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谢莹莹教授应该叫“笑盈盈”，因为每次见到她，她都是一张喜气迎人的笑脸。这张笑脸仿佛是开到最盛的花，没有伪饰，一派纯真。我第一次见到她时，难以想象她已经八十有六，并且疾病缠身，以致长期卧床。
谢莹莹退休前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她1938年生于广东汕头，青年时代赴德国留学，1969年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1976年回归祖国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深耕教学与研究，培养了大量优秀学子。谢莹莹是翻译家，她的翻译作品丰富，包括卡夫卡的《变形记》、黑塞的《温泉疗养客》《流放的老国王》等经典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德国作家中，赫尔曼·黑塞是被谢莹莹视为神交的良友。谢莹莹教授很，之处在于她与夫君欧凡（本名陈家鼐）的故事，那是一段跨越文化、地域与时间的深情佳话。
陈家鼐是知名的翻译家与学者，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青年时代同样赴德国留学，学习数学和物理。1976年年底回到北京，开始学术生涯。欧凡不仅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更以翻译家、诗人的身份闻名。他翻译了大量英、德、法等文字的诗文作品，如《歌德诗选》《佩索阿诗选》等，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出版有诗文集《回音壁》、散文集《柏林苍穹下》等个人作品。
近日，谢莹莹、欧凡合译的黑塞作品《聊聊疾病聊聊天》再版，使得这一本疗愈人心的小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谢莹莹看来，黑塞的作品能够超越时空、文化的距离，直接与不同时代、社会、阶层和年龄的读者交谈，特别是青少年，总是能够从中得到一点信息和启发。
谢莹莹与陈家鼐可以说是一对神仙伴侣，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扶持、在学术上相互激励。谢莹莹因病瘫痪后，陈家鼐始终陪伴在侧。陈家鼐自幼体弱，谢莹莹也总是尽心照应。谢莹莹记得，陈老师曾经生病住院，半夜做噩梦，护工叫醒她，谢莹莹赶忙去安慰，最后陈老师安静了，握着谢莹莹的手说：“我们能够相守。”
两个人的爱情持续了一生，谢莹莹回忆起两人的初相识，笑容中仍不自禁地带了些娇羞。他们两人同是被保送的优秀学生，在一次聚会上相识。谢莹莹描述初见时的陈先生，个子瘦瘦小小，是很安静的一个男孩子。
陈家鼐自幼在祖父的教授下习诗，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工科学生。很多朋友说他外表儒雅，是谦谦君子，像古代士大夫，又具有缜密的数理逻辑思维。
谢莹莹说：“陈老师不会讲情话，可是他会讲让你动心的话。”她记得一次过节时，陈先生将一张小小的贺年片送给她，贺年片上画了一根树枝，枝头站着两只鸟，旁边印了字：“试问枝头双栖鸟，吻到何时方罢休。”陈家鼐在卡片背面写道：这张卡片本来是要送给别人的，当我看到题字之后，就不得不送给你了。“这就是他的情书了。”谢莹莹含笑说。
在谢莹莹心中，陈家鼐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而能够中西结合无缝，文理兼顾无暇”，他又是个矛盾体，“平淡安详冷静的外表下是澎湃的激情，理性和感性同样充盈”。
“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一样，但我们的性格可是完全不一样。他是沉思的人，慢慢地讲话，我说话是叽里呱啦不经过大脑。他非常自律，做事有非常严密的规划，我却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甚至对饭菜的胃口都是相反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两个好了。”当年，两个年轻人甚至没有说“我们要结婚”“你嫁给我吧”之类的话，就自自然然地在一起了，“自然得根本不用说我们是不是要怎么样，好像本来两个人就是要永远在一起的。”
女儿出生后，夫妻俩看着小人儿都觉得奇妙：“我们就是弄不清楚她是用什么本事把我们这样完全不同的性格结合得那么完美平衡的。”
大学时，两个人为了好玩儿，曾经填过心理分析表格，测试中有一条是，你为什么爱对方。两个人都填了不知道。心理系的同学说，这是最纯粹的爱情。谢莹莹眯起眼睛回想：在一起的60多年，这种纯粹没有沾上一丁点杂质。
谢莹莹因病双腿不便行走，在家中最常待的地方是床上。床脚左前方的墙上，挂着陈家鼐先生的一张彩色半身像，画像下面是一方小几，我每次去都能看到上面放着不同的鲜花。陈先生在照片中是一副充满智慧的和蔼模样，露出低眉抬眼的狡黠微笑。谢莹莹坐在床上抬头就能看到照片，然后会向初次来的客人介绍，这是她的“拗公公”。
