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出版近30年后，作家王安忆再写上海《儿女风云录》；作为叶兆言体量最大、故事时间跨度最长的长篇，其小说新作《璩家花园》书写南京城南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欣交集的人生故事；“作家中的植物学家”阿来最新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呈现了他作为博物学痴迷者的一面；长篇小说《空城纪》灵感源于一颗石榴，是邱华栋从别处返身回故乡的寻根写作……
近期，国内文坛老将纷纷上新，笔下交织出纷繁人心图谱的奏鸣曲，拓宽了中国故事的维度。这批新作在他们的创作脉络里标记出怎样的位置？长跑型作家能否跳出滑行惯性或舒适区，抑或丰富刷新各自的艺术风格与写作理念？
1996年，王安忆出版了以“上海小姐”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并获茅盾文学奖。时隔近30年，她又推出以上海“老爷叔”瑟为主角的长篇《儿女风云录》。从《长恨歌》到《儿女风云录》，王安忆直面上海的城市皱纹，再次为上海作传，呈现城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海桑田的变迁，挖掘一座城半个多世纪的性格、气质和表情。
小说跨越幅度长，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写到当下，宏阔的时间之河，承载一个个不同身世的人生悲喜剧。主人公“瑟”就像在舞台上不停旋转的舞者，不知何来，也不知所终，只是一圈圈兀自舞动下去。他周围的亲人不断退场，王安忆借其口惋惜道：“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泛的幸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
《儿女风云录》在世事更迭，苍青覆苔的故物故人故事里，既散发着历史的余温，也回荡着现实的心跳。既触摸到老上海的往事旧梦，也感觉到新上海的未来可期。评论家冀宏伟注意到，小说主人公在第三人称和“瑟”“小瑟”“老法师”“爷叔”之间自由切换，“叙事人称的变化，不排除艺高人胆大的使然，但也不是绝对。其实作家的任何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崭新的探索，或者说是大胆的冒险。王安忆也不例外。我把叙事人称视角变化，认为是创作与创新的双向奔赴。”
如果说上海是王安忆常挖常新的文学富矿，那么南京则是让叶兆言创作力充沛的叙事坐标。新小说《璩家花园》，生长在南京的叶兆言将半生亲历、三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对文学的不懈探索融合在这部“留给女儿的书”里，以说书人的口吻，带读者穿梭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亦将绵密的地理风俗、城市建筑、民情风貌铺陈进时空缝隙与褶皱里。从传呼电话到BP机，从粮票到外汇券，从友谊商店到金陵饭店璇宫，小切口叙事唤起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评论家艾翔评价：“作家不掩饰情感，不回避无力，更不带有居高临下的指点口气，而是以平等姿态直面生活迷雾，体验每个人的情绪。”
“多年来，我收集了许多关于西域历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书籍，得闲了就翻一翻，再找机会走一走。久而久之，在心里积淀下来，千百年时空里的人和事就连缀成可往返的世界，对我发出遥远的召唤。”邱华栋在《空城纪》里，以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这六座西域古城为载体，穿梭于想象与现实之间，重寻并展现了丰沛饱满的中华民族精神。
六座古城遗址规模宏大，至今仍可寻访，它们在汉唐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历史故事的连接，最终组建起横亘在中原、西域间庞大而壮美的丝绸城。作家李修文看后表示：“喜欢小说呈现出来的石榴籽般结构，每个短篇故事完整又均衡——当他们集中在一起迸发时，许多人物展开的叙事质朴真实，构建起了让大家信任和尊重的土地。”
邱华栋说，在对西域的多年行走和研究中，“有种生命力呼唤着我，冲破了对于大部头民族志、考古学研究等学术路径的畏惧。我怀抱着兴趣，去搜寻所有可以缝合历史的蛛丝马迹”。比如，书中《龟兹阕歌》侧重西域音乐，贯穿小说的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高昌三书》聚焦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毯书等书写表达的关系；《尼雅锦帛》主题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内涵；《楼兰五叠》聚焦楼兰层叠变迁，贯穿其间的是一支牛角的鸣响；《于阗六部》侧重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简牍、文书、绘画、雕塑、玉石等附着的故事。
作家阿来同样热爱行走，并将10个行走故事汇成《去有风的旷野》。书中总带一股自然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阿来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在他看来，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
“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阿来拒绝让快节奏生活将自己的人生变成“段子”，人生是漫长缓慢的进程，没有那么短那么急。诚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有一种凝视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