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植物？

　　，作者：植南门市部，原文标题：《植南门市部丨书写植物的可能性》，题图来自：AI生成

　　生态危机被人们所觉察并进入各人文学科的讨论兴盛于20世纪后半叶，不论是从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环境哲学，还是在80年代成为独特分支的环境史研究，抑或在90年代确立学科建制的生态批评方向，人文领域对“环境”投射的浓厚兴趣彰显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知识在我们理解环境问题和回应全球生态危机时的必要性。环境议题虽常被纳入自然科学范畴，但环境与伦理、历史及文化表征息息相关的联结总能为我们认识自然和文化两者的关系揭示崭新的维度，使得关乎环境人文的辩论之声到21世纪的此刻依旧持续不绝。

　　环境人文学者结城正美（Yuki Masami）将我们持续关注环境议题的主导因素总结为“对于地球级别的环境变动的深厚危机意识”以及“伴随环境危机而来的人类观念的变革”。她还提到：“特别是在步入21世纪之际，随着人新世（Anthropocene）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当人类活动对全球的影响逐渐被普遍认知，我们越来越多地从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和责任的角度，以一种‘平坦化’的方式审视‘人类’。”[2]正是这种“平坦化”的审视方式让我们在论及环境话题时开始越来越多地邀请人类以外的对象，譬如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命体，抑或石头、瓦砾甚至臭鞋和人行道裂缝等非生命体，加入我们对既有历史叙述的审视反思和修整再写。[3]

　　以植物为主体或问题来寻求一种“平坦化”的环境反思，较浮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动物转向”要来得晚些。围绕植物之于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性的讨论，大多现于千禧年后——意在通过人文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推进对“植物-人类”关系的认识，帮助人类应对人新世紧迫的人类-环境挑战。[4]环境议题中对于植物主体的人文聚焦，约莫能追溯到美国植物学家万德西（J.H.Wandersee）和舒斯勒（Elisabeth E.Schussler）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5]他们在开篇就引述了80年代多项研究所揭示的美国学生相较植物更爱学习动物知识的现状，彼时的生物学入门课程也会轻视甚至忽略植物相关的教学。但与之矛盾的是，植物是大多数动物的栖息地乃至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由此，两位学者提出了“植物盲症”（Plant Blindness），试图强调人类在感官认知上对植物的轻视与忽略，以唤起人类对于周围植物的注意、对其生物学特征和形式美学的欣赏，及对植物之于生物圈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的意识。

　　近20年，通过植物的主观视角来寻求又一种相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建立的“平坦化”反思路径，在西方人文领域催生了多个面向的研究和书写。科学史学者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2004年出版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或许是以大航海时期植物的全球旅行为起点进行植物文化通史写作的范本之一。

　　在同样以大交换为背景展开的殖民历史书写中，还有学者选择以一个或一类特定的植物对象为切口，通过植物文化历史片段展现植物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6]影响之间，以食物或溯至源头以作物身份被我们认知的植物，因在跨区域或跨国引种的全球流动中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区域发生的联结变迁，在近五年进一步被细化为社会人类学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关注的“移动作物”（moving crops）、杨筑慧和罗秋洪提出的“作物人类学”等概念——把植物称作兼具自然和社会生命的动态对象。[7]

　　得益于植物在过往殖民语境中的普遍存在，以之为锚点触发或演变的人文研究逐渐成为环境议题下植物叙事的康庄大道，以至于出现了“殖民研究四巨头”（茶叶、罂粟、咖啡、棉花）这类调侃。当然，在植物被惯习性地拉入“殖民企业”（colonial enterprise）或是与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全球“商品”（commodity）和人类活动外，还有更为广泛的、与植物生命体往复纠缠的生态情境。比如关注法国气候史研究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就曾以西欧历史资料里的葡萄采摘日期为基础，推测近一千纪以来欧陆气候波动的大体轮廓；澳大利亚景观学者拉克斯沃西（Julian Raxworthy）依靠切身的园艺和景观实践经验，以viridic的遣词强调人和植物在花园场域中平等的互动状态，提倡实践者和所接触的植物材料间的“植物伴侣”（vegetal partners）关系；抑或原住民研究中常把植物视作传统知识载体和动态表征的设定——雨林原住民和热带植物间既物质又涉及意识状态和多感官维度的联结通常能给现代自然科学框架以补充。[8]

