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是我国明代中晚期以来诞生的最大的绘画流派之一。这一绘画流派是继戴进等人创立“浙派”以后诞生的最具有影响和声望的文人画家群体，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沈周在画坛的出现，是“吴门画派”创立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这一画派的正式诞生。董其昌曾说：
沈恒吉学画杜东原，石田先生之画传于恒吉，东原已接陶南村，此“吴门画派”之岷源也。（董其昌《跋杜琼南村别墅十景册》）
董其昌认为，沈周接续了他父亲以及著名画家杜琼的衣钵，直接推动、引领了“吴门画派”的兴起。从沈周从事绘画创作开始，即标志着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绘画流派——“吴门画派”在繁华的江南古城苏州诞生了。这一现象，明末画家亦有所著录：
自元末以迄国初，画家秀气已略尽，至成（化）弘（治）嘉靖间复钟于吾郡，名流辈出，竟成一都会矣。（顾凝远《国朝画评》）
“画家秀气”复钟于苏州，在江南都会苏州终于从成（化）弘（治）嘉靖间至明末清初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画家，通过他们的辛勤努力，创作出一系列杰出的绘画作品，主导了此一时期的中国画坛向前发展。
按照“吴门画派”发展的时间顺序，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以“明四家”及周臣等人活动为主的崛起开创期，以“明四家”第二代弟子活动为主的升华扩张期，以“明四家”再传弟子及其他苏州画家活动为主的绵延衰退期。
崛起开创期。这一时期从沈周诞生的1427年算起，延续至寿命最长的文徵明（1470—1559）辞世的1559年终，前后有130余年的时间。这一阶段是“吴门画派”最为繁盛的时期，沈周、周臣、文徵明、唐寅、仇英以及主要弟子的绘画创作活动几乎都在这一时期。这是“吴门画派”创作活动最为繁盛、取得成就最为杰出的一个历史时期，在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升华扩张期。这是以“明四家”弟子们绘画创作活动为主导的一个历史时期，可从16世纪早期30年代左右算起，直至17世纪初叶。这一时期是“吴门画派”创造力继续获得勃发的时代，尤其在写意花鸟、大写意花鸟领域，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直接推动中国花鸟画的新进步。
绵延衰退期。这是主要包括“明四家”的再传弟子及深受“明四家”绘画风格影响的苏州画家从事绘画创作活动的历史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下半期延续到17世纪中期。这是“吴门画派”画风继续延续并进一步出现变异、进一步影响其他地域绘画画风形成的历史时期，亦是“吴派”绘画的发展后期。
“吴门画派”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地方性绘画流派，经历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它以“明四家”（“吴门四家”）为主导，陆续诞生了一系列具有不同绘画特色的小绘画流派，因而也是名目众多的绘画流派群的组合，这些小绘画流派均以各自创派的画家为标志，确立了各自的发展方向和绘画特色。其中沈周、文徵明、周臣、陈淳、周之冕等人，都是这些小绘画流派的重要开派人物，他们共同将“吴门绘画”确立出的绘画风格继续拓深、拓宽，构建出了吴门画派的整体阵容。根据绘画人员构成和绘画风格特色或师承以及绘画题材等，可以将“吴门画派”的不同绘画群体分列如下，即：
“吴门画派”是江南经济高度发达、城市文化不断崛起以后诞生的一个绘画流派，是地域性历史、经济、文化等各种相关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强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的积累，终于首先诞生了具有地域性绘画特征的绘画流派，元代的“黄公望画派”“云林画派”，明代中后期以来的“浙派”“江夏派”“吴门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几乎都是这一情形下诞生的绘画流派。