一九九七年成立工作处，设置文物修护工作室、书画装裱室，摄影室及木工室，一方面为文物馆的展览提供技术性的协助，同时也进行书画和文物的保存和修复的研究。
一群热爱中国艺术、支持文化馆工作的社会人士，在一九八一年成立文物馆馆友会，积极参与及推广文物馆的活动。馆友会惠赠不少文物给文物馆，并提供奖学金给与学校艺术系同学。近年来，会员人数不断增加，活动日益活跃，在加强文物馆与社会联系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張雨（1277-1348），一名天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道號貞居子，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博學多聞，善詩、文、書、畫，為元朝道品第一。書法學李邕（678-747），間學懷素（737-?），近師趙孟頫（1254-1322），詩句字畫清新流麗，有晉、唐人風流。行書《獨遊龍井方圓菴僧照請閱宋五賢二開士象》，正文凡二十行，滿行十至十一字不等。書五言古體詩一首，詩後行書自識四行云：“旌德大年上人偕越之天鏡師踏雪過無味齋，既暮，誦余近作俾書之，龍井僧照者未及寫與，乃為大年破天荒云昏謬之。至正二年冬季十又六日幻僊張雨記。”至正二年為1342年，時張雨六十六歲。作者印章：“張雨印章”（白文方印）、“句曲外史”（朱文方印）、“幻僊”（朱文橢圓印）。
楊維楨（1296-1370），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四年（1327）進士，署天台尹，陞江西儒學提舉。元末社會動盪，避地富春山，徙錢塘（今浙江杭州）。善行草書，用筆清勁可喜，書勢矯健橫發，是元末具有特殊風格的書法名家。
其行草書五言詩含序凡十八行，除夾注滿行九至十字，款署：“箕尾叟在草玄閣書，東魯先生考校。”押“楊廉夫”（白文方印）、“箕尾叟”（白文方印）。此書不求工穩，書勢跌宕欹側，筆法遒勁流暢，多含章草筆意，有鮮明的個性，是楊維楨晚年行書典型風貌。
行書《秀野軒記》，正文十四行，滿行十二、三字不等，為吳氏竹堂別業秀野軒作記，記中述及軒主人請文信為軒命名，遂根據蘇軾（1037-1101）“中有數畝園，花竹秀而野”之句而為之銘，並記述了秀野軒的風光概貌。此記書法楷中帶行，精謹秀潤，婀娜多姿，頗得晉、唐及蘇軾書法遺意。
錢溥（十五世紀），字原溥，號九峰、瀛洲遺叟。華亭（今上海松江縣）人。正統四年（1439）進士，成化中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謚文通。擅書法，小楷、行、草俱工，與弟博並稱為“二錢”。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官翰林待詔，善詩文，工書畫，畫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無一不精，“明四家”或稱“吳門四家”之一。書法學晉、唐、宋、元諸大家而自成面貌，善寫各種書體，尤精小楷。是明代中期最有影響的書畫大家之一。
行書七言詩四首、信札兩通。詩四首均為自作詩，計三十二行，滿行八、九字不等，款署“長洲文徵明。”押印“文徵明印”（白文方印）、“衡山”（朱文方印）、“停雲”（朱文橢圓引首印）。書札第一通計五行，上款“玉池尊兄醫國”，本款署“徵明肅拜，初三日。”書札第二通計十九行，本款署“八月三日，老勞徵明書奉。”
王寵（1494-1533），字履吉，號雅宜山人，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以貢入太學，工詩文，善書法，曾受業於蔡羽（?-1541），書法師晉唐，精於小楷及行草書，是明代中期著名書法家。