因为陈家鼐的性格有些执拗，所以在谢莹莹那里，年少的陈先生是“拗儿”，中年的陈先生是“拗相公”，晚年的陈先生就成为“拗公公”。陈家鼐对谢莹莹的称呼则是“痴婆婆”，可见其性格的天真痴憨。
谢莹莹喜爱黑塞，因为她从其生平中得到了共鸣。黑塞自小细腻敏感，观察能力极强，是诗人型的作家，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苦难，他尤其不能容忍家人的不理解。谢莹莹笑着说：“我也是这样的。我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父母更喜欢聪明漂亮的姐姐和妹妹，后来因为变故父母分开了。所以我这样一个家庭，使我从小就感觉自己是不被人爱的小孩，很自卑。”
上学以后，谢莹莹却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普遍喜爱。老师对她说，你叫谢莹莹，有一个儿童作家叫冰心，原名谢婉莹，你长大之后也可以跟她一样。“全班同学都对我非常好，选班长就选谢莹莹，我因此自卑心一扫而光。”
家庭环境和学校境遇的对比，让谢莹莹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确定了自己要做什么事，“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章，中学也有，那时候我就想做老师了。”
谢莹莹和陈家鼐一起赴德留学。谢莹莹学文学，陈家鼐学数学，谢莹莹笑说：“学工要动手，陈老师根本不行的，但是他会写好文章，情书也写得非常好。”
1976年，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的通知下，谢莹莹与陈家鼐决定回国定居。尽管当时谢莹莹已在德国取得永久录用的资格，陈家鼐的导师也邀请他担任助理，但他们毅然放弃了这些优厚条件，选择回国从事教育事业。
“当时陈老师说回国，我也没有多想，因为他整个暑假都在跟几个朋友一起读德语的《资本论》《反杜林论》，读后就决定要回国。那时很多学生激情狂热，到处贴标语，德国的在我们学校也有，所以我们很受影响。”
夫妇二人回国时几乎放弃了所有财产，只带了两个箱子。谢莹莹回忆，博士论文、很多照片和书信，以及她最爱的旗袍，都没法带回来，“我抱着我那些心爱的旗袍哭了好久，最终将它们都丢到垃圾桶里了。”
谢莹莹和陈家鼐是1976年从欧洲启程回国的。陈家鼐一心回归效力祖国，任何额外财产都不带，也执拗地不许谢莹莹带。谢莹莹那时候已经工作，有四五万马克的存款，但她只傻傻的、又多了个心眼地偷偷带了一万马克，“我心里只是想要以备万一。”归国的飞机上要做现金登记，谢莹莹说：“陈老师看到我的钱，立刻生气了，这个家伙他真的生气了！”陈家鼐质问：“你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谢莹莹轻声答：“我们要用。”而回国后最初的生活应对，幸亏了谢莹莹这些不多的钱。
谢莹莹和陈家鼐回国后分别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他们的回国决定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祖国的深情厚爱，也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认可。
上世纪80年代末，谢莹莹患上了腰椎神经病变，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谢莹莹感觉快要不能动了，日夜受病痛折磨。她的中枢神经上长了5颗肿瘤，医生对她说：“需要做手术，但动了手术你就不能走路了。”谢莹莹说：“不能走路我也认了，现在这个痛我实在受不了。”
手术后谢莹莹还是痛得不行，医生告诉她：“你中枢神经上的肿瘤，每剪掉一个神经上就造成一个伤口，这些都是新鲜的伤口，不痛才怪。”
没有其他办法，也没有任何止痛药可以帮到谢莹莹的痛，她天天躺在床上哭，以泪洗面来过那些日子。这时候她读到了《温泉疗养客》，这是她接触的第一本黑塞作品。黑塞在书里讲述了主人公因为坐骨神经痛而到温泉疗养院疗养的故事，这也是作者自己的经历。谢莹莹读着书居然能在剧痛中大笑几回，打动她的是主人公在疾苦中所表现出来的幽默，以及对个体、生命和自然的思辨。痛得不得了还能看他的书笑，谢莹莹觉得黑塞简直就是治病良药。
病情稍好后，谢莹莹便把《温泉疗养客》翻译成了中文。此后她又陆续读黑塞的其他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书评、书信集等，她将其中自己喜爱的作品都译了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
