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摄影前辈吴印咸为大会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彰显了影像记录时代的价值。80年来，中国摄影人紧紧贯彻《讲话》精神，以“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宗旨，用镜头贴近人民、记录时代，留下了一幅幅精彩力作！小艺选取了部分摄影作品，一起来感受摄影人的初心和力量吧。
1939年10月，日本侵略军阿部规秀中将纠集两万人马在河北涞源县摩天岭和八路军展开激战。白求恩医疗队就在距离火线里的孙家庄村口的小庙里安置了手术室，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白求恩大夫》是在战场实地拍摄的。吴印咸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克服摄影器材短缺和物质极度匮乏带来的种种困难，记录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时代篇章，在中国摄影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他在延安时期拍摄的红色题材摄影作品充分地表现和讴歌了延安军民斗志昂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为新的社会理想奋斗的家国情怀。吴老晚年在回顾自己早期创作经历时曾说，“因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我的成功之作大多是实践了这一条原则的，这与我一直生活在当时社会的下层，生活在中国最大多数人中间，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同情他们有关。”
1942年2月，河北省平山县八区165名参军青年之一刘汉兴光荣入伍时，他的父母、妻子和弟弟备好毛驴为他送行、话别。
沙飞的《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是中国抗日摄影史上的经典，照片反映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喜悦和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深厚的群众基础。照片在《晋察冀画报》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迅速传遍了整个边区，激励无数家庭送亲人参军报国，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沙飞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华北前线年的战地摄影。他把自己的镜头当作武器，既记录下了战争的历史，也用摄影为我军战斗添了一把力。他把镜头对准抗战中我方战士的英勇无畏，对准战争的残酷，对准大生产运动，对准边区民生，甚至对准抗战胜利后的战俘，对准和日本孤儿，对准好友白求恩。他用一张张照片记录了抗战的点点滴滴，用个人视角为我们保留了最真实的抗战史料。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1943年春节出现了新秧歌运动的高潮，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广场为群众演出了以后方生活为主题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郑景康曾作为摄影界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他与学生卫元理提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进场后大家站起来欢迎，毛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到郑景康跟前问他名字，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叫郑景康，是照相的。他不说搞摄影工作，而说照相的，很通俗，并不丢人。由于他身材魁梧、高大，很引人注目，专注地看了看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在延安期间，郑景康为党中央领导拍摄的许多重要照片，以及反映延安当时景况的照片，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1944年，郑景康在延安拍摄了毛主席的第一张标准像，作为开国大典时城楼上悬挂的照片。他也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众多摄影专职干部。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想拍下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前线。我拍摄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头，壮烈牺牲。这就是战争，很残酷，但你也要记录。”著名战地记者徐肖冰，拍摄的许多经典画面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比如：在抗大讲“论持久战”、去重庆谈判在延安机场向群众挥动帽子、在香山阅读南京解放“号外”；朱德在太行山上；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等等。徐肖冰从事电影、摄影工作70余年，曾专职为、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照，为党的摄影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他的作品中，有、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与风采，有百团大战等激烈的战争场面，有革命圣地——延安地区军民的日常生活，也有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情景，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影像资料。