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家贫，即便遭遇战乱，书房仍是文人修身养性之所，窗竹、砚池勾勒出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境。
“文房”一词最早见于《梁书•江革传》：“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驭二龙于长途，骋骐骥于千里 ”。这里所指的“文房”，当时专指国家典掌文翰的地方。唐代时，文房被解释为文人的书斋或书房。杜牧于《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兼领相印出镇全蜀》一诗中有云：“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
文房雅器除了我们熟知的文房四宝，还有其他不同的种类，比如印泥印章、文玩陈设、书画装裱和文房杂件等。
图绘乾隆皇帝在书房内的情景。室内，乾隆帝身着汉服，一手拈须，一手执笔，似在沉思。窗外，有“君子”之谓的梅与竹沐浴于春风中，焕发着勃勃生机，它们既扩展了画面空间，又为雅致的书斋平添了几分清幽与高逸。
中国的笔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笔便是文人墨客挥洒才华、寄托情怀的重要工具。正如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所言：“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进入明清时期，笔逐渐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文房雅器之一，有关笔的雅器更是种类繁多。
此文物是汉代毛笔的代表作，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通长 23.5 厘米，杆径 0.6 厘米，笔头长 1.6 厘米。笔杆为竹制，中空，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三字，“白马”是制作工匠的名字。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适于在简牍上书写。笔杆的后端尖头削细，以便于插入发髻。长度约合汉尺一尺，与《论衡》所谓“一尺之笔”相吻合。
主要用于在书写或作画间隙暂时搁置湿笔。其中有一种被称为“笔山”的山形笔架，以其峰峦起伏的山势展现了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和谐统一。
1974 年出土于浙江省衢州市原柯城区王家公社瓜园大队的一座双穴砖室墓。根据墓志记载，此墓系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与继室杨氏的合葬墓。该墓出土 10 件文房用具，均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出土时已损，长 13 厘米，宽 2.1 厘米，高 6 厘米。笔架由整块天然水晶琢磨而成，整体呈山峰状，五峰挺秀，中央主峰最高，侧峰对称地向左右递减，峰峦之间用以搁笔。格身晶莹通透，无任何一点瑕疵，可谓天然水晶之极品。宋代笔格可分为三式，史绳祖墓的水晶笔格为一式，不论材质还是工艺，都是顶级的规格。
笔插呈座屏形，两侧装饰宝瓶形站牙，屏正面呈座箱式，并设三个圆孔，两大一小，即可插笔，器身施白釉，通体以青花描绘纹样，上有芭蕉扇，下有秀石、花鸟纹；另一面塑贴魁星像，魁星一手持斗，一手秉笔，脚踩云端，周围辅以七星、祥云吉庆纹。
此器又称笔屏，系置笔用具，通常为笔插和插屏的组合。明人屠隆《考槃馀事》记载：“有宋内制，方圆玉花板，用以镶屏插笔最宜。”