“吴门画派”是苏州地区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政治中心城市、文化中心城市、经济中心城市随着城市职能的定位、变化不断地发生分化、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城市、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以及地域性政治中心城市、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的不断确立、分化和变化，使绘画创作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因而使绘画流派的诞生不再单纯地以政治中心城市作为首选的必备的绝对条件，在继续保持原有诞生、发展模式的格局下，开始出现依托新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而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绘画发展新格局。虽然后来一些政治中心也是绘画流派诞生的重要地域，但经济因素的影响显然开始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不断支撑本地域绘画流派的诞生和发展。
明清时期江苏苏州地区出现的“吴门画派”即是这一历史性变动带来的结果。这一时期苏州地区农业、丝织业、商业的高度发展，尤其是以丝绸织造为主导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纺织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苏州地区商业的繁盛、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动了苏州地区职业画家的出现。在职业画家大量出现的基础上，“吴门画派”终于获得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性际遇。随着苏州地区地方经济的崛起，苏州地区强劲的经济优势直接拉动了“吴门画派”作为地区性、区域性绘画流派的出现，从而取代了“院体画派”“浙派”的主导地位，使苏州地区的绘画得以繁盛起来。
“吴门画派”的崛起，当然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苏州具有悠久的建城历史，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积淀。经过长期的发展，苏州地区形成了崇文风尚，一些具有影响的文化家族也得以确立，收藏鉴赏书画风气亦进一步形成，并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都为苏州绘画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文化基础。同时在绘画领域，苏州地区也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早在六朝、隋唐以来，就已经出现了诸多名垂青史的著名画家，如陆探微、张僧繇、张璪、顾况、龚开、米芾、郑思肖、柯九思、陆广、张羽、赵原、徐贲等，都是苏州籍或寄居苏州的画家。随着明代中期文化条件的逐渐成熟，应运而生，“吴门画派”终于在苏州诞生。当然，苏州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吴门画派”崛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苏州当地优美、秀丽、清灵、精致、明媚的水乡自然风光特色，为“吴门画派”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为“吴门画派”画风的确立带来了灵秀的水乡地气。“吴门画派”绘画所具有的超逸、清润、秀雅、精致特色，显然来自苏州优美自然环境的孕育和培固。
“吴门画派”经过200余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绘画艺术特色，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崇尚董源、巨然南派山水画风，开辟出新文人画的山水画新典范。“吴门画派”画家非常注重对前代优秀绘画传统的学习，尤其是对于五代、宋元山水画笔墨技法、绘画意境的领会、继承和研究，崇尚董源、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人的绘画格调，并对这些优秀画家的绘画要素加以借鉴、融汇，进行山水画创作，从而形成了潇洒劲秀、明净文雅的新山水画风貌，构成了山水画从宋元到明清成功转型的新范例。