　　借此，植南门市部的“菠萝流浪史”研究项目虽始自北美园林和景观研究领域的史学命题，即对德国贵族普克勒-穆斯考王子（Hermann von Pückler-Muskau）为其所有的穆斯考尔庄园温室设计菠萝状尖顶这一行为动因的论述，但在博采各人文研究视野众长、将民间资料纳入既有历史叙事长河的行动中仍处于持续性的动态生长。

　　早在菠萝状尖顶落成的18世纪初再往前几百年的新旧大陆作物大交换时期，菠萝就已经跟随探险者们的步伐远渡大洋，凭借香甜的口感和欧洲社会对热带想象的迷恋，成为市场上红极一时的商品以及社会阶层中高贵身份的象征。与其说是普克勒-穆斯考王子设计了温室的尖顶，倒不如将菠萝形象的出现视为其借由全球交换通道侵入了人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正是菠萝借助全球化进程收获的不停旅行，使其成为和人类同等重要的历史进程推动者与变革参与者，在流动的不同时空中织入了层层叠叠的过往片段。这也让植南门市部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续地剥离出包括菠萝全球引种栽培梳理、欧洲温室技术沿革论述、菠萝甜品制作食谱考据、跨文化交流研究等在内的多条支线，更“平坦化”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塑造的菠萝的主角身份。

　　从历史与档案中生发出的菠萝研究，为我们的植物书写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但也面临着这一研究方式固有的局限性和被动性：毕竟前人所生产并留下的已是经历史筛选、界定过的结果，研究者无法对沉默的史料进行拷问，也无法改变由殖民研究和全球史主导的叙事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正如植物总在或被动或主动地拓展自身所能触达的疆域范围，植物的书写无法只停留于静态的对宏观历史的呈现，而缺乏日常生活中对常识的动态体察与反思。[9]当下的、微观的、地方的社会现实，也是植物所行至的真实环境。因而我们需要跳出被动的接收者和单向的观察者身份，主动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去阐释植物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10]我们需要进入地方、进入植物的田野。

　　在进入田野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以植物为研究对象、以获取地方性常识为目标的田野并不以传统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方法为参照：面对数以万计寻常的植物对象，我们并不为“大书特书”珍稀、名贵或是本土的物种，而是选择极为特殊的“地方”进入；我们亦无法向“不会说，不会动”的植物发问，但也不能只做描述科学信息的地理学家或植物学家。作为交叉学科的民族植物学提供了新的学科视角，即以“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11]为研究目标，关注人与植物，乃至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支持。而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im Ingold）对民族志方法的反思助我们在田野中更进一步，他在讨论田野方法的Making（《制作》）一书的开篇中写道：“要理解事物，你必须在事物之中成长，也让它们在你之中生长。”[12]因此，研究者也是田野中在场的行动者。在书写植物的田野中，我们和植物发生怎样的互动，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植物与地方、植物与人的关系。

　　在植南门市部此前的田野工作中，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13]似乎更能恰当地描述我们的行动者形象与身份。一方面，无论是在已进入现代城市化进程和文旅发展的台州府城，或是在保留原始山林风貌和本草食药历史的磐安榉溪村，我们始终是自远方而来的外来者，是“游客”；我们总带有和本地“文化持有者”不一样的观察姿态，甚至对同一植物对象的方言叫法都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我们同样来自被植物和现代化进程所包围的另一些“地方”，将植物作为进入田野的钥匙，我们又时时刻刻共享、共感着相似的记忆与文化，习惯在狭小的空间中寻找向阳的空间种植，也习惯将信仰寄托在某些特别的植物之上。