行草書《千字文》卷，正文計一百二十一行，滿行九字，款署“雅宜山人王寵書於石湖別業。”押“王寵”、“履吉父”（白文方印）。此卷書法婉麗遒逸，以拙取巧，雅澹中英氣勃發，是王寵行草書典型面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思翁，別號香山居士，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人。明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富才氣，精鑒賞，工詩文，善書畫，是晚明書畫大家。其書初學顏线），後追晉、唐、五代、宋諸大家，擅長真、行、草書，融諸家為一體，生秀雅淡，自成面貌。其畫以山水見長，師法董源（?-962）、巨然（十世紀後期），間及唐、宋、元諸大家，並創“南北宗”論，影響深遠。他在書畫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湛若水（1466-1557），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歷官南京吏、禮、兵等部尚書。築西樵講舍，與王守仁（1472-1528）皆以理學分庭抗禮。書法仿效其師陳獻章（1428-1500）。
草書《漢京篇》卷，五、七言古體長詩，凡六十五行，滿行三至六字不等，共二百八十九字。款署“天啟壬戌書於長安邸中，張長公瑞圖。”押“張瑞圖印”（白文方印）、“興酣落筆搖五岳”（白文方印）。天啟壬戌為天啟二年（1622），時張氏尚未被召入內閣。此卷書法書勢奇宕多姿，筆法峭勁，鋒棱畢現，是張氏草書成熟時期典型風貌。
釋今釋（1614-1680），字澹歸，號甘蔗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俗姓金，名堡，明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授臨清知州。清兵攻杭州時曾參與抵抗不敵，敗走福建投效隆武帝，隆武敗後輾轉追隨南明永曆帝於廣東，受到權奸排擠，遂出家從天然禪師（1608-1685）落髮，復於丹霞山創建別傳寺，潛心著述。他的墨蹟書刊及其骨塔碑銘，在乾隆年間均被禁燬。
十二頁，錄詩凡十三題，分別為《惠城逢曹公子》、《惠州西湖十首之三》、《題葉金吾湖山》、《雷城元夜褚邑令衙齋賞雪》、《西濠夜月有感》、《西郊社集同岑梵則王說作翁山高望公諸子》、《梅花三十之一》、《睡燕》、《春堤柳》、《崔子霞仙人故宅》、《小姬索詩戲贈》、《詠睡鳧》、《詠水仙》。另有張繼、蔡元培、鄧爾雅題跋共二頁。
蘇仁山（1814-1850後），又名長春，字靜甫，廣東順德人。擅長繪畫白描人物、山水，境界奇特。其書法亦喜歡作瘦硬細筆，字形稍為狹長，行楷書有褚遂良（596-659）、李邕（675-747）神髓；行草往往恣意豪縱。此幅行書可見米芾（1051-1108）的影子，而每行連貫數字一氣呵成之勢，乃秉承明末清初王鐸（1592-1652）、傅山（1607-1684）等的書風，但其狂放處尤有過之。
戴進（1388-1462），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出身工匠，後改學繪畫，由於其才氣與勤奮，畫技逐漸廣受賞識，並在永樂末年至正統初年（約1424-1440年間）奉詔三度進宮。晚年返鄉課徒研藝，成為明代“浙派繪畫”的代表人物。