继承宋代院体绘画风貌，创造出工细严整、温润文雅的民间院体绘画新风格。周臣、唐寅、仇英等“吴门画派”的画家，对于两宋宫廷院体绘画尤其是南宋宫廷院体绘画的画风情有独钟，对李唐、刘松年、夏圭、马远、戴进等人的某些绘画因素加以改造和吸收，在绘画创作中融入了两宋院体的审美元素，同时融入元人水墨写意的笔调，在保持宫廷院体绘画工细严整风格特色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文人画潇洒劲秀、温润文雅情调的新绘画风格特色。这一绘画特点对明清画坛尤其是民间绘画影响较大，故近代画史将其称为“院派”、非院体画派的民间“院体画派”。
创构出大写意绘画的花鸟画新风尚。在“吴门画派”后期画家中，当以陈淳、徐渭的绘画作品最为人们所关注，他们在花鸟画领域创立的水墨大写意绘画格调，直接推动了中国写意花鸟画的进展，将唐宋以来的疏体绘画、南宋时期的减笔画、元代的墨花墨禽画向前进一步推动，确立了花鸟画大写意的典范。石涛、朱耷、郑燮、李鱓、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的画风，几乎都受到陈淳、徐渭大写意花鸟绘画格调的影响和浸润，沈周、陈淳、徐渭等成为我国大写意花鸟画的先驱。
别构兼工带写小写意花鸟画的绘画新技法。“吴门画派”的后期画家周之冕在前人花鸟画创作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花鸟画创作方法。他取陈淳和陆治两家花鸟画的特点，进行融会贯通，创立兼工带写的花鸟画创作方法，自成一家，号称“勾花点叶”，即“勾花点叶派”，成为后世兼工带写工笔写意花鸟画的先驱。
创造出具有庭院园林景致、纪游写实山水内容的山水画新特色。“吴门画派”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绘画特色，便是非常擅长将苏州地区的山川胜境、秀美典雅的人造景观（园林、楼阁、台榭中的日常闲雅生活境况）纳入画面，作为绘画表达的主题，进行写实、纪游式的绘画创作，为苏州山川胜境、人文景观留下了永恒的经典，如沈周的《吴中山水全图》《吴中胜览图》《姑苏八景》《苏台纪胜图册》《东庄图册》、文徵明的《横塘图册》《吴山揽胜图》《写景山水册》《天平纪游图》《真赏斋图》《拙政园图》《访沈周五柳居图》、唐寅的《行春桥图》《贞寿堂图》《黄茆小景图》、仇英的《东园图》《园居图》、文伯仁的《泛太湖图》等，都是这类作品，对于后来的山水画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新安画派”“石涛画派”“金陵画派”“京江画派”乃至后来近现代崛起的山水画派的绘画创作中，几乎都能感受到“吴门画派”这一绘画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纵观“吴门画派”的绘画特点，显然是在继承五代、两宋以来的绘画传统，同时走出了主观写意的绘画道路，继续将具有文人审美情调的绘画创作进一步推向深入，文人化、世俗化的审美因素不断增强。这一画派画家擅长的绘画种类非常齐全，在山水、花鸟、人物方面都有着非常杰出的表现，从而拓展出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绘画风格特征。他们在师法董源、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以及院体绘画流派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潇洒劲秀、明净文雅的绘画格调，成为明代中后期山水画新风格的代表和象征。花鸟画也呈现出潇洒灵秀、明润清雅的整体风格特色，在审美上达到相当的境地。
明清时期是绘画流派纷呈的一个历史时代，绘画风格流派林立，将中国画推进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江南地区，几成为绘画流派的渊薮，几乎集中了绝大部分具有影响的中国绘画流派群，“吴门画派”即是这些绘画流派群体中最为重要的绘画流派。“吴门画派”的活动前后延续了200余年，全面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绘画传统，开创出一代新风，成为宫廷“院体绘画”和“浙派绘画”后占据主流的代表性绘画流派，为后来“松江画派”“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扬州画派”等绘画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先导，对我国明清乃至近现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吴门画派”简称“吴门派”，是明代画家沈周、文徵明创立的一个绘画流派。此画派崇尚董源、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人画风，风格潇洒劲秀、明净文雅，影响明清画坛深远。除山水外，在花鸟画领域也逐渐形成水墨写意的格调，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一些主要画家如沈周、陈淳等人成为大写意花鸟画的先驱。