　　同时，“游荡者”行动的漫游性、偶发性，也是以植物、以植物与人的关系为线索进行田野的一个特征。严密的计划和清晰的路径图当然能帮助研究者高效地连续使用时间，正如原先我们所习惯的地图，在明确的横纵坐标和数字之中描绘出这一地方的植物景象。然而，跟随本地人进入真实的环境，循着植物自然生长的方向——不是二维而是三维的——去行走、触摸、感受，展开在研究者眼前的就不再仅仅是人所定义的地方，而是植物与人共同的地方。通过“在连续的空洞的时间打开了各种各样的缺口”[14]，这种由植物与人的关系所构建的地方性知识或经验，也并非只限定于这一个区域。在植物的移动之中，各个地方都必然存在共同的植物对象、相似的生长环境。在植南门市部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也在进行地方性田野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去天南海北“看看通论是否可以经得起考验”[15]。植物为我们建立起微观而具象的当下，使得我们在四处游荡中获得更为真实的“内部眼界”。

　　植物从来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植物。诗人臧棣在《藏红花简史》中以第一人称描写“藏红花”：“……浸泡我的液体中漂着/刺鼻的羊油的味道——/我的缄默，有被迫的一面，/但我独占着颜料的核心；/涂抹时，岩石的表面/构成了我的鲜艳的单人牢房，/我褪色，时间也跟着褪色……”这足以说明人类对植物是有想象的，甚至不满足于将其作为一种象征，而是去窥寻植物的秘密，把理解植物作为目的。

　　只是因为叙事的权力总是存在，所以对于植物的写作总是陷入“单一叙事”的困境中。这种“单一”在于写作者的“高位者身份”，在于站在全球殖民史这一框架下的“中心”。“菠萝”是彼时欧洲的财富符号，“柠檬”是西西里岛的阳光，我们看不到种植户的影子，更别说那些处于“边缘”的历史了。退一步讲，我们甚至需要回应：“为什么要写植物？”这不荒唐吗？我们即使看到植物，也只是寄情于山水罢了。

　　我们对于植物的盲，或许是选择性的回避——一种惯性思维是：将植物视为人类的他者，植物是没有主体性的。正如2022年于路德维希博物馆（Museum Ludwig）开幕的展览“Green Modernism:The New View of Plants”（绿色现代性：植物的新视角）所讲述的一个故事：仙人掌在美洲被“猎杀”，转而在德国种植、销售，疯狂的植物收藏家贝克伯（Curt Backeberg）身着白衣站在一米高的仙人掌旁拍下肖像。人类“看见”了植物，欣赏它的形状与颜色，通过它联想到性别，对它趋之若鹜……

　　这种惯性的历史是久远的，毕竟我们在理解人类社会时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习惯于忽视那些发不出声音的群体，对于地方和日常的生活有着“模式化”的理解。“单一叙事”的源头，或许是我们回避了叙事的重要性，觉得没有讲故事的必要。学者柯志明在《社会学家们，回来作历史研究吧！》一文中提到：

　　从事历史研究时，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往往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我们讨论社会变迁的“模式”却拙于处理变迁的“过程”[或者，以极端的案例来说，仅以统计相关呈现社会变迁过程，而剥尽其叙事（narrative）——说故事（storytelling）的一面。我们认定社会变迁是结构性的，但却似乎没有同等地在意结构也会变迁。

　　社会学家们或许已经认识到了社会现象是有时间性的，在书写“现在”的时候，难免需要用历史叙事来建构“过去”，从而对无法解释的现象进行说明。正视叙事的作用、还原不同群体对于植物叙事的建构过程、理解关于植物被修改的历史、描绘出其复杂性……这些都是对“单一叙事”的抵抗。

　　叙事不只是一种认知工具，不只是组织和呈现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之基本方式，更构成我们的存在本身，是我们建构自己的基本方式。[16]那么关于植物的叙事呢？

　　相较于更具主体性（subjectivity）的社会现象，植物和人类在物种上的鸿沟似乎将我们带入无解之地。社会学家费恩（Gary Fine）在Morel Tales:the Culture of Mushrooming（《羊肚菌的故事：蘑菇文化》）一书中称自然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并将自然的这种文化建构和诠释过程称为“自然物”（naturework）。我们在书写植物的时候，或许正是在书写“自然物”。我们越是理解对于植物的文化建构与诠释，可能越接近植物。毕竟我们无法改变替代性书写的事实，那么就在这个书写过程中尽情感受植物对人类的反作用力吧。

