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百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史。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建立并巩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够与人民结合起来。没有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仅靠少数员的奋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取得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战胜一切困难和艰险的根本保证。
众所周知，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所创立的理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到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并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建，在1921年7月正式建立了中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很显然，中国从创建时起就是致力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政党。
中国这种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特质，从其早期成员出身就不难得到验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成员必须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离不开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贫寒子弟鲜有上学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机会，因而中国的早期成员包括领导人，大多出身比较富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从事比较好的社会职业。李大钊和陈独秀可以说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有留学经历，而且都曾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在那个年代，大学教授有着相对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选择革命这个极其危险的事业，这即是对中国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的最好诠释。
在中国的早期斗争中，有不少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出身于官宦富裕之家。例如，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湃，就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在《海丰农动》一书中曾记述自己家庭“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被统辖的农民老幼共计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曾写下著名《就义诗》的夏明翰，出身湖南衡阳著名的大户人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晚清进士，祖父官至二品。1930年8月在作战中牺牲、曾任红二十军军长和红二十一军军长的胡少海，其父胡泮藻是湖南宜章县的首富，势力庞大。但他们都为自己所选择的信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他们看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主要成员包括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他们中出身贫寒者为朱德、陈云。然而，朱德1922年加入中国之前，曾任过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云南省警务处长兼昆明警察厅长等职。同在旧军队担任过高级军官的后来说：“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10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旧军队中旅长的收入自然没有师长高，但也相当可观。陈云是老一辈革命家中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出身甚苦，他2岁丧父，4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6岁时外祖母病故，随同舅父生活，14岁就进了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1925年入党时为商务印书馆的店员，月收入9元左右。月收入9元虽然不多，但据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北平工人家庭中，每家人口3至8人不等，绝大多数家庭为4至6人，所调查的48户工人中，家庭年收入在70元以下者3户，70元至100元者38户，100元至150元者14户，150元至190元者3户。尽管作为店员的陈云收入不高，但毕竟也有固定的收入，因而除了个人生活所需外，他还经常接济养育过自己的舅父母和生活困难的工友，有时还拉着朋友去听评弹。至少可以这样说，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绝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民族大义。
早期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就在于他们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富强，才能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实现翻身解放和得到幸福。这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组建中国的目的所在。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写道：“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因此，有必要组织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强调：“中国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代表人民利益是中国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的职责。党成立之后，立即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不论是组织工人运动，还是大革命中开展“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斗争；不论是土地革命中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全民族抗战中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的一切工作，党的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正如所指出的：“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1944年7月14日，同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谈话，英国记者斯坦因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知道他要来延安，希望他到延安观察一下中国是“中国至上”还是“至上”，要求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对党和人民的关系作了十分精辟的说明。
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但由于党的“先锋队”性质，又决定了中国员与普通民众有不同之处，这就是其成员应是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1943年7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明确指出：“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中国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就在于她植根于人民，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立场是中国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一贯的政治理念。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一再强调：“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党的七大上，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们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党章》明确提出，“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国历经百年风雨，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由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党员的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正如习指出：“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衡量一名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远大理想，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检验一名员是否讲党性的重要标准。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其实，在中外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党不强调“爱民”的重要。1943年8月8日，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曾讲：“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由此可见，剥削阶级的所谓“爱民”，目的是从人民手中获取利益；中国的爱民，则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
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党内著名的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曾说过：“要想与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好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谁能领导群众造福，谁便能领导群众走向胜利。”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也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这也是为党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事实。1930年10月，做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详细了解了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这八户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土地，欠的债也不用还了，而且物价都便宜了，因此他们总是“叨红军的恩典”。中农和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党在农村进行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土地革命中，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他们“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主要表现为：平分土地后他们的土地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还分进了部分土地；过去娶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土地革命后，婚姻自由，娶亲不要钱；过去办丧事要花很多钱，有些中农由此负债破产，土地革命后破除了迷信，这个钱也不用花了。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的统治之下，没有“说话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革命后，他们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说话权”。毫无疑问，贫农在土地革命中表现更勇敢，因为他们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最大”的阶层，他们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分了山；革命初起时，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现在婚姻自由，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最根本的是取得了政权，他们成为农村政权的主干和指导阶级。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人民利益的标准具体化、形象化，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强调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以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最高价值标准。一再重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习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只有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和切实感受到的政治权益，人民群众才真正认可是为其谋利益的，才会认同的领导地位，真心实意地跟党走。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了精练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在此基础上，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对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
一切为了群众，是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党，必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身的根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同时，要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人“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
1944年7月接见英国记者斯坦因时说：“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从党的历史看，人民群众是否有参加革命、建设、改革的“自觉与自动”，与党能否制定一套切实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去调动群众参加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积极性息息相关。
1960年9月30日，在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谈话时，曾这样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与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推行了一系列实际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就在于能够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
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人一再强调政策与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也指出：“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中国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党的事业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而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的支持度，又与党能否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直接关联。因此，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制定并贯彻好切实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为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必须知民情晓民意。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从调查中了解群众的愿望与要求，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而制定符合实际、切实代表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拥护与支持。
（作者为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