笔筒大致出现于明代晚期，瓷器笔筒较为常见，尤其清代流传了许多青花笔筒瓷器，多制作精美，是使用者的文化个性与审美的体现。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瓷质。圆口，直筒形，平底。外壁周身开光内以青花绘两组博古图，布局疏密得当，纹饰线条流畅，青花发色青翠，寓意典雅，为典型的康熙时期文房佳器。
笔筒浅浮雕一组玲珑剔透的湖石假山，中间有一株梧桐，高入云端，还有数竿修竹。云中有一轮满月，下有两位仕女，一位倚靠在石头上，作观月状，另一位蹀躞而行，画面充溢着生活情趣。款镌“丙午秋日，三松”，书法有董其昌风格，丙午为康熙五年（1666 年），因此应为清初作品。
竹雕是以竹为材料，作品题材包括人物、动物、山水、花卉等。雕刻技法包括平雕、浮雕、透雕等，作品层次分明，形象逼线.笔掭（笔砚）
笔掭，也称笔觇、笔舐，为下笔行文描画之前用以掭墨吮毫之具，以避免一笔之间发生墨色浓淡不均的现象。
黄釉描金秋叶形笔掭，清乾隆，高 1.4 厘米，长 12.5 厘米，宽 16.5 厘米。清宫旧藏。笔掭叶形，通体施黄釉，釉面莹亮，釉色黄中泛红，叶缘红色愈深。器面的叶脉描画清晰并以描金装饰，器底亦雕出叶背脉络，全器宛如叠置的大小两片秋风中飘落的红叶。此器取秋叶的自然形态，以合于笔掭之用。濡笔之际，当令人有岁月如流、时不我待之感念。
笔洗作为文房清供之一，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洗是一种用以盛水洗笔的文房用具，质地多样，以瓷制最为常见，兼有玉、玛瑙、珐琅、象牙、犀角等。
明万历款青花梵文莲瓣洗，高 5.5 厘米，口径 19 厘米，足径 11.8 厘米，整体以 4 层共 64 瓣莲瓣组成一朵怒放的青莲造型，手塑与彩绘并施，器型优美，技艺精湛，是一件明代景德镇窑的上乘佳作。瓷洗以立体的莲瓣为形，饰以清丽隽逸的青花，雅致多姿。青花发色浓艳，重绘轻抹，釉光肥润，画工精细。
中国墨文化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殷商时期的人们已掌握使用天然墨的方法，西周时出现人造墨，《述古书法纂》记载周宣王时“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秦汉至隋唐时期，人工制墨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松烟墨，墨模的出现使墨的形制趋于规整，整个制墨也渐见规模，出现了许多制墨名家，休宁、歙县一代的徽墨
此套集锦墨共十锭，造型各异，尺寸不一，有长方形，臂搁形，古竹策形，古琴形等，墨上的彩绘图案精致细腻，并刻出琴、笔、纸、砚、镇纸、臂搁、竹筒、双剑、文石、书籍等形状，很巧妙地拼装组合在一长方形黑漆盒内。盒盖面上部有金漆篆书：“龙宾十友，结契文房，金澜膠尔，既坚且芳”。钤“闇然室”“开泰”两枚红漆篆书方印，下绘金漆红彩博古图。
吴淖，安徽休宁人，字天章，号开泰，别署闇然室主人。明清间著名墨工，与款派名家曹素功、吴守默等齐名，独树一帜，为休宁派之佼佼者，子孙世其业，至雍、乾后不衰。天章墨业年代久远，品精且多，然以年代定其优劣则以康熙初年所制者较为优质，如“妙翰留芳”、“漩率耀”等为最上乘。
集锦墨又称“瑶函墨”，始现于明代中晚期，鼎盛于清代。集锦墨是墨家按一定的主题设计制作，由形式不同、图案各异的墨锭组成的套墨。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所有墨锭形状相同、图家纹饰不同；二是所有墨块形制、图索纹饰迴然不同。集锦墨多数用料上乘，工艺精湛，装饰华美，形式繁多，集实用与装饰为一体。