孫克弘（1532-1610後），承恩子，字允執，號雪居，松江（今屬上海市）人。官漢陽知府，明代晚期著名畫家，畫山水、花鳥、竹石、梅蘭、人物等名重一時。書法仿宋克（1327-1387），八分宗漢。
吳歷（1632-1718），字漁山，號桃溪居士，後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為明代都察御史吳納的第十一世孫。曾篤信天主教。工詩、善畫山水，是王時敏（1592-1680）、王鑑（1598-1677）弟子，與王翬（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惲壽平（1633-1690）合稱“四王吳惲”。著《墨井詩鈔》、《三巴集》、《墨井畫跋》等。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號巢林、溪東外史，安徽歙縣人，後寓揚州。一生清貧，以賣畫為生。工詩，善畫墨筆梅、蘭、竹，風格枯瘦曲硬。雙目失明後仍作畫。與金農（1687-1764）友善，世稱“揚州八怪”之一。
現存以群馬為題材的古代繪畫中，較著名者有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摹韋偃放牧圖卷》，作馬一千二百餘匹，場面浩瀚壯觀；元代趙孟頫（1254-1322）筆下的《浴馬圖卷》（以上均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則一洗馳騁大漠的英姿，而轉為更具有文人氣息的閑情逸趣。至清代初年，隨著西方耶穌會教士紛紛到中國傳教，意大利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抵達北京，憑一技之長供職內廷，歷任康、雍、乾三朝御用畫家。他的西洋畫法，跟中國宮廷院畫崇尚工筆重彩的趣味正不謀而合。郎世寧運用歐洲繪畫的光暗、解剖、透視等技巧，混合中國傳統手法和媒介，繪製了大量畫作。他在雍正六年（1728）完成的《百駿圖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為牧馬圖開創了新的典範。
李魁（1789-1876後），字斗山，號青葵，又號門老漁，廣東新會人。年少家貧，從事建築維生，曾為寺院繪製壁畫，據說又曾從鄭績（1813-1874後）學畫。筆法受石濤（1642-1707）影響。有學者認為，他的成就在咸豐、同治年間的廣東畫壇具有開創性意義。
居巢（1811-1865），字梅生，廣東番禺人。壯年時，以幕僚身分追隨張敬修（1823-1864）任官廣西，遊蹤所至包括兩廣、江西等地，閱歷山川勝景，結交文人墨客。其時江蘇畫家宋光寶、孟覲乙（十八至十九世紀中）受聘至桂林李秉綬（1748-1830）家中，把惲壽平（1633-1690）一派的沒骨花鳥畫法傳播於嶺南，是為居巢的繪畫淵源。惲壽平畫風以重視寫生風靡天下，所作工筆花卉多用沒骨法，色彩明淨清秀，與西洋水彩畫的透明效果有異曲同工之妙，極富文人雅淡的趣味。居巢繼承了惲派的傳統，並由其堂弟居廉（1828-1904）發揚光大，稱為“隔山畫派”，對近代廣東畫壇影響至鉅。
呂壽琨（1919-1975），廣東鶴山人。1943年畢業於廣州大學經濟系。1948年移居香港，1956年與李研山（1898-1961）、趙少昂（1905-1998）等成立“丙申社”及“香港中國美術會”，1966年兼任香港大學建築系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水墨畫導師，提倡國畫現代化，為香港現代水墨運動之先驅。其學員先後於1968年成立“元道畫會”，1970年成立“一畫會”。
