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增加分给自由、理想、女性的空间，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对无数个“
曾在央视《半边天》节目中，因一句“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引发全国观众讨论与共鸣的陕西农村女性刘小样，在沉寂了二十余年后，又一次回到了大众视野中。
《半边天》让刘小样第一次有机会将自己的觉察、痛苦与愿望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在她从荧幕中消失的22年里，许多人都在追问：刘小样怎么样了？她还过着囿于农田和厨房的生活吗？还是说自那以后，她已决心出走到大山大海当中去了？
22年后的今天，刘小样通过节目《她的房间》回到了镜头中，一个个地解开这些疑问。她去过了县城、西安、昆山、北京……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咸阳农村的家中。在家中，她种花、务农、在笔记本上记下阅读时打动自己的句子，只是暂时不再有离开家乡、再次出走的想法。
对此，还是会有网友感到些许惋惜和失望。毕竟，在刘小样 身上燃烧着的、和她的红色外套一样鲜亮的敏感和不满，曾为无数人打开了朝向新生活的窗。于是有人说：“刘小样的突围失败了”，言语间甚至有些对她“自我放弃”的惋惜。
自从在《半边天》中吐露心声后，刘小样对所处环境那种厚重、压抑氛围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农民，尤其是农村的女性，被认为不需要有什么思想、不需要惦念外面的世界。接受过外界的刺激后，她愈发不愿忍受平原上一成不变的生活。于是，她尝试着出走，一步步地离开庭院、村庄、关中平原，希望能到村庄以外的世界满足自己躁动的内心。
《玩偶之家》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如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现实后，断然离家追寻独立与自由，而鲁迅则担忧，从幻梦中醒来而出走的娜拉，由于缺乏谋生能力而找不到容身之处；而《平原上的娜拉》在报道刘小样近况时，提到有感于周围环境的僵化与压力、出走到外地追寻理想生活的刘小样，也面临着无处落脚的境遇。
而刘小样“无处落脚”的感受则源于：从旧环境出走后，她仅仅是从旧困境来到了新困境中。
刘小样又一次以她的天赋，迅速发现了城市从人们身上夺走的东西。厂房-宿舍的两点一线循环、缺乏精力关注路边某种花的名字都可能是现代工作伦理所制造的结果：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除非是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蓄力，否则休息就是不体面的。”比起工作、谋生，进而更好地工作来谋生，花时间研究一朵花显然称不上是什么理性的选择。
面对几乎一模一样的单选题——“要么痛苦着忍受，要么麻木着接受”，刘小样对乡村以外的世界“祛魅”了。
可出走的目的地并不总是乌托邦，新的声音可能很快就会跳出来，要求我们麻木着接受新的规制与束缚。
促使刘小样不再出走的，除了对城市的失望以外，也许还有她对出走之代价的发觉。
但刘小样却直率地提出，自己并不喜欢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她无法接受书中主人公为了艺术事业抛家舍业、抛妻弃子、甚至放弃自己的行为。
了解刘小样的经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她的观点。对于刘小样的想法，她的家人们虽然并不能每一次都给予理解和认同，但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比如鼓励她接受《半边天》的采访、尽量帮她扩展自己精神生活的边界等。
身体的出走并不能提供一个确定的愿景时，为其支付代价不得不更慎重。刘小样的个人生命体验中那些难以割舍的部分，却可能作为制造蜃景的燃料被索取，这恐怕是她难以承受的痛苦。
可这种期待可能忽视了她的真实生命境遇，低估了她付出代价时所要承担的痛苦。
况且，难以实现的愿景、过于高昂的代价，只昭示了刘小样“身体出走”的失败。若是在身体的出走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出走的方式呢？
在刘小样的“身体出走”失败后，人们开始担心，她的出走尝试彻底结束了。有人说，刘小样回到家中，是“和自己和解了”：不再有“多余”的想法，回归到传统的女性角色模板中，重新成为了 “好妈妈”“好婆婆”。
（网友关于刘小样现状的评论，来源：3号厅检票员工《这节目消失20年，直到2024》）
身体不再仅仅是痛苦的感受器、或只用来书写逃离史诗的载体，不再梦想着通过某一次空间上的出走，找到一片无人染指的新大陆，供心灵一劳永逸地安定下去。
身体成为了更细致地感受这些痛苦的媒介、按心灵意志改造生活的中介：它诚实地考察自我的需求、规制的边界，选择“留在牌桌上”，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与成规争夺空地，种上自己喜欢的花。
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增加分给自由、理想、女性的空间，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对无数个“刘小样”的看法。
在这种意义上，刘小样的出走也许是成功的——虽然她本人可能还不能确认这一点。毕竟就像她所说的那样，世上的一切都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结果，一切都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