很多人问谢莹莹，做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谢莹莹总是微笑着说：“翻译东西对我很容易，我看东西，看到喜欢的，就想用中文把它写出来。我其实做什么事就是靠喜欢，本来我是很懒惰的人，很多时候只想看而不想翻译，可是我们家陈老师走了之后，我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了一阵子，后来慢慢好了，我就觉得好吧，我该做点事，我翻译不是为了出版，是为了高兴，为了自己。”
谢莹莹爱黑塞敏锐的观察力，印象最深的是黑塞对卡夫卡的判断：有一天黑塞看到了卡夫卡的一个作品，其实他是比卡夫卡早成名的，但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发现了一个年轻作家，他的作品现在没有人能够写出来，将来20世纪文学都被忘记的时候，这位作家也不会被忘记。“你看他说自己会被忘记，卡夫卡不会被忘记，他实在是有着谦逊又敏锐的心灵。”
黑塞无疑带给了谢莹莹心灵的安慰，而对她最大的帮助是黑塞曾经说：我回来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黑塞，我还是有坐骨神经痛，将来还会去疗养，但现在是我占有了坐骨神经，不是坐骨神经占有了我。这句话给了谢莹莹很大启发，让她重新认识和理解了疾病，“病在我身上，是我占有它，而不是它来侵蚀我。由这一点，我也不再害怕不能走路，我想，虽然不能走路，但我能坐在轮椅上去上课，学生们都来推我，还有学生把我抬到讲台上去，我还能做事。”渐渐地，谢莹莹经常忘记自己是个不能走路的人。
退休后，她常摇着轮椅到社区俱乐部打乒乓球。每逢节气变换，虽然依然要迎接锥心刺骨的痛，但她会在痛中反复想：我虽然能够面对疾病，并且接受它了，但疼痛还在这里，所以我要让疼痛有意义。我可以坐起来，可以讲话，可以上课，说不定可以帮助别人，那就让别人体会黑塞和我面对疼痛和疾病的态度吧。
黑塞有一部分作品涉及精神危机和青年人的迷茫，谢莹莹说自己没有迷茫过。“我是50岁之后不能走路的，之前我学习、教书，一直在学校的环境里。我的朋友、我的爱情都在那里，我有很好的家庭生活，有我很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好幸福。50岁之后，我爱的一切依然在我身边，所以我始终没有什么好迷茫的。”
谢莹莹从未想过要留下被人纪念的东西，“因为没什么好留。”她说年轻时本来想写作，发现自己缺乏想象力，也没有什么大才华。“我认识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并且愿意帮助人。明白这件事之后，我知道我不能写东西了，所以也不想留下什么。”
谢、陈二人都是爱玩之人。谢莹莹未生病前，两人每年都去北戴河。谢莹莹爱套个大车轮做救生圈，一个人在海里自由自在地游，陈家鼐则多数时间坐在太阳伞下读书。谢莹莹生病后，出行不便，陈家鼐依然每年在国内旅游一趟，每次大约两三个星期，最乐于寻觅古代诗人的足迹。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立刻打电话回家，夜里，则要写游记。谢莹莹说：“陈老师说游记是为我写的，说这是我们两人一起走的路。”在谢莹莹以轮椅度日的岁月中，陈家鼐十万字的游记陪着她走了祖国的东南西北。
后来，陈家鼐也重病缠身，行动不便，两人于是都待在家中，各居一室。每天中午和下午，陈家鼐会准时到谢莹莹的房间，由着谢莹莹为他按摩，也安慰常常经受疼痛袭扰的妻子。
谢莹莹记得，两人下午茶时聊天，陈家鼐偶尔感叹：“每天活得好辛苦呀！”谢莹莹答：“是呀，我们两个都坐轮椅，多累多苦，但我这辈子专心致志只做一件事，心满意足，很幸福。我读书写东西都是好玩而已，你太认真了，身体都搞垮了。”陈家鼐说：“做事自然要认真，得对自己负责。你什么都以好玩为主，也是你的福气。”
陈家鼐于2019年过世后，谢莹莹仍坚强地生活着。她喜欢穿饱和颜色的衣服，在合影中总是闪光夺目。她以床为中心，继续从事翻译与写作工作，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她也经常回忆起与丈夫共度的美好时光。她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学术的追求令人敬佩不已，不仅激励了无数学子，也感动了整个社会。
谢莹莹和陈家鼐2006年创办了著名的紫竹诗会，这里应该称陈家鼐为诗人欧凡了。诗会是两个人聊天读诗时欧凡提议的，他说：“还不如来开个诗会。”于是谢莹莹就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们：“我们开个诗会好不好？”学生们都赞成。
诗会每年端午节在紫竹院公园举办，从最初两个人带着几个研究生，到现在每次数十人，第一次是2006年，至今已经办了17届。欧凡在世时，常常是他骑着自行车去超市买粽子。欧凡故去后，就由阿姨推着谢莹莹去买。谢莹莹每次都很开心，因为她常记起陈老师曾经说：“办了诗会，以后不管我们遇到什么，诗都会陪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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