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于清末的37首《巴黎竹枝词》中第一首，作者是著名外交官陈季同的弟弟陈寿彭，他“精法文算学”“其他著述甚多”，翻译的《江海险要图志》至今仍有影响。陈寿彭于1885年4月被公派留学英国三年，其间写成《欧陆纪游》，《巴黎竹枝词》便收在其中。
诗中指出：巴黎本是花的名字，即原产荷兰的花烛（又称红掌等），色彩绚烂，但果实有毒。陈寿彭故作惊讶：为什么要用有毒花的名字给首都定名？
一方面，法国曾对中国呈现了相当的善意，著名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写道：“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间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晚年伏尔泰的书房中，一直挂着孔子画像。法国大革命、法国启蒙哲学、法国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巴黎因其辉煌的革命史和城市精神，被许多中国人视为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法国又是当时对中国持种族偏见、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黄祸论”的推手之一。自诩为欧洲文明之都的巴黎，却充斥着污秽、混乱、喧闹、奢靡，让人难生敬意。
巴黎奥运会即将召开，而陈寿彭之惑，今人亦难找到答案：两个迥异的巴黎，哪个才是真的？
先说悠傲，他在1243年写信给法国波尔多大主教，首次介绍蒙古西征大军，据学者田俊武、尚秀玲钩沉，这是欧洲对东方的最早记录。
1241年春，蒙古大军攻击奥地利新城小镇，悠傲是目击者，称蒙古人“胸部健硕，脸瘦而苍白，双肩宽阔健壮，鼻子扁而且短，下巴又长又尖，上颌低弯，牙齿细长，双眉由前额延伸至鼻梁，眼珠黑色，目光不定，面部表情狰狞恐怖，主关节筋骨强健，大腿粗壮，腿短，但是身材却同我们一样高大，腿上缺少的那部分长度由上身补回来，他们的国土是一片古老而荒芜的沙漠”。
此外，“他们（指蒙古军队）的马体型不大，但是非常结实，仅靠一点草料便能维持”“他们是特别出色的弓箭手，是带弓的狡猾的骑士”等，较准确。
悠傲发现，在蒙古大军中当翻译的，竟是一名英国流浪汉。悠傲也将蒙古大军视为“天罚”，刻意比附几百年前的“上帝之鞭”阿提拉，加入血腥内容。
再说柏朗嘉宾（他出生在意大利），1245年，63岁的他奉教皇之命，从里昂出发，出使蒙古，最终到达哈拉和林，参加了贵由汗（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的登基大典。柏朗嘉宾试图说服贵由改信天主教，未成功，但颇得礼遇，故而在记录中颇有美言：“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至于鲁布鲁克，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派他去见蒙古大汗，拉其入天主教，共同夹击西亚。鲁布鲁克见到了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第二次西征的领导者），拔都婉拒说：“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我们的生死由他掌握，我们也诚心信他。”“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不肯与法王结盟。
路易九世已带兵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几乎占领埃及，却遇瘟疫，路易九世以为蒙古大军必来，一再等待，结果被埃及苏丹雇佣的钦察（突厥人的一支）骑兵打败，路易九世被俘，4年后才被赎回法国。
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给蒙古大汗留下好印象。1299年和1305年，忽必烈批准在元大都（今北京）建教堂两座。
让传教士们苦恼的是，元朝公开索要礼物，且非常重视其珍贵程度。元惠宗在给教皇的信中，直接讨要“西方马匹及其他珍品”。据英国学者程思丽钩沉，元至正二年（1342年）秋，教皇派马黎诺里到元大都，带来一匹“异马”。
据《元史》：“七月八日，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佛郎国（或佛郎机）即法兰西，时中国人将欧洲人都称为佛郎机。
元顺帝大喜，命欧阳玄作诗纪念，欧阳玄写道：“惟汉武帝发兵二十万仅得大宛马数匹，今不烦一兵而天马至，皆皇上文治之化所及。”这首《天马颂》的开头几句是：“天子仁圣万国归，天马来自西方西。玄云被身两玉蹄，高踰五尺修倍之。”
一方面，法王路易十四与康熙联系密切，他派出白晋、张诚等，被康熙重用。1697年，白晋回法，携去康熙赠路易十四的49卷中国图书，白晋写《康熙帝传》进献。1698年3月，白晋返华，带来路易十四的礼物。
另一方面，当时法国不仅国王世袭，高官亦世袭，清朝则“官无封建”，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羡慕不已，称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的魁奈也说：“大概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像在中国那样自由地向君主进谏。”魁奈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合法专制”。
1670年，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中国宫”，致“中国风”风靡欧洲。据学者吴震钩沉，1792年，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克里姆则称:“有一个时期，每家壁炉上陈设着中国的物品，而许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的。”
