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调研座谈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与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的作家代表们进行座谈。座谈会上，作家先后发言，分享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感悟，探讨山乡巨变题材创作的新可能。以下为部分作家发言选摘，以飨读者。
我从《父亲进城》开始“进城”“扎根”“回乡”三个系列的写作。我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2011年，我将他接到西安和上海过年，这是他第一次进城。我们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看到一个金碗，我说这个碗是金子做的，非常值钱。他说，碗不能用来吃饭有什么用？我站在东方明珠向他介绍，金茂大厦有88层那么高，他说再高也没有家乡的山高。我谈到家门前的那条河从秦岭山中流出，经过丹江、汉江、长江，汇集到上海流进海里，他就追问，河水天天往海里流，海水又流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晚上都会陪父亲睡觉，给他暖脚。等他睡着了，我就把这些父子之间的故事，写成“进城系列”的第一篇。2015年红旗出版社出版了“进城系列”共8本，主要书写了进城务工人员的不适应和苦苦挣扎，反映了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
父亲是一个文盲，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却道出了事物的本质。我想，这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乡村生活，和土地打交道，他所有的看法都以土地为参照。这里所说的“土地”，是指长庄稼、药材、花草树木，孕育风俗民情的土地，是天然的、原生态土地。这不禁让我思考，是不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被变形、扭曲和演绎，从而离赖以生存的土地越来越远？很多人仿佛已经忘记了土地的根本功能是繁衍生息万物生灵，乡土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
因此，我又开始了第二个系列“扎根系列”的写作。故乡回不去了，我们只能扎根，再造一个“新故乡”。我对如何“扎根”最开始的想法是将异乡变成故乡。有一个说法，亲人所埋葬的地方才是故乡。我的岳父是上海人，在下葬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刻在他的墓碑上，当我将他的墓碑一半埋进土里的时候，我感觉这块墓碑似乎像我的根一样扎了下去。
后来我慢慢地发现，这个根扎得很浅很浅。我觉得，真正的故乡，不仅应该有人在这里去世，还应该有人在这里出生，更应该在这里工作、生活、老去。后来，我又写出了《地下三尺》《从前有座庙》《再见白素贞》《后土寺》等书。我刚刚发表在《十月》杂志并即将在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36万字长篇小说《浮生》，是“扎根系列”的终结篇，讲述两位进城的年轻人，在他乡如何再造一个新故乡。
我写过一首诗叫《两个碑》，大意是：我漂泊的一生可能需要两个坟墓/一个要用故乡的黄土安埋我的灵魂/一个要用他乡的火焰焚化我的肉体……意思是，出身乡村的人，只有回到故乡，肉体和灵魂才不会分裂。所以，对于进城者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回到故乡去”，重建、振兴和唤醒衰败的故乡。于是，在中国作协的倡导和号召下，我又开启了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回乡”系列，或者为“乡村振兴”系列。
那么，什么样的故乡才回得去呢？我觉得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因为现在的乡村，已经基本脱贫，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社会保障也很好，没有任何上缴款，农村医疗保险可以报销70%左右。可以说，物质相对而言已经比较丰富了。但年轻人还是不想回去，应该有教育资源和就业等等问题。我个人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的问题，导致了乡民们的告老不还乡，自然环境的破坏、民俗文化的淡化，这些因素使得乡土文明越来越衰败和荒凉。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非常及时且富有意义。希望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传播一种热爱土地的价值观，呼唤乡土文明的回归和复兴，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精神动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发扬乡土文明之光呢？我用《拯救父亲》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父亲生病住院，陷入昏迷的时候，他的手一会儿抓一抓，一会儿揪一揪，我看到这些动作的时候觉得特别眼熟。我姐告诉我，他是在摘扁豆、掰包谷、劈柴火，这都是一些在乡村种地和生活的动作。一个躺在病床上不忘种庄稼的农民，一个把自己和种子一起一点点地种进土地的农民，他种地是为了吃吗？是为了钱吗？是为了享乐吗？其实都不是！这是对土地和庄稼的热爱。每次我想让他进城的时候，他总是说，地里的麦子要割了，家里的鸡没有人照看，每次从昏迷中醒过来，他也是吵着要回家，因为他放心不下家里的那些土地，离开那些土地他的生命就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我希望在“乡村振兴”系列中继续呼唤大家要热爱乡村，热爱土地。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城里还是乡下人，我们的吃穿用度莫不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热爱可以重新点燃乡土文明之光，热爱让我们不仅能回得去、留得下、守得住、活得好，还可以安得了心魂。