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深绿”“浅绿”和“红绿”思潮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因而，它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深绿”思潮立足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坚持“地球优先论”，把人类看作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认为正是人类把自身价值凌驾于地球共同体的其他存在物之上，并根据自身利益和愿望利用和改造自然界，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途径就是拒斥经济增长、拒绝技术革新与运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对立起来，保护的是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荒野”。

　　“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立足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只不过“浅绿”思潮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也不认为生态运动可以脱离代表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要建立在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和建立在严格环境政策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他们眼中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为目的的环境保护。

　　由于“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是具有后现代性主义色彩的怀特海主义，因此其一方面强调要用“共同体价值观”代替“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是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排斥现代技术的农庄经济，认为中国传统的农庄经济代表了生态文明的未来和希望，其实质就是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态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哲学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观三个方面。从哲学世界观看，工业文明是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其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滥用自然；生态文明则反对这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世界观，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论哲学世界观。从文化价值观看，工业文明主张的是以无限增长为基础的“消费第一”的文化价值观，既导致了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颠倒，也导致了以异化消费为基础的生存方式；而生态文明则主张从异化消费的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中摆脱出来，理顺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主张到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异化消费中去寻求幸福和满足。从经济发展观看，与工业文明信奉“增长第一”的自由主义发展哲学和通过大量耗费地球生态资源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不同，生态文明立足保护地球生态资源的目的，主张循环经济的内涵式经济增长，并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强调经济增长应当服从和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代西方绿色思潮对生态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和价值取向，根源于其理论基础的区别，也为我们建构超越西方生态文明霸权话语的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借鉴。

　　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从历史的维度看，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问题，而且伴随资本的殖民活动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也导致落后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作过系统分析。从现实的维度看，资本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利用其掌控的全球权力关系和国际分工体系，剥削和掠夺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发展趋势。因此，资本应当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它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虽然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是人类与自然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具体而言，它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等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及由这种矛盾冲突所导致的危机。如何实现环境正义，是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和关键。

　　从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看，强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如何分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却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生态治理争论的焦点问题。厘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是当代全球环境治理顺利展开的必要前提。对此，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了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上，应遵循“共同而又有差别”的原则。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所确立的“共同而有差别”的原则实际上规定不同国家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应当负有主要责任，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补偿。

　　从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看，后发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就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起到一种发展观的作用，并有利于后发国家捍卫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即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使用自身生态资源的权利。在围绕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争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后发国家的发展，对后发国家的生态资源利用其掌控的国际分工体系进行掠夺和剥削，严重侵害了后发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同时，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背景中展开的，也应当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也就是说，后发国家应当在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同时，捍卫人类整体利益，使自身发展不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把追求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作为生态文明的道德追求，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起到引导人们实践行为的境界论的作用。总的看，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只要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对该违法行为负有立项、审批、监管职责的领导干部就一定要被追究相应责任。追究责任不应只是警告、记过等“毛毛雨”，而应以降低职务、开除公职甚至开除党籍等处罚为主，情节严重的还需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促使领导干部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人类文明进步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衰败；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好，同样会导致社会崩溃、文明衰退。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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