此画派的主要成员有：沈周、文徵明、唐寅、周臣、仇英、文伯仁、文彭、文嘉、陈淳、居节、谢时臣、陆师道、王谷祥、陆治、周之冕、钱谷、周天球、朱郎、袁尚统、蒋干、范允临、陈栝、孙枝、尤求、侯懋功、张龙章、钱贡、陈焕、陈粲、陈裸、陆士仁、李士达、朱鹭、王綦、陈遵、袁堂统、陈元素、刘原起、文从简、文从昌、沈颢、文震亨、邵弥、文俶、文柟等。
即以“吴门画派”的重要代表画家确立出来的绘画流派称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吴门绘画”重要成就和经典的象征。
这是明代画家文徵明创立的一个绘画流派。“文徵明画派”主要活动于明代中期、晚期的苏州地区，文徵明为沈周弟子，在沈周去世后，又活动了50多年，开创了“吴门画派”的新局面，影响甚至超过其师沈周，在他生前、身后，弟子、师法者甚多，直至19世纪上半期出现的“镇江画派”也深受其影响。此画派除山水画探寻外，在花鸟画领域也逐渐形成了水墨写意的格调，对后世绘画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一些主要画家如陈淳等人成为大写意花鸟画的先驱。
此画派的主要成员有：文徵明、文伯仁、文彭、文嘉、陈淳、居节、陆师道、陆治、周之冕、钱谷、周天球、朱郎、文从简、孙枝、陆士仁、文从昌、文震亨、邵弥、文俶、文柟、朱鹭、沈硕、沈枝、李芳、徐宏泽、程大伦、张尧恩、严宾、张允孝、王皋伯、璩之璞、黄昌言、陆昺、王孟仁、王元耀等。
这是周臣及其弟子唐寅、仇英创立出来的绘画流派，主要师法两宋院体画风，吸收了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夏圭、马远、戴进等人的绘画因素，同时融入元人水墨写意的笔调，画法工细严整，形成了潇洒劲秀、温润文雅的绘画风格特色，对明清画坛影响较大，故近代画史将其称为“院派”、非院体画派的民间“院体画派”。
为明代中晚期著名画家“吴门画派”后起之秀陈淳与浙江绍兴徐渭等人所创立，是江苏与其他地区共有的绘画流派。
自“吴门画派”沈周创立水墨写意花鸟后，“吴门画派”后起之秀陈淳与浙江人徐渭共同创立的大写意绘画流派，自明末至今一直绵延不绝。陈淳、徐渭、陆治、王谷祥、陈栝、张元举、张觐、陈粲、王中立、米万钟、周之冕、孙克弘、李因、戚勋、陈嘉言、吴枝、叶大年、周裕度、姚裕、潘志省、葛一龙、林存义、林海、朱耷、石涛、恽寿平、郑燮、高凤翰、李方膺、李鱓、赵之谦、蒲华、吴昌硕以及现代齐白石、刘海粟、李苦禅、潘天寿等，都曾受其画风的深刻影响。郑板桥甘称“青藤门下走狗”，童二树“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李鱓“临行模写天池生”，郑板桥题李鱓“见石涛和尚画，用作泼墨破墨益奇。此（枯木竹石图）复堂先生六十内画也，离足手横，大是青藤得意之笔”，黄慎写意花鸟亦有徐渭意趣，都是鲜明的取法事例。
清代中期，徐渭的大写意绘画已给画坛带来深刻影响，所以后世论及大写意花鸟，常有“青藤、白阳”并称，肯定了他们的开派之功。
为明代花鸟画家周之冕所创立，是以绘画技法命名的一个花鸟画绘画流派。此一画派取陈淳和陆治两家绘画之长，创立兼工带写的花鸟画创作方法，自成一家，号称“勾花点叶派”。此画派主要成员有：周之冕、王武、郁乔枝、王维热、刘奇、孙淼等。
“吴门派”“松江派”的合称，主要活动于明代中期、晚期的苏州地区。前期以“吴门派”为首，后期则推崇“松江派”。因松江原属吴地，故合称二派为“吴门画派”，简称“吴派”。主要代表画家有：沈周、文徵明、文伯仁、陈淳、陆治、董其昌、陈继儒、周天球、莫是龙、李日华、项圣谟、卞文瑜等，其中沈周、文徵明、董其昌、陈继儒被称为“吴派四大家”。
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 ，是我国明代中晚期以来诞生的最大的绘画流派之一。这一绘画流派是继戴进等人创立“浙派”以后诞生的最具有影响和声望的文人画家群体，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吴门画派”的活动前后延续了200余年，全面继承了宋元以来的优秀绘画传统，开创出一代新风，成为宫廷“院体绘画”和“浙派绘画”后占据主流的代表性绘画流派，为后来“松江画派” “金陵画派” “虞山画派” “娄东画派” “扬州画派”等绘画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先导。对我国明清乃至近现代的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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