宣纸之名见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而“纸的制造，首在于料。”古宣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为宣纸的生产提供了优质原料。宣纸最初以檀皮或赭皮入料，后以青檀树皮及沙田稻草混合抄造。宣纸质地棉韧，洁白细腻，享有：“轻似禅意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的美名。
蜡笺纸属于蜡质涂布纸，纸张涂蜡后表面光滑，增加了抗水性，并有防虫蛀的作用。这种技术在隋唐时期已有很大发展，敦煌石室写经纸中的“硬黄纸”就是在黄色纸上涂布一层黄蜡。唐宋时还有在本色纸上涂以白蜡者，称“硬白”或“白经笺”。
橘黄色描金云龙边粉蜡笺，长 160.7 厘米，宽 95.7 厘米。笺背色洒金，纸面印描金云龙纹边栏。描金彩与云龙纹样具清代中期的装饰特点，为此纸年代鉴定的依据。粉蜡笺的制作技术始于晋、唐时期，在清代加工纸中被广泛应用。此纸在装饰上避免了通笺遍饰，采用边栏的表现形式，乃其特色所在。从故宫博物院现藏纸张分析，此类云龙边栏纹样在清代中期开始出现，及至清代晚期历朝沿袭使用。
粉蜡笺，从唐代开始加工制作的一种添加红、黄、白、蓝、绿等各色矿物粉作为着色剂的蜡笺。添粉加蜡兼有粉蜡纸的优点。制作方法，在生宣纸上先涂以粉，再加蜡砑光制成。此法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为全盛时期，并盛行在粉蜡笺上再以金银粉绘制各种图案，多为宫廷装饰用纸。
镇纸又叫纸镇、文镇、书镇等，常见的多为长条形，因此也称作镇尺、书尺、压尺等。“镇”，在《说文解字》中：“镇，博压也”。顾名思义，镇纸是用来压纸的文具。
一级文物，1981 年出土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南宋庆元六年（1200 年）董康嗣墓。共出土两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呈卧伏状，四肢蜷曲。昂首突目，头部长一独角，向后倾斜，角尖朝上，口鼻上翘，两耳耸立，作警觉状。躯体浑圆壮实，蹄足粗壮有力，尾巴紧缩臀后搭至后腿。造型生动，琢工精细。
石雕犀牛镇纸体现了南宋时期的石雕技艺，对于研究南宋文具及纹饰造型等有参考意义。
砚，文房四宝之一，凝墨如镜，映照千年文化之深邃。古人云：砚以石润，发墨无声。明清时期，文人赏砚、刻砚、藏砚之风盛行，注重造型、铭文及装饰纹样，雕刻精巧雅致，颇具品味和文化内涵。1. 砚台
唐白釉辟雍砚高 5.5 厘米、口径 12.5 厘米、足径 15.5 厘米，圆形，砚面上凸，四周为环形水槽，圈足上有二十六根蹄状柱托起砚面，形成高圈足。外底无釉，露胎处洁白干净。圆形砚堂无釉，可以用于研墨。砚体及水槽均施白釉，釉薄光润。砚边内凹，形成圆形水渠，用于储存墨汁。此砚造型独特，是唐代瓷砚的典型器物。
砚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房器物，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东晋时期出现了各种形状的水盂，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水盂往砚里倒水时，往往水流过量，于是出现了便于掌控水量的器物——砚滴。砚滴也称水滴、水注、书滴、蟾注等。有嘴的叫“水注”，无嘴的叫“水丞”。
全器作舟形，有仓棚和艄棚，船舷两侧置有栏杆，仓内塑有人物，为男女二人席地而坐呈交谈状。仓棚沿左边搁油以木浆，棚顶落有一笠帽，左边一着蓑衣艄公作取笠帽状。器身内外施釉，色青绿亮泽，底无釉露火石红胎，舟首处留有一小孔，注水之用。
此砚滴出自以青釉著称的龙泉窑，釉色莹润雅致，且胎质细腻，釉层肥厚。砚滴最初多为铜制，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瓷质砚滴越来越多，砚滴设计也越来越注重造型优雅，寓意美好，同时也成为一种清供雅赏，极具艺术价值。