　　去书写“关于植物”（about plants）的一切，是我们在书写实践中领悟到的最能够接近植物的方法。“植物”就像“日常生活”一样庞杂和琐碎，所谓的“植物叙事”并非完全如史学家斯通（Lawrence Stone）所定义的那样，即“叙事按时间顺序组织、关注单一连贯的故事”。我们可以既描述又分析，既关心具体的问题，也在意抽象的、集体的问题。例如，在《柑橘蜜史》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发现柑橘属植物的谱系无从溯源，“作为一种日常食材，柠檬是一种神秘的水果。它的出生地不详，‘父母’不详，就连名字的由来也存在争议”[17]。我们面对的唯有过去事实的痕迹。此时不仅为了再现（represent）过去，更因为我们的书写得以重构。

　　“历史叙事总是一种主观解释，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除非完全排除其中的人文意义而写成类似自然史或动物史的叙事。”[18]这也许侧面证实了在自然史的书写中，自然与人文之沟壑难填。而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19]给我们提供了良好黏合的样本。英国博物学家、生态学家怀特（Gilbert White）在《塞尔伯恩博物志》中写道：

　　无论公牛、奶牛、牛犊，还是小母牛，一到夏天，都会在……十点便入水，悠然地反刍，直到下午四点才回岸上进食……这期间产生的大量牛粪便成了滋生昆虫的温床。虫子一多，鱼也有了食物……大自然真是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此擅长将一种动物的消遣变成另一种动物的食粮！

　　这里用到的修辞、分析，早早脱离了所谓“历史叙事”的呆板套路，我们难道不会因为这样的叙事更理解、亲近自然一些吗？

　　被称为园艺作家的阿特利（Helena Attlee）也为我们呈现了《行走的柠檬：意大利的柑橘园之旅》：

　　我很快发现，在这些地方的橙园里，随身带一把袖珍折刀大有用处，因为大多数果实都紧黏在树上，除非你从树枝上把橙子的梗砍下来，否则很有可能撕破树皮。

　　看似细碎闲散、私人的叙事无法成为历史上共同命运的见证，但又如何？像海绵吸满了汁水，饱含作者亲身体验的叙事让“我”能共情植物的命运，哪怕这一刻“我”忘记了“我”并不是阿特利，没有丰富的园艺知识，没有切身的实地体验，但在她的书写中，“我”看见了“植物”。

　　[1]植南门市部是由江垚、杨杭平和庄明昱共同运营的植物文化研究与在地创意行动团队。

　　[4]详见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植物人文倡议(Plant Humanities Initiative)官网对该倡议的阐释:。Anthropocene一词多译为人类世或人类纪，此处为与前文引用的论述保持一致，故采用人新世这一译法。

　　[7]白馥兰在2018年提出移动作物的概念，呼吁书写一种关注作物周围关乎人、生物、技术、想法和场所等面向的全球史。杨筑慧和罗秋洪则在其近期发表的论文《作物人类学:范畴、历史与路径》中提及作物在种植、交易、分配、消费等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这种围绕作物展开的讨论如何能够关注到不同社会群体或区域因作物而发生的联结与变迁。

　　[9]汪民安在其2022年撰写的文章《时间和情感的三重叠加——关于陈柏豪的绘画》中提到:物借助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一种旅行的普遍性。如果说人在不停地旅行的话，物也在不停地旅行。

　　[10]详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13]汪民安于《游荡与现代性经验》(刊于《求是学刊》，2009年7月第36卷第4期)一文中写道:在本雅明的笔下，现代都市中的游荡者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观察者……游荡者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弃，但又深处都市生活的中心地带，以冷眼旁观的姿态观察着都市生活，他的视角是那些忙忙碌碌的都市男女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个视角使他能够洞悉都市生活的本质。

　　[15]引自科大卫(David Faure)的《告别华南研究》一文，初刊于: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M].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

　　[18]引自：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19]即关于自然环境的非虚构写作、小说、散文或诗歌。自然书写的范畴从强调自然历史事实的野外指南到具备哲学性的作品，包括自然历史散文、诗歌、有关孤独或逃避的散文、旅行记事和冒险写作。(引自中文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