热爱就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现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农村的变化。我尽管住在城里，但一直关注着农村、农民和土地，我多次跟随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农村，去感受农村的现实，近几年的变化，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农村成长、青年就创作乡土小说的人来说，感受巨大。生产方式、居住环境、生活水平、街道绿化、文化娱乐、教育医疗等等，天翻地覆的发展变化震撼着我。新时代的农民也早已不是传统印象中的农民，他们大都受过不错的教育，跟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太大差别，好多年轻的农民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手机、电脑、网络、燃气、自来水等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得城乡达到深度融合。去年，中国作家协会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最切合实际的工作之一，新时代乡土文学需要作家“深扎”，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回应时代；作家也需要运用文学手法，发掘不同题材，把发生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故事讲好。
具体到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还是要做好写什么和怎么写。一个是内容方面，人物、故事、背景、思想、精神、情感；一个是技术方面，语言、细节、结构、形式等。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这两方面做得都好，均衡交融、相辅相成。
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也不会例外，首先还是人物，应该发掘并塑造时代变化中的新人形象。一些书写农村的小说中的人物，像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茅盾《春蚕》中的老通宝，两个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成功地折射出了当时的时代和社会现实；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后，像高晓声《“漏斗户”主》中的陈奂生、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的老木匠和张炜《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都是时代变革中鲜明的人物形象。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鲜活生动的新人形象，尤其是生活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的形象最能代表普通中国人和家庭的喜忧和梦想。
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作品，也离不开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讲好中国山乡故事，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如何讲好呢？首先要立足于当下和现实。在“新”和“变”之间，要善于用心用情用力地发现故事。去年秋天，我跟随“乡村组织振兴齐鲁行”活动去往胶东半岛，深入到青岛、烟台、威海农村，所到之处让我深深震动。各地都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产、供、销”形式多样，乡村的感觉弱化，基本上都是城市模式；土地流转让农村周围的土地变成大片的葡萄园、苹果园、樱桃园，在湖泊河流间成片地耕作种植。我当时就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农村孩子，他们的乡村情感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感受到的乡土是这么美，这么漂亮。这种新和变的背后，有很多故事需要讲述，有很多鲜活人物需要呈现。我在今年第五期《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桑田绿》中，就有这次深入生活所带来的启发和感受。
再者，要写好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文学评论家宋遂良先生多次说过“文学的核心是情感”，我非常赞同。真情实感如同文学作品的血液，一部流淌着循环着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才能彰显出饱满的精神力量，刻画出来的人物，讲述出来的故事，才能真实、准确，有说服力。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写作者必须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贴着新时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去创作。
写什么确实重要，但文学作品毕竟要靠文学性说话，怎么写也特别重要。一部在内容上有份量有力度的文学作品，也要在语言、结构等创作手法上有所突破创新。
特别是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学作品形式创新，拓宽了文学空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文学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但文学作品的丰盈始终有赖于生活。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学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所以，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作品的书写，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立足于当下，准确真实地反映现实，处理好写什么与怎么写之间的关系，塑造出鲜活生动感人的新人形象，用饱满的情感，讲好中国农村和大地的故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我一直生活在宜昌枝江，从事写作多年，虽然成绩平平，但也没放弃。我一直信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唯有生活最过硬”，这道出了文学创作的根本。
