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天鹅湖》《化·蝶》《天鹅》杂技剧“三部曲”，吴正丹觉得自己做成了值得骄傲的事——创造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杂技艺术。
进入杂技行业26年来，吴正丹从未停下创新的步伐。她将我国传统杂技与西方芭蕾相融合，首创“肩上芭蕾”，在国际社会大放异彩，《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斩获第二十六届蒙特卡罗国际杂技节“金小丑”奖。此后她又尝试将“肩上芭蕾”放在一部完整的舞台剧中，于2004年首演世界首部杂技剧《天鹅湖》。
如今，吴正丹将更多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她说，杂技行业人才培养模式依然很传统，没有纳入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亟须建立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期待更多“后浪”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让杂技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世界的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南方日报：在杂技界，您以首创“肩上芭蕾”而“出圈”。当时怎么想到将我国传统杂技与西方芭蕾相结合的？
吴正丹：这其中有很多机缘巧合。首先是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是运动员出身，17岁退役后被特招到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杂技团，才改行成为一名杂技演员。运动员期间受过的训练，为从事杂技行业及探索杂技与芭蕾融合创新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次是遇到特别的“有缘人”。来到杂技团后，我遇到的第一个编导就是学芭蕾出身，他结合我的身形特点，在编排双人技巧动作时，使用了一段芭蕾舞胡桃夹子音乐，风格很芭蕾化。这个作品在国外演出时大受欢迎，一位国际芭蕾界有名专家还说，我们非常适合芭蕾。
另外也和我的“遗憾”有关。运动员生涯中我在技巧项目上最好成绩是世界第三，没有获得过冠军，这也算是我的一大遗憾。来到杂技团后，我一直想着怎么突破，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在这样的多重因素下，之前那个专家的话不断在我脑海浮现，一个大胆的念头逐渐产生：可否将杂技与芭蕾相结合？
于是，我们开始了各种尝试。首先是穿上芭蕾鞋，但想着在平地上跳，很难超越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于是继续摸索穿芭蕾鞋在搭档身上做动作。后背、肚子、大腿、臀部等逐个尝试，初步选定在后背。好不容易编排出相对成型动作后，老团长看了认为难度不够。我们又尝试着增加难度，把目光放到了肩上，最终诞生了“肩上芭蕾”的设想。
吴正丹：从“肩上芭蕾”的设想，到首部代表作《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问世，中间有2年时间。这期间，我和搭档也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魏葆华日复一日摸索，犹如在黑夜中探路。
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动作——双脚站立，这是创作“肩上芭蕾”从0到1的过程。肩膀就那么大，怎么能在上面站立起来呢？我们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一点点尝试，脚趾头和肩膀被反复磨烂、结痂，最终花了整整四个多月，找到了合适的区域——三角肌。在此期间，惊喜、挫败、不确定性反复交织，一度让我非常迷茫、困惑，但如今想来受益匪浅。
另外记忆深刻的是，2004年正式推出世界首部杂技剧《天鹅湖》。此前，我和魏葆华凭借着《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已获得全国杂技比赛最高奖金狮奖、文化部第十届“文华表演奖”、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赛杂技最高奖项“金小丑”奖等。论个人艺术成就，已经“到顶”了，也弥补了运动员生涯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的遗憾。那时也一度感到没有目标了，但我不喜欢“躺平”，在舞剧界名导演赵明等人的鼓励下，我开始了全新的挑战——用东方杂技的形式讲述西方“天鹅湖”的故事。
从杂技到杂技剧，一字之差，要求却天差地别。仅以表演时间为例，杂技一个节目几分钟，杂技剧可能得40多分钟，表演强度提升了几个等级。与此同时，杂技靠技巧来征服观众，而杂技剧则对演员的情感、角色塑造都有了更全面的要求。初期我们表现并不太理想，我的搭档因精神压力太大患上甲亢；我在演出当天甚至因为长期的超负荷训练，左脚跟腱落下两块小骨头，最后咬牙打封闭上场。
好在我们最终坚持下来了，2004年中国首部杂技剧《天鹅湖》诞生，演出大获成功。该剧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创造了连演22场的记录；在英国等地，连站票都一票难求。此后，全国各地杂技院团的杂技剧目不断涌现。
从《天鹅湖》到《化·蝶》，再到《天鹅》，这几部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三部曲”都是以“肩上芭蕾”为核心延伸出来的。《天鹅湖》的艺术价值是体现在文化创新上，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的故事展现中国杂技艺术的创新性，《化·蝶》则是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相比《天鹅湖》更加注重戏剧化表达，《天鹅》则是聚焦现实题材，将杂技艺术工作者这个群体的真实故事展现在了舞台上。
杂技和剧情结合，打造杂技剧，我们希望让杂技不那么传统，而是用当代艺术性的语言去讲述它，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杂技艺术。
南方日报：对传统杂技，您一直在尝试创新和突破，一路走来有怎样的体会和触动？
首先是坚定文化自信。这些年，我国文化艺术蓬勃发展，话剧、舞台剧等深受大众欢迎，诞生了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杂技在对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需要语言，可无障碍交流。我在国内外演出累计超过3000场，反响都非常好，这是我们应坚守的文化自信之一。
其次是秉持开放包容。我们相信，借鉴中外杂技及其他艺术品种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丰富和创新现代杂技的表达方式，杂技也能“出圈”出彩。
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守正创新是很重要的。所有艺术行业都在追求突破和创新，不进则退。我们必须赋予传统杂技更加深刻内涵、更深刻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多创造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吸引观众走近你、了解你，才能更好走出国门、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广东故事。我们不仅仅要让别人看到中国人的拼搏精神，也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人的创新创造，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杂技人的使命。
南方日报：现在您逐步向杂技艺术剧院的管理者角色转型，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建议？
吴正丹：是的。现在我们最核心的工作是要做好杂技人才的培养。相较其他艺术品种，杂技行业人才培养模式依然很传统，学科建设不完善，至今没有纳入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亟须建立现代化人才培养体系。
这些年我们做了些努力，比如今年，在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尝试与广东舞蹈学校联合招生培养一批杂技学员。但招生情况并不乐观。我想为杂技艺术多做点事，但是个人力量有限，这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各级组织更加重视，全社会共同推动，加大对杂技行业的政策扶持、保障力度、宣传推广，增加综合型杂技艺术后备人才的储备，促进新时代杂技艺术的高质量融合与发展。
吴正丹：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培养更多杂技艺术人才的同时，我也珍惜政协委员这个荣誉和机会，认真撰写提案、在政协大会分组讨论上发言。今后我将进一步加大对国有杂技院团守正创新、人才培养等的关注，积极为包括杂技在内的文艺工作“鼓与呼”，努力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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