作冬笋形，上部开一不规则形小口，笋形逼真，笋的叶茎、虫斑、虫洞、笋根部的凸乳钉及切面的微孔皆刻画的惟妙惟肖。下配黄杨木叶形座一只，亦十分精巧。水盂，又名“水丞”，是传统文人书房中盛水的小器具，以便研墨时向砚池内注水。
宋元以后，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趋完善，文人在书画、信札、典籍上多喜钤印。文人将篆刻作为一种雅逸文化，以刀代笔，方寸之间展现自我精神世界。1. 印章
⑦印面：显示印文与图形之处，上有印文篆体，朱文，为“小红低唱我吹箫”7 字
“小红低唱我吹箫”象牙章，清代翁大年篆刻，印面边长 1.8 厘米，通高 2.4 厘米。印象牙制，方形，坛纽，纽顶施环链，侧款。印文篆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小红低唱我吹箫”7 字，印面有阳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叔均”。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姜夔的诗句：“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桥”，“小红”为姜夔的歌妓。象牙材质坚实细腻，作印耐磨。翁大年擅长刻象牙印，其铁线朱文印既挺拔有力，又生动流畅。此印上端为覆斗形，有细环链衔于顶部小环中，作品精巧，足堪赏玩。
印泥盒亦称印奁、印色池。文人用其蓄藏印泥，宋曾巩诗：“印奁封罢阁钤间，喜有秋毫免素餐。”传世品中亦见有唐代印盒，由此可见，印盒不晚于唐，而盛于宋，宋代的官、哥、定、越等窑均烧造过印盒。
此文物连盖高 5.3 厘米，底径 7.7 厘米。这件青花印泥盒内腹、盒盖、盒身都以青花装饰，内腹画一妇人以手承接垂下的蜘蛛，比喻抬头见喜，盒身绘平远山水，盒盖则描绘老莱子彩衣娱亲故事。老莱子故事出自汉·刘向《列女传》，记春秋时人老莱子很孝顺，七十岁了还穿着彩色衣服扮成幼儿，引父母发笑，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
香薰类的文房雅器，是文人墨客书斋中不可或缺的雅物，不仅承载着净化空气、增添风雅意趣的实用功能，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追求。1、香炉
青花海水纹香炉，明永乐，高 55.5 厘米，口径 37.3 厘米，足距 38 厘米。炉阔口，短颈，鼓腹，下承以三象腿形足，肩部置两朝天耳。内施白釉。外壁通体绘海水江崖纹。此器与青海省博物馆藏“大明永乐年制”款铜炉器形相似。其形体硕大，青花色泽浓艳，晕散明显，凝结的黑斑密布于纹饰中。纹饰寓意江山永固。能够烧造如此有气魄、纹饰精美的瓷器，反映出当时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技艺。
明永乐、宣德时期瓷器上的海水纹通常有起伏相叠的波浪及涌起的浪花，其装饰性比元代大大加强。
香盒也称香筥、香合、香函、香箱等。古代文人在书房读书写字、弹琴抚筝、品茗弈棋之时，总喜欢焚一炉香，既可以增添风雅意趣，又可以净化室内空气。但焚香多为香丸、香饼、天然香木等，香品易于挥发，香气易于走散，所以文人们就增添了香盒这一文玩。
竹雕海棠式镂空香盒，清中期，通高 8.2 厘米，最大口径 10.2 厘米。
此器器形似乎是仿唐、宋时期的莲花式熏香炉而来，上置装饰莲花的炉盖，下为多足，但为了爇燃出香，材质多取金属、陶瓷、石料等，像这种以竹根雕刻的器物并不具备燃香的功能，而是存置树脂香料及香饼、香丸之类的香盒。将其镂空可以透发香气，小巧玲珑的器形更可以为书房案头增添情趣。此器是清代有仿古意匠的竹雕香具中一件突出的作品。