在我看来，从小处讲，生活就是一日三餐，生老病死。从大处讲，生活是人类所处的环境、生存法则。于个人是命运，于众生就是时代，即个人与时代的同频共振。生活复杂，却也可触可感，尤其是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生活，具有大众性。故而，我们所说的“生活”就是人民。
生活的源泉在哪里？毋庸置疑，在大地在基层。大地给予了我们泥土的芬芳、庄稼的拔节生长……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如果没有与之交心换心的近距离接触，是很难体会到我国所经历的变化，新时代的农民面临的物质与精神困境，以及战胜这些困境所呈现的崭新面貌。如果忽略这些，是写作者的遗憾，因为忽略的不仅是大地田野在新时代的面貌，还忽略了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最为深刻的也是最为复杂的变革。
四年前，我参加精准脱贫攻坚战，深受感触。当时，我在采访了百里洲大部分帮扶干部和农户后，深刻地感受到精准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贫困的原因各有千秋，然而，除开易地搬迁、环境恶劣等客观原因外，大多数还是源于病残和孤寡守独，这不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贫困。帮助这些暂时身处命运低谷的人们摆脱“贫困”，活出尊严，正是脱贫攻坚的意义所在。作为写作者，记录当下的瞬间，就是在场者、参与者。我要记录的不是这项国策的表象，而是深入这片土地以及在此生活的人民肌理中的细节。经历两年时间的准备，我写出了22万字的纪实文学《百里洲纪事》，受到全国关注。
去年，我又参加了乡村振兴工作，走访了三百多个农户，收获颇多。作家出版社邀请我参加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因为准备充分，我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长篇小说《水未央》的初稿。这本书书写精准脱贫后的百里洲乡村，在坚守传统文化和打造生态农村样板方面的努力。这部长篇以三个视角展开叙述，三个视角、三种身份、三类语言，也是三种构建方式。小说主要着眼于人的风貌、心理和精神气度三方面的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了，有了精神追求，建设家乡的方式也推陈出新，新山乡巨变也将落到实处。小说人物长姐伍安琪是乡村振兴局的一把手，也曾是孤岛脱贫攻坚的带头人。她重返孤岛，为改良土壤和水资源，为保护传统的古楚文化，为打造绿色环保的新农村和振兴乡村作出种种努力。妹妹伍枥娟曾经是一名护士，但是她为了理想，回到孤岛办起康养中心，利用所学的知识，倾其所有为孤岛上的老人孩子提供方便，更为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服务。而伍晓静是一名留学生，因为疫情暂时回到家乡，在妈妈和小姨的感召下，来到孤岛参与社会实践，亲眼见证了孤岛正在发生的变化。她用笔记下了变化，并分别用日语和英语发表到国外，向全世界呈现这片土地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崭新气象。人、土地和时代，三者就在如此的改变中融合，彼此构建彼此成全，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新山乡巨变的模式。
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和艺术风格，值得书写。我的故乡百里洲是一座江水四围的孤岛，这里曾是古楚文化的中心地，其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充满了文学的隐喻。而家乡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举措同步进行，也是整个中国乡村的缩影。
我从事文学创作二十多年了，始终扎根基层，扎根乡土，将家乡百里洲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和文学原乡。书写这片土地和人民，是我不变的选择。他们是我作品的主角，他们的变化是我作品的主题，我们共同成长，一起经历生活这条“河流”的冲刷和洗涤。
关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我的理解是，要重点关注新时代十多年来的山乡巨变，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用宏阔的视野聚焦现实、讴歌时代。作家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严肃创作，才能更好厘清山乡巨变的深刻内涵以及隐藏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科学逻辑。
决定创作长篇小说《辽河传》，是因为我想通过写作来回报养育我的母亲河，为辽河留下一点文字。经过两年多的实地走访和考察，我打开了一个浩瀚世界的小小窗口，目前已完成了近30万字的初稿。
一是河流文明。一条河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纵观世界文明史，概莫能外。辽河流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在这里相互交错，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满天星斗共同发展壮大。两年时间，我走遍了辽河流域，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时代、对话时代，以期回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