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侯波这样回忆当年拍摄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只能装12张底片、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的相机，在城楼上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在奏国歌后，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我感觉身上的血都沸腾了，顾不得危险，将身体仰到城楼护栏的外边，抢拍了主席宣告的历史瞬间。”侯波是毛主席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她用镜头记录了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们尤其是主席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用相机凝固了新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她说：“过去我们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历史，现在我们还要用我们的作品把历史再现给现在的人们，尤其是作为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这是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的场面。
吕厚民于1958年9月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访问，并作为随军记者留下来采访。那时，志愿军分批启程回国。一天，他来到朝鲜的成兴北道市沙里院大街，人山人海，他远远看到一队朝鲜人民军正簇拥着两位志愿军走了过来。他判断“有好事要发生”，赶紧挤进人群，寻找合适的拍摄位置。这时，他发现身旁停了一辆朝鲜人民军的吉普车，到车顶拍照将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当即向司机讲明情况，得到了许可。于是，题为《欢送志愿军回国》的照片“一拍而就”。“照片中挥舞着鲜花、情绪饱满的志愿军被高高抬起，昂首向前。整个欢送场面气氛十分热烈，表现了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鲜血铸就的胜利喜悦。”谈到摄影创作，吕厚民认为：“不但要时刻注视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瞬间，还要努力捕捉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摄影是瞬间的艺术，明天的历史。不要忽略重要的瞬间，就要有好眼力，即较高的认识能力。不要错过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还要有较高的技艺和较强的应变能力，这是认识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高度统一。”
照片拍摄于1960年，雷锋头戴一顶长耳皮毛军帽，双手紧握冲锋枪，端庄站在松树前。这张雷锋照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曾入选国际权威艺术摄影组织“GAPA”评选的全球20世纪最有影响的百幅图片。
从周军有关该照片拍摄经过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得知，周军从报纸上和广播里知道了解了雷锋的事迹，并为其精神所感动，一心想有机会见到、采访雷锋，和雷锋交朋友。1960年冬，沈阳军区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听说雷锋也来参加，编辑部决定邀请雷锋写一篇文章，拍摄一张雷锋的照片作为封面，这个任务交给周军来完成。当时天气很冷，雷锋多次换帽子，又不能戴手套，手和脸都冻红了，却仍一遍遍耐心地配合着拍摄。据雷锋照片拍摄的亲历者——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美术图片编辑李奎根回忆，当时为了塑造雷锋这位东北战士的坚强阶级立场，拍摄时选择反差比较大的光影，不是很柔和的光，以凸显立体感。另外，采用仰视镜头，更显得雷锋形象的高大。
照片拍摄于1961年。画面中，扑面而来的彩霞占据了绝大部分，一轮红日透过彩霞从庄严肃穆的广场东面冉冉升起。画面简洁并富有动感，色彩鲜艳，充满张力，这是一幅能让人产生强烈自豪感的摄影作品。
《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大约延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袁毅平设想拍摄一幅能够反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形象的日出照片，的形象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但他深知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的的照片难以计数，如何把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便成了袁毅平的心愿。最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声给了他启示，“反复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我说行，这个照片就是‘东方红，太阳升’”。就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诞生了。袁毅平说理论和实践就像是摄影的两条腿。在他的摄影人生中，他用相当大一部分时间致力于中国摄影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开拓出了新的理论形态和摄影艺术美学。他所倡导的摄影“意境论”更是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充实进新的内涵。
照片拍摄于1962年，画面中的4个姑娘身着粗布衣，身背铁链，肩扛木桩，笑容淳朴灿烂。这张照片是众多反映当年红旗渠建设者影像中最具传播力、影响力、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生动再现了劳动人民的时代精神风貌，成为红旗渠精神的标志性影像。魏德忠回忆，1962年春天，盘山村的四个年轻姑娘，一起在羊肠小道上运料，山道狭窄陡峭，稍一失足就会有丧生的危险。四个人抬着三四百斤的大石头行走艰难，放下石头后，魏德忠说：“姑娘们拍个相吧！”她们轻松了许多，开心地笑了起来，垫肩上还搭着拉石头的铁链子。魏德忠说，在她们眼里，把工作干好，把石料运到，就是最大的快乐。这一张照片，真切表达出她们的精神状态，洋溢着建设者的豪气。