香橼盘指古人书斋中陈设的一种小型果盘，其常置黄色香橼或佛手于其中，可散发出宜人的香气，平添不少雅趣。
盘呈荷叶形，叶面翻卷起伏，叶梗从叶后过枝而上，叶面边缘处贴塑含苞待放的花苞与莲实，莲蓬中有可活动的莲籽，器底粘有田螺和菱角形足。底书青花篆书“乾隆年制”四字款。此器造型、釉色均刻意摹仿自然界中的实物，色彩与质感都颇为真切，自然生动，体现出当时瓷器成型及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平。
此花插高 25 厘米，口径 5.9×8 厘米。翠呈青绿色，局部有深绿及黄褐色。花插较高，呈树桩形，主杆粗大，内可插物。花插的外壁 镂雕牡丹花枝，枝上立着禽鸟。下配以镂空雕花红木座。
花插属陈设用品，内可插物。明代玉器中已有花插，多呈筒状。清代的玉花插样式较多，其中树桩形花插较为典型。这件花插所用翠料有较高的透明度，局部绿色深重，属高档材料，是清代宫廷的重要陈设器。
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也用作礼器，始见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夏、商、周时期流行青铜觚。仿青铜觚的瓷质花瓶，俗称“花觚”，流行于元、明、清三代。
青花异兽纹花觚，明万历，高 76.5 厘米，口径 22.6 厘米，足径 19.3 厘米。觚葵瓣式，敞口，沿上折，长颈，颈中部起凸棱，腹部鼓出，足部高长，微外撇。此花觚器形硕大，器身为 8 瓣花棱式，所绘纹饰繁密，从造型到纹饰都体现了万历时期花觚的特点。
1.糊斗糊斗，古时对贮浆糊器具的称谓。浆糊是古代文人必不可少的一种物品，书籍的损坏、装订，都需要浆糊的帮助。
洒蓝釉描金花卉纹带盖糊斗，清康熙，高 6.2 厘米，口径 3 厘米，足径 3.3 厘米。清宫旧藏。糊斗分盖、器两部分，均施洒蓝釉为地，描金为饰。盖折沿、平底；器敞口、直颈、扁圆腹、圈足。
糊斗为文房中盛糨糊之器，加盖以防鼠窃。此器型制稳重大方，色调清雅，描金纹饰显露出皇家的富贵气派，是宫中专用的盛糊之具。
纸刀长条形，扁体，上部为刀柄，略厚，一面以去地浮雕法饰龙戏珠纹，围绕着似太阳般的中央圆台，另一面阴刻“卍字不断头”纹饰。器下部光素，为裁刀，锋刃极薄，顶端圆滑。刀柄与刀锋的过渡部分以镂雕及阴刻法饰花叶纹，正背面相同，其题材风格类似欧洲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盛行的良苕叶纹，表明此器或出于受西洋工艺风格影响的广东匠人之手。
文房之中，乐器亦占一席之地。乐器不仅仅是演奏音律的器具，更是文人墨客精神世界的延伸与寄托。文房雅器之中，乐器种类繁多，各展风华。1. 琴
上方篆书“九霄环佩”琴名，下方有篆文“包含”大印一方。池右有行书“泠然希太古。诗梦斋珍藏”及“诗梦斋印”一方。池左行书“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
⑭雁足：上方行书“蔼蔼春风细，琅琅环珮音。垂帘新燕语，苍海老龙吟。”“苏轼记。”
“九霄环佩”琴，唐，伏羲式，通长 124 厘米，隐间 114.2 厘米，额宽 21.8 厘米，肩宽 21.2 厘米，尾宽 15.4 厘米，厚 5.8 厘米。
此琴传为盛唐雷氏作品。琴以梧桐作面，杉木为底。通体紫漆，面底多处以大块朱漆补髹，发小蛇腹断纹，纯鹿角灰胎。龙池、凤沼均作扁圆形，腹内纳音隆起，当池沼处复凹下呈圆底长沟状，通贯于纳音的始终。蚌徽，红木轸，白玉足镂刻精美，紫檀岳尾。护轸亦为紫檀木所作，可能是清代广陵派琴家徐祺所装。
此琴可追溯的藏家有晚清民初时期的叶赫那拉·佛尼音布，字荷汀，后易姓叶，名潜，字鹤伏，号诗梦斋。其后递藏者有“红豆馆主”爱新觉罗·溥侗，有刘世珩，即于琴上铭刻“楚园藏琴”“三唐琴榭”者，再传子之泗，最后归藏刘晦之。