二是平民视角。平民视角既不是从高楼上向下俯视，也不是匍匐在地向上仰视。考察一条河流，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而我们看到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历史，很难找到平民日常生活的痕迹。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从辽河历史中走来的普通百姓，如烧炭工、制玉人、车老板、柳编蒲编工、农人、水利技术员等，人民才是小说的主角。我希望改变历史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书写，在人物塑造上力求实现新的突破，创作出一部真正具有人间温度的诚意之作。
三是形式探索。文体创新很难，用一部长篇小说来完成对一条河流的书写，本来就具有挑战性。在一个“快写”和“戏说”受益的环境下，作家需要下很多笨功夫、苦功夫，有时五百字的段落就需要阅读和查找百十倍的资料，一些看似日常的书写需要很高的写作成本。这部小说尝试了跨时空和跨文体写作，对辽河进行“考古”，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记录辽河流域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的变迁，发掘悠长时空隧道中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和“活化”精神，努力实现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统一。
最后提一点建议。“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无疑是个立意高远的设计，必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希望在推进计划的过程中，能加强有效的宣传推广力度，着眼于当下融媒体传播的客观实际，从“专业”转向“普及”，实现“跨界”和“破圈”，从而使“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发挥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作用。
我出生在西秦岭山脉末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村，这里和辽阔的西部大地上任何一座村庄一样平凡，甚至它就是广大乡村的一个切片和缩影。在那片偏僻、艰辛、多风又纯朴、宁静、自由的土地上，我生活到十五岁。这十五年的幼年和少年时光，如同一碗咸水，一抔黄土，滋养并塑造了一个人的容貌和秉性。随后，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学习生活。毕业后，我在电视台从事了近十年的新闻记者工作。这十年，我租住在城中村，看到了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现状和坚韧的精神。时间久了，我也变成了城中村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了一个会“行走”的城中村。
提及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因为我所有的写作地图都在这里。这些年，我的写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城市普通人的故事，另一类是乡村变迁的书写。我经常回到故乡，也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下乡采访。这些年，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伟大的脱贫攻坚，也见证了脱贫攻坚给故乡——广阔的乡村大地——带来亘古未有的变化。水泥马路、营养早餐、自来水、路灯、新农合、文化阵地、农业产业，网线拉到了家门口，农民可以上网聊天、刷短视频、下单购物。一个农民对资讯的掌握、对时局的认知、对物质的追求和城里人毫无区别。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变，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呈现出的崭新面貌，我都历历在目。于是，我写下长篇小说《青山隐》。
后来，我在作品《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中展现城市化进程中，老乡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的不同境遇和故事。
文学即人学，新时代的文学更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学。这些年，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始终紧贴泥土大地，感知人民悲欢，领悟人民心声，书写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塑造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表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变。当然，面对时代的要求，面对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我的写作依然显得不足甚至稚嫩。我想，唯有把自己放进生活的河流中，像一条鱼一样，在流水中去感受河的波澜、流动、走向，甚至温度和脉搏，而不是坐在岸边，静观流水。回归水源是一条鱼的归宿和使命。走出书斋，投入生活，俯下身子，将心比心，是一个作家的归宿和使命。就像张宏森书记所言：“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刻画新人与英雄，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
生活的日新月异、人民的拼搏奋斗、家庭的苦辣酸甜、百姓的悲欢离合都需要我去倾听、思考、书写。这是时代给予我的新答卷，也是我所努力的方向。最后，希望中国作协进一步延伸服务手臂，以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联动的方式，通过“西部雨露计划”，为县区特别是西部的基层县区写作者开展各种活动。作为从基层出来的写作者，大家特别希望中国作协把各类活动、知名作家带到他们身边；二是希望中国作协加强对西部青年作家的关注度，通过“西部星火计划”，以国内知名作家为导师，用“1+n”的师带徒形式，培养、扶持、指导一批西部真正有潜力的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