面对“中国热”，法英态度迥异。据学者侯贝在《16—18世纪西欧“中国热”现象研究》中钩沉，英国在18世纪末派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只有商人，形成“怀疑和讥讽的风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集》中说：“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群卑劣的牧人或利欲熏心的奴隶。”
法国相对宽容，伏尔泰将“发现中国”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并论，称：“哲学家们则在这些新发现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的和物质的新天地。”
对法国的“中国热”，清政府反应冷淡。当时佛郎机指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三国，西班牙早有过入侵明朝计划，此后不断制造麻烦，清廷认为法国是“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且法国称霸欧陆，“其人鸷悍，为诸夷所畏”，避之唯恐不及。
力挺“中国热”的法国学者们不真正了解中国，比如魁奈说：“这个国家（指中国）国泰民安，从未爆发过战争，从未侵略过他国。”
耶稣会传教士为凸显自身成功，只说中国优点，不说缺点，孟德斯鸠便质疑道：“一切都令人钦羡……大自然难道总是如此美好，而竟无任何瑕疵吗？”传教士博多向欧洲介绍了《易经》，可他又说：“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相信占卜，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占卜体系是后来被添加到儒家典籍中的。”
制造“想象的中国”，与文艺复兴时的“光自东方来”形成共鸣。彼时西方人对近代化造成的礼崩乐坏不满，提出“东方崇精神，西方崇物质”，认为西方应向东方学习精神。
乍一看是好话，但正如著名学者萨义德所说，此即东方主义，它将东方变成他者，“与我们不同”，初期羡慕、学习、敬仰，随着接触增多，发现东方也有“崇物质”一面，转而失望、厌弃、愤怒，这就给掠夺提供了借口，以“送去现代文明”之名，西方坦然加害东方。
东西方本是同样的人，“光自东方来”将东方踢出人的行列，使“理解之同情”无法形成。狄德罗写道：“我们大概受骗了。”从头至尾，是西方人在脑筋急转弯，中国人未参与，却“合理地”被欧洲人鄙夷。
于勒·埃迪尔是一名法国摄影师，1843年来华，他在《黄埔条约》签订时给耆英拍了照片，是目前所知的首张中国人像照片。
在澳门游览时，埃迪尔发现有人以“西洋镜”为名，展览淫秽图片牟利，他大感震惊：“中国的隐私比欧洲更加闭塞，监管无法扩展很远，不能有效地限制中国人满足感官的过高需求。”但他同时承认，在人满为患的剧场，中国人仍坚持排队，欧洲底层平民难以做到，“就民风温和与礼仪教养方面而言，中华文明显然在我们的文明之上”。
对于中国是否会变成另一个印度，埃迪尔予以否定：“不，无论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还是这个智慧民族的道德品质，还是气候赋予人口的温和习俗，没有任何因素能使这种假设成为可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罗什舒阿尔则态度陡变：“所有中国人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在他们之中区分两个中国人是如此困难，因为他们总是长着一样凸起的颧骨，一样的塌鼻子，一样的面部角度，一样的黄牙和一样油亮的脸。”
对于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罗什舒阿尔也不满意，认为会给世界带来灾难：“黄种人将会涌入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全面的动乱……在印度、在日本、美国的海峡地区都有中国人在工作，可以意识到危险不是想象的，也并不遥远，危险已经在敲我们的门。”
罗什舒阿尔和魁奈是一体两面，均罔顾事实，只据想象乱下结论，埃迪尔式的宽容异常珍贵，可惜是稀缺品。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渴望“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巴黎成了梦想之城，“繁盛之都，花园锦簇。洋楼层叠，大厦云连。建筑宏伟，雕刻优美。电线铁道，纵横如网。汽车马车，往来如梳（梭）……未开之民，置身斯境，目眩神迷……曰文明文明，其在是矣”。
据学者柳伟的《康有为欧洲游记研究》，1905年，康有为在巴黎逗留10余日，三登埃菲尔铁塔，他发现，巴黎绝非文明之都，“在其淫坊妓馆，镜台绣闼，其淫乐竟日彻夜。已领牌之妓女十五万，未领牌者不可胜数”。
更让康有为震惊的是，法国名为民主国，社会却高度不平等，“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政，超然不与平民齐”“聚一国之贵室以纵奢淫、盛容饰，甚且以骄侈不足，窃及府库，则中国古今未有之”。
康有为承认巴黎博物院、埃菲尔铁塔“实甲天下”，除此之外，“无可惊美者”“岂知其无甚可观若此耶”，且“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奸诈”。康有为感慨道：“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
显然，康有为又落入“光自东方来”的陷阱，他以为巴黎是解药，但世上哪有终极解药。世界永不完美，否则何谈进步。现代人应多看少议，重沉浸式体验，轻以己度人。善看者，总能将两个巴黎融为一个，那才是真实的巴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