魏德忠历时10年拍摄红旗渠建设图片，见证了红旗渠修建过程，用影像作品书写了共和国史册上永恒的力量。拍摄红旗渠时，魏德忠就住在了农民家里。他说：“他们真苦啊，‘早晨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干活之余，还四处挖野菜，撸树叶。杨桃树叶子太苦，要在水里泡几天才能吃，为了不挨饿，只好闭着眼睛往下咽。”魏德忠去红旗渠80多次，胶卷拍了几麻袋，他说：“只有把镜头对准群众，对准人民，照片才有生机，才能有生命力，作品才能拍得鲜活。”
半个世纪以来，朱宪民聚焦生养他的黄河故土，持之以恒地关注平民生活，用镜头定格了大时代变迁中普通民众的时光岁月和历史沧桑。他的作品集《黄河百姓》收录了他在1968年至1998年拍摄的480幅照片，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他说：“我拍的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子，这大多数人才能代表社会主流。”已故世界摄影大师法国人布勒松曾这样评价朱宪民的作品：“真理的慧眼，永远向着生活。”朱宪民自己也说：“我的拍摄理念与我所追寻的就是真实生动地记录这个时代，让更多的人通过我的镜头了解到当时国内、国外的真实状况。”从朱宪民这些照片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黄河流域自然人文风景以及人们的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照片拍摄于1991年，8岁的苏明娟趴在课桌前写作业。她望镜头时的那双大眼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张“我要上学”的照片，引发人们对失学儿童的关注，成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
解海龙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用手中的相机为“希望工程”记录、奔走，行程2万多公里，走遍了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28个贫困县，拍摄了上万张珍贵的照片。他的镜头对准贫困地区教师艰辛的耕耘，还有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神。通过这些照片，希望工程这个项目才真正被人们广泛知晓和关注，他拍摄的很多孩子都得到了救助，走过的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这也让解海龙真正看到了影像所具有的惊人力量和社会价值。也正因如此，解海龙说，手中的相机只有关注国家的命运、记录时代的变化，给后人看，才最有意义。
1996年，青海玉树遭遇百年未遇的大雪灾，经过解放军近10个小时的寻找，终于找到了雪灾中失踪12天的6户21名藏族同胞。青海玉树县结隆乡右眼雪盲口哑的75岁老阿妈卓措拉毛深情亲吻重聚亲人。
作为一名军事摄影人，柳军的作品常常触及人的心灵，引发人们对生活、对现实和社会的思考。柳军说，中国百姓的命运，百姓的生态、心态、状态、神态千姿百态，最能折射出他们在社会中的衣食住行和命运轨迹。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人物形象，反映时代大潮中的个体命运。普通军营中的昂扬斗志喜怒哀乐，残酷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七情六欲，社会不公和灾难面前的官民关系和人间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真实而极具温情的表达。
1998年7月30日，九江市水修县郭东大堤上，武警战士与洪水搏斗两小时之后的背影。
于文国将镜头对准中国工人以及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捕捉人物的细节，照片中那些劳动者的眼神、汗水、脊背、双手等，都让观者为之动容，它们彰显出一个群体坚韧的生命力、充沛的生命能量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说：“优秀纪实摄影作品乃至所有精神产品都是讲人的故事，把人的故事讲好是正道。而讲好人的故事需要有情节，情节表达需要细节，细节定格需要瞬间，瞬间情感解读时代，这就是纪实摄影作品的整个生产逻辑。”
张桐胜用镜头全面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两弹一星”开始，到“神舟一号”至“神舟十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嫦娥一号”至“嫦娥三号”探月工程，以及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第一颗一箭多星等上百颗卫星发射，张桐胜拍摄见证了新中国国防和航天事业中的每一个重大时刻。他说：“回头看自己的人生，最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站在了该站的地方，记录了历史、表现了历史、传承了历史。”
2019年6月30日，在乌英苗寨，驻村韦桂华（右四）、党员梁成兵（右三）、梁志新（左二）带领村民维修河堤。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140户600多人。其中100户属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0户属贵州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村。由于地处偏远，山多地少，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黄孝邦作为驻村记者的职责就是：深入群众生活、扎根基层调研、记录时代变化。在黄孝邦心中，他要拍摄乌英的“变”与“不变”，反映在照片中就是“新”与“旧”。在他的镜头下，既有无人机俯拍的大场面，梯田的美丽、收水稻的忙碌、盖房工地的协作、众人吹笙的美妙等；他也用了很多微镜头，读书学文化的村民、踩在泥水里的脚、特色亮布文化节、劳动的双手等。从2017年开始，3年时间，黄孝邦每年超过250天驻村，拍摄了15万张照片，用解剖麻雀式的标本记录，拍摄了苗寨脱贫奔小康的时代影像，见证了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来源 部分文字参考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档案报、人民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中新网、北京青年网、中国网、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