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位于澜沧江最大支流罗梭江的环绕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一江碧水的葫芦岛上。1959年由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亲手创建，50多年来，几代人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园来保护。如今，占地面积1100公顷的园区，已建成38个专类植物园园区。有12700多种植物和160多种鸟类生长生活在这里。
这就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亚洲最大的集科学研究、物种保存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
这里的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深受好评。然而，坐拥如此优良的科普资源，科普工作却困难重重。
“每年60万元的科普宣传费，只相当于西双版纳机场旁一块广告牌费用的1/5。”所以，尽管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今年已经被授予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但分管园区科普工作的副主任李庆军的选择只能是不做广告，“因为我们出不起那么多钱”。
80元的门票价格在全国所有的5A级旅游景区中，已经算很低了，每年50万～60万人次的入园游客，也仅仅刚踏过了5A级标准的“门槛”，但这已让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科普旅游部的100多位员工忙得团团转。
李庆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共投入了1.1亿元对园区进行改造，这其中少部分是中科院、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等支持的。但总的来说，与门票的收入还是不相符。每年大约3000万元左右的门票收入，仅仅够支付部门运行费和这些员工的工资。投入比产出多得多，花5元大概能换回3元来”。
科普旅游部部长朱鸿祥说，园区的科普要想走出西双版纳，走出云南，需要的投入只会更多。“国家对科普的投入非常有限，税收上的减免政策也在今年取消了。”
2010年，由于在科普上的出色工作，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主任陈进荣获“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其实，这个园区的科普源自陈进的一个点子。早在1989年，年轻的陈进就和李庆军聊天说：“我们是不是要搞个导游？要科普导游，和别的园林导游不一样。”说干就干，他们在园区蔡公馆旁的依兰香树前挂起牌子“科普导游办公室”。
随后的几年里，园区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科普导游、第一个指引标识、第一块科普讲解牌、第一辆电瓶车2001年10月，园区科普旅游部成立，分为科普教育、安全保卫、票务、环境卫生、导游等5个组。
“现在有科普导游10人左右，我们对导游的要求，是带一次游客必须要满两小时，否则即使带出去也基本看不到什么，时间都用在走路上了。”朱鸿祥说，既然科普导游是特色，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本着这个想法，园区的电瓶车从最初的2辆一直增加到现在的45辆。每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陈进都会亲自为第一拨客人进行科普讲解。旅游黄金周导游不够时，经过培训的研究生也要“顶上”。现在，游客对导游的满意程度比较高，认为他们的讲解很有科学内涵。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科普知识，且降低成本，一年4期的《雨林故事》电子杂志只有科普旅游部的赵金丽一人在做，有限的时间里，她要完成策划专题、组稿和约稿全部工作。
“经费一年只有4万～5万元，主要是请专家和研究生写，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们给的稿费比别的地方都高。”赵金丽坦言。
“令人向往的科学殿堂，感谢科学家前辈留给我们丰富的植物资源，作为后辈更有责任做得更好。”这是深圳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位同学在游客意见簿上留下的一段话。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如“中国的奇观，世界的骄傲”、“以对科学的衷心，将一座荒岛发展到今天能感动人类的植物世界，对你们所付出的艰辛很是钦佩”。
正是相当多游客在参观完后的积极反馈，给了西双版纳植物园科普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决心和信心。但是赔本买卖终归不是买卖，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搞还是不搞呢？
“应该鼓励科学家来做科普，尤其是科研做得好的科学家。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他们要么觉得没有时间做科普，要么写出来的东西不像科普，别人看不懂。而很多学文科的来做科普，科学背景又不行，讲得又不够准确。”李庆军一直在犯愁。
相比发达国家，李庆军认为，我国看待科普的观念还没有转变，仍然认为科普是个“小儿科”。“现在我国真正的科学家不愿意去做科普，他们都在花心思发SCI论文，科普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科学上还无定论的东西或是水平不高的科普作品。”
更让李庆军和园区领导为难的是，科普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职称序列，工作业绩无法纳入研究所正常的晋升考核通道，更别提带动科学家做科普的积极性了。这已阻碍了目前国内科普事业的发展，以及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
在一片茂叶葱葱的榕树下，西双版纳植物园协同进化研究组研究员杨大荣在仔细观察榕树果实里密密麻麻的榕小蜂。
西双版纳是中国榕树和榕小蜂分布的核心地区。“目前已知98%的榕树种类中，一种榕树只让一种榕小蜂传粉，而一种榕小蜂一生也仅给一种榕树传粉，它们有着严格的一对一关系。”杨大荣向记者解释着自己的研究。
如此有趣的自然现象，杨大荣十分想让更多的人知晓，为此，他给《雨林故事》写了一期专题。“回报只有一些稿费，如果想要职称晋升，别说写100篇科普文章，1000篇也没有用。”杨大荣直言，这也是所有科研人员共同面对的问题。
留学归国的王西敏到植物园工作后，担任科普组组长。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举办了观鸟节、兰花摄影展、冬令营、夏令营等多个科普活动。
经常有中小学生的家长特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希望能带自己的孩子参加活动。其实，每天晚上王西敏都会在植物园散步，哪怕只有一位客人希望听他讲解，他都会耐心地带游客边游览边科普。
“我今年刚刚正式转成副研究员岗位，但还做专职科普。主要是植物园对科普重视，让我能享受一个合理的待遇和晋升渠道。”王西敏说，自己是幸运的，但科普旅游部目前还有8名正在工作的研究生没有编制，需要靠门票收入来发工资。
按照目前国家的相关规定，专职的科普工作者没有相适应的职称，更无法申请国家的科普项目和课题，因为只有科研人员才能去申请。
朱鸿祥说，有了好的想法，但没有项目支持，专职科普工作者的想法往往难以实现。“在经费匹配和职称晋升上，国家层面需要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政策容易打消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更无法吸引新人加入进来。”
让李庆军感触颇深的是，1999年他去美国进修时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位80多岁的普通老妇人家中，“她经常和朋友去附近的落基山国家公园，里面两三百种植物，其中很多花草她都能叫上名字，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是不可能做到的”。
此外，这位美国老妇人还订阅了多本科普杂志，包括Scientific American和Science News等，“每一期都认真地看，跟中国有关的还会推荐给我看”。李庆军认为，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科学素养确实很高，这与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
因此，即便不赚钱，放着科普资源不向社会开放，只会让西双版纳植物园更加坐立不安，因为他们把科普看做是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为此，李庆军每每在园区里走过，都会站在游客的角度，去发现和反思需要改进的地方。
“今年我们申请了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普项目，加起来40万元。”李庆军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普项目。
“作为中科院的一个研究单位，不搞科普我们依然可以活下去。如果我们把门关上，不让游客进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维护园林的人，不需要导游和电瓶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支出。但是这与我们的初衷实在是不相符合，我们真的不想看见游客失望的眼光。”西双版纳植物园党委书记李宏伟说。
植物园的“十二五”规划中毅然写着：做好科普工作，大幅度提高入园人数，使科学知识传播得更加广泛。
赔本赚吆喝的事情要坚持下来，只能靠信念来支撑了。信念下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呢？是不是更多的人，该给他们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好让他们坚持下去，乃至发扬光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