此青花大盤的造型是折沿弧腹，盤心坦平，矮圈足，砂底。花紋共分四區：盤心繪蓮池紋，上下左右單葉雙蓮紋共四束，內、外腹壁各繪纏枝蓮花紋一周，口沿繪菱形錦紋一周。
此青花尊，器形雄渾巨碩，胎體厚重，分三段拉坯製成。圓形，方唇，短頸，肩部以下向內斜收，實底沙足，假圈足微外撇。以青花書寫排列整齊、形態各異的篆書美術體壽字，排列方式是：頂部兩圈，每圈7_7_個；方唇及底足邊各48個；外口沿下至底共130_圈，每圈75字，合共整一萬個壽字。透明釉泛青，青花濃豔，沙底有窯裂數道。
廟宇供器，圓形大瓶，口緣外侈，圓唇，頸部細長成喇叭形，單獨分燒後下接插罐形的腹體，連以倒缽形底座。通體飾多層纏枝番蓮、蔓草紋、蕉葉紋、荷瓣紋、忍冬紋、如意雲頭、雲雷紋等。腹體開光內楷書銘：“養心殿總監造；欽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關，兼管江西陶政、九江關稅務，內務府員外郎仍管佐領加五級，瀋陽唐英敬製。獻東壩天仙聖母案前永遠供奉。乾隆六年春月穀旦。”
這套茶具，茶壺造型是球腹、直流、環把、穹形蓋，杯碟均為圓形弧壁。茶具上的紋章，是由花體字WW（William Woodley縮寫）、貓頭鷹和蔓草紋圓環組成，粉彩加描金，是原屬洛福郡的威廉渥里（William Woodley）所擁有，稱作渥里紋章（Woodley Crest）。渥里紋章分別裝飾茶壺的兩側壁、杯的兩側壁及碟的中央，配以各式折枝花卉、波浪帶狀魚鱗紋及放射線紋，豔麗華美。
圓盤，弧壁淺腹，以粉彩技法繪畫豐富的花紋，又加施耀目的金彩，外壁兼採黃地開光的手法，整體風格既雅緻又華麗。盤內外描繪的紋飾，都是端午節的應節景物，包括盤內的石榴花、蜀葵、五彩絲帶香包，盤外開光內的龍舟、子、瓶花、果子、除病驅瘟的艾虎、雄黃酒、葫蘆、方勝、蝙蝠，列為五毒的壁虎、蟾蜍、蜘蛛等。盤底紅彩“慎德堂製”四字楷書款。
此壺壺身作成松段、竹段、梅段一捆。松樹的松鱗及松針，梅樹的枒枝及梅花，以及竹樹的竹節竹葉，都仔細刻劃，自然夾雜，於繁富複雜中見規整條理。壺把狀若盤屈松幹，壺嘴如橫伸梅枝，壺蓋蓋鈕又巧塑成一段竹節，渾若天成。壺身的一段松幹鏤雕蛀孔，上下兩小鼠嬉遊互逐，更添生趣。壺底“壬午春日，鳴遠”行書刻款，壺蓋“”篆書陽文方印。
青銅斝，敞口，口上有一對菌形柱。頸與腹分段合範，腹部鼓出，一側有半弧形。平底，下有外撇棱形空心錐足，與底相通。頸下部飾一圈連珠紋及饕餮紋。腹部以饕餮紋為主紋，上下又各飾一圈連珠紋。柱頂飾漩渦紋。
鎛體橫截面作橢圓形。舞頂有鈕，鈕兩側各有一回首蹲伏的虎形飾，虎口張開，雙目圓睜，狀極威猛。鎛的舞部飾蟠虺紋。鉦部有飾虺紋的篆帶兩條，篆帶上下及之間有團身螭首的枚，鎛體正背面各分為兩區，每區9枚，每面18枚，正背兩面共有36枚。鼓部飾卷身的蟠虺紋。
長方形帶飾，框內鑄雙馬互相咬鬥的形象。左馬咬右馬的背脊，而右馬則咬左馬的前腿。馬身肌肉壯實，互相咬鬥的姿態亦刻劃生動。邊框四周飾柳葉形圖案。在傳世品中，與此相同的帶飾，曾見於薩爾莫尼：《盧芹齋收藏的中國─西伯利亞藝術品》一書，書內其中一件，構圖與這件相同，只是邊框四周飾竹的花紋有些區別。
銅質，鼻鈕，璽文參字與上樂鼎、梁上官鼎之參字相同。第二字“”所從之台，構形與陳侯午敦、陳侯因敦之台字合。參與三字通，《戰國策．趙策一》：“韓七三川”，帛書本“三”作“參”，是其證。從台聲，台與臺音近，從台聲之字可讀作臺，如《呂氏春秋．任數》：“嚮者，煤炱入甑中”，《文選》陸機《君子行》李注引高注曰：“炱讀作臺”，是知亦可讀作臺，璽文“參”即係“三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二直隸容城縣條下云：“三臺城在縣西南一帶”。此璽之形制、印文風格與趙國官璽“石城彊司寇”相同，據此並由三臺之地望，可知此璽亦係趙國之官璽。
