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椿的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平凡而又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树木学家、林业教育家。

　　徐永椿字介群，原籍江西龙南县，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江西南昌新建县湾里区乌晶村。1938年，他从中央大学森林系毕业后，到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1939年7月，应我国第一代林学家张福延（字海秋）的邀请，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前身），从此开始了50余年的教研生涯。

　　徐永椿从事树木学研究，要弄清树木的分类、分布，就要广泛采集标本。1947年，他带领10多个学生和年青教师到滇西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工作。那时，大姚附近的姚安一带土匪猖獗，他租用马帮驮着标本择路而行，每人扛着一根木棍作防身武器。后来到了大理点苍山上时，干粮告罄，衣服单薄，只好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

　　徐永椿曾自称“从事教育五十年，收集标本十万件”。10万件标本，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集腋成裘的精神，很难做到。实际上。日积月累也的确是很多做学问者的“不二法门”。

　　在植物分类研究中，徐永椿发表新种时非常慎重、从不争先发表新种。有一次，云南林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前身）一位教师在海南岛尖峰岭捡到一个锥形果脐的青冈果实，徐永椿确认为新种。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派专人去海南岛采到这种树的完整标本，而后才正式命名为锥脐青冈。

　　但后来，他在华南植物研究所的青冈属标本中，发现了一张这种树的枝叶标本，陈焕镛和谭沛祥在台纸上写了一个名字Cyclob alanopsis litoralis（青冈属），就决然放弃了自己定的名字，而采用了他们定的名字，并代为发表。

　　徐永椿在树木分类学壳斗科方面有深入研究，发表了该科新种20余个、新组合20余个，并做了很多订正补充工作。徐永椿多次说，我们从事植物分类研究，编写植物志，目的是查清我国的植物种类，给予正确的名称；发现了新种当然要发表，但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发表。

　　徐永椿的一位同事曾这样评价他：“轻个人进退，重事业兴衰。”云南是举世瞩目的“植物王国”。徐永椿在编写《云南植物志》时，强调以标本实物为依据，对那些只有文字记载而未见实物的种类，作为存疑，暂不写入植物志。

　　譬如文献有记载说，云南有生长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多花栎，但是，却没有看到有产于云南的该种标本，故未将该种编入《云南植物志》。后来，在北京植物所标本馆见到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寄来的交换标本中，有1913年G.福雷斯特（Forrest）采自云南金沙江边的10341号标本，该号标本原被定名为多花栎。经徐永椿反复鉴定，该号标本为铁橡栎而非多花栎，同样未被采纳。

　　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学者之所以被尊为学者的理由。可惜的是，现今学界中的某些人已经沦为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人们常把这两句诗用来比喻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终生的园丁。徐永椿就是这样的一个园丁。

　　《云南树木图志》大部分是在徐永椿退休后主持编写的。当时，参与编写的人来自许多单位，有植物分类学界卓有成就的专家，也有中青年工作者。年逾70高龄的徐永椿仔细审阅了近500万字的文稿及每一张图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遇有问题，就查阅大量参考书和到标本室查找标本，直到问题完全清楚为止。文稿、图稿达不到质量要求者，不论编者是谁，一律退回请其重写。有些图稿重绘或修改达两三次之多。从而保证了该书的质量。

　　作为一个“园丁”，徐永椿还培养了许多树木学专门人才，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如，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教授孙必兴、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赵儒林、曾任昆明市园林处处长的胡秀荃等皆为徐永椿的学生。

　　事实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很多像徐永椿这样的、都是非著名人士，但正是这许许多多的非著名人士，在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93年8月15日，徐永椿在昆明病逝。此去经年，如去愿徐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