翠太平有象磬，清，高 24 厘米，长 26.5 厘米，厚 0.7 厘米。磬翠玉质地，翠绿色中有部分白斑。片状，一面随形浅浮雕巨象，象呈向右回首状，长鼻、长牙抵于臀部。象尾细而短，甩向右前方。象腿粗壮，前腿向前，后腿向后，似行走跑动状。另一面雕云气纹，中部凸起一双圈圆，圈内凸雕篆书“太平有象”四字，以释正面图意。磬上部雕五个松球，中心一个有孔，穿铜环及挂钩。
中国古书中常见所谓“金钟玉磬”之说法。“金钟”的“金”当时是指青铜，至清代才出现真正用金制作的金钟。古之玉为“石之美者”，故古代的“玉磬”从广义上说也即用美石制作的磬。金钟玉磬皆是古代帝王举行重大典礼时所用的乐器。此件翠玉磬上端有钩环可悬挂于木架之上，既可做乐器，又不失为一件精美的艺术陈设品。
1. 臂搁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字体时。因此，臂搁也称“腕枕”。
此臂搁，清，长 13.1 厘米，最宽 4.6 厘米，厚 1.3 厘米。清宫旧藏。臂搁青白玉质，稍有瑕疵，竹节造型。凸面琢一只牵牛虫伏于竹上，并出廓雕小竹一枝，凹面对应浮雕 7 道竹节。所配木座亦为竹节造型。清宫中的臂搁品种颇多，有漆、竹、木、象牙、玉等制品，而玉臂搁为等级最高的一种。此臂搁造型生动，颇富自然之趣，润洁的玉质白中透青，清雅宜人。
“如意”，又称“握君”“执友”或“谈柄”，由古代的笏和搔杖演变而来，多呈 S 形，类似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明清两代，如意因其珍贵的材质和精巧的工艺而广为流行，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成为承载祈福禳安等美好愿望的贵重礼品。在明末时期，如意更因其特有的雅致，成为崇尚古风的文人墨客的文房玩赏物件。
此如意，长 45.5 厘米。如意紫檀柄，首、身、尾镶螭纹玉璧、玉瓦，如意首玉璧的中央镶有一颗产自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东珠，直径超过 1 厘米。清朝皇室非常注重东珠，这种产于东北混同江及乌拉、宁古塔诸河的东珠莹润洁白，大可半寸，清时规定，只准宫中采用，王侯大臣不得随意佩戴。
东珠大而圆者往往用在皇冠或朝珠之上，异型珠则作为镶嵌之用。据宋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在北宋时，这种珠直径围寸者价值二三百万。此颗东珠粒大晶莹，点缀在双螭之间，组合为二龙戏珠纹饰，光彩夺目。
文竹书卷式盒，清中期，通高 10.5 厘米，底长 16 厘米，宽 13.5 厘米。清宫旧藏。盒之造型为长方体台座上设置三卷画轴式盒、一书函式盒以及一长方形葵式盒。三卷画轴式盒垒成“品”字形，书函式盒与葵式盒均在画轴式盒的另一侧。每一盒之盖与身均成子母口扣合。
盒通体包镶文竹为饰，阴刻模仿锦纹的各式几何纹饰，画卷与书函上浮雕标签，葵式盒上则去地浮雕变体夔纹。此盒内尚储有《董诰临米芾尺牍》《董诰九秋图》等，表明其不仅是精致的文房陈设，而且是为珍藏图册而专门定做的收贮盒。
书房是一个充满思想艺术与灵魂的所在，承载着文人的风骨与雅意。文人以雅为尚，书房中读书抚琴，吟诗绘画，焚香品茗，这是他们宁静自得、内省慎远、返璞归真的精神空间。文可载道，器亦可载道，中国传统造物讲究通过“物”传达趣味和意境。文房雅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信息，也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格调与精神。
墨韵万变、纸寿千年：文房四宝里的历史流变｜观展理解自己的文明（11）：文人雅器｜图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