銅質，鼻鈕，此印之形制、鈕式與秦“南宮尚浴”、“小”、“右將馬”等印相同，字體、章法佈局與秦“修故亭印”、“召亭之印”風格一致。印文“櫟陽”為地名，亦見於“四年相部樛斿戈”、“元年丞相斯戈”刻銘及秦陶文。據《史記．秦本紀》載，自秦獻公二年至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83-350年），櫟陽為秦國之國都，孝公徙都咸陽後，櫟陽為縣。印文“鄉”係指秦地方行政的基層組織。秦漢之制，縣以下分若干鄉，此印文署“櫟陽鄉”，即指櫟陽縣之屬鄉。此印末字署“印”，可知是秦統一以後之物。
深褐色，有淺色斑紋，似為陽起石雕成。方柱形，外方內圓，上大下小，中有對鑽之圓孔，表面略經磨光。外表分為九節。每節以四角為中線，各刻一組以兩條平行凸橫棱、兩個圓圈和一個有刻紋的凸橫檔表示羽冠、眼睛、鼻子的簡化人面。由於磨損的緣故，有些圓圈（眼睛）已不清楚。
青玉，鈣化較甚，部分磨損。圓雕玉人作跪坐狀，兩手置膝上。額部較扁，眼如甲骨文“目”字，手足均有雙鉤陰刻紋飾。玉人外形近似方柱形，造型樸拙。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之猴面玉人，其風格與此小玉人極相似（《殷墟玉器》圖96、97）。
青玉，明潤有光澤。龍首上顎較長，口微張，拱背，尾上卷。邊緣有廓，背部有一小孔供穿繩掛佩。通體飾淺浮雕渦紋，但大小不一，且減地淺而不整齊。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戰國中晚期墓，曾出土與此極其相似之玉龍佩（《曲阜魯國故城》圖版105:6）。
此件玉豬以帶褐斑灰白玉雕琢而成，軀體肥短，作躺臥狀。扁鼻大耳，長尾卷於身前。眼及口線刻而成，扁鼻鑽有鼻孔，曲腿亦有刻線表達毛紋，整體造型樸拙可愛。1974年江西南昌晉墓曾出土相類的石豬（《考古》1974年6期，圖版9:3），有助於對此玉豬的斷代。
本館所藏青玉鏤雕人物山子應為爐頂嵌飾，玉色青中泛灰，局部保留原玉璞表面黃褐皮色。器呈圓柱形，上寬下窄，通體鏤雕山石、人物及動植物紋飾。整器紋飾以山石為主，正面稍凸，中央為火焰，內凹，中心圓雕髻髮長袍、拱手而立之仙人。右下方有二人拱手向老者膜拜。左側山石間有瀑布傾瀉而下。背面略平，右下方利用玉璞黃褐皮色雕出大樹及猿猴，大樹枝葉繁茂，其上山石處二猴上下攀援，小巧玲瓏。左下方樹旁雕有二羊，其一似正仰首觀望樹上猿猴。器底磨平，中有小孔可供與他物嵌結用。
陶牛，頭向正前、軀體端正、四足直立。頭部刻劃眼、耳、口、鼻，逼肖自然，軀體和四足的細節交待，亦一絲不苟。牛的雙角及尾巴乃分件製作，插入預留的小孔內，使造型得以完整。
商人迷信鬼神，喜以龜甲（多為腹甲，少數為背甲）、獸骨（絕大多數為牛肩胛骨、個別為羊、豬或鹿的胛骨）占卜吉凶。卜後將卜問時間、卜人姓氏、占卜事項、應驗與否等情況契刻在甲骨上，稱為甲骨文，又稱契文或卜辭，是我國現存可辨識文字中的最古老者。由於甲骨文字是以刀契刻在堅硬物料上，故筆劃以直線為主，即使曲線亦以短的直線接刻而成。此外，甲骨文結體多為長方形，線條一般兩頭略尖，中間稍粗，以上種種，形成了甲骨文瘦勁挺拔的藝術特色，在書法上具有一定的藝術性。
木牘中所見的解除活動包括解謫、解注及解復重拘校等，均見於過去發現的東漢晚期陶瓶解除文。解除活動中常利用偶人作為替身，以往曾發現有以鉛人代死者，像這塊“松人”解除木牘以“松人”作偶人者則屬首見。此塊“松人”解除木牘是迄今所見唯一一塊既有圖像，又有長篇文字的解除文，對理解和研究東漢以後流行的鎮墓文、解謫文提供了新的寶貴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