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是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大美女，被大家称为“潇湘美女”，她外表长得隽秀优雅，内心却坚强无比，不让须眉。她曾经郑重地说过：为党奉献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及孩子！
曾志是一名战士，她上过农讲所，接受过军事训练；参加过湘南暴动，并随朱德上了井冈山，还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七大以后，曾志参加了南下干部团，并在日本投降后，随南下第3支队一起进军东北。
这张照片是曾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厦门做地下工作时拍下的，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少女，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影视明星。看上去特别妩媚动人，“引得英雄尽折腰”。这张照片是曾志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之前，特意照相留念。不曾想被照相馆老板放在照相馆里当展品，曾志费尽口舌才把照片买回来。
如果做一个图片的时间线，当天拍摄最上面这张照片的前前后后，还有这样两张：
曾志虽是女孩，小时候却相当顽皮，个性强，脾气倔，胆子大，好奇心重，并且极有主见，特立独行。
上小学时，爬树摸鸟之类的事对她是家常便饭，搞恶作剧更是拿手好戏。有一次课间，她和几个调皮蛋串谋，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男同学骗到学校附近的树林里，绑在一棵树上，然后就走了。直到好长时间，这个男生才被路过的人解救。老师知道后，对她罚站了2节课。
在长沙读小学期间，曾志和父亲及姨娘（父亲娶的小姨太）住在一起。一次早餐，曾志看到姨娘分给她的糍粑比小弟少，怒火中烧，拿起秤杆就朝姨娘的后脑连续打去，打得姨娘直喊救命。父亲闻声，拿起菜刀就冲过来，吓得她赶紧逃跑。
在四五岁时，她看到祖父爱喝酒，也想尝尝，可大人总是说“小孩子不能喝酒”。一次趁大人不注意，她蹓进酒窖。可能是陈年米酒比较甜，她不知偷喝了多少，结果醉倒在酒窖里，少不了挨一顿揍。她甚至在别人家办丧事时，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爬进棺材里，体验一下死人躺在里面的滋味。
这些性格，即使参加革命以后也没有改变。大概是1940年初，曾志到延安不久，江华见到她，冲她直笑。曾志莫名其妙。江华说：“你不记得我了？咱们曾是表兄妹呀。”还说“你这人胆子真大。”
曾志这才想起来，那是1927年9月，她带着湖南省委的一封秘信，从长沙赶回郴州。和一个叫黄琳的男青年同行，以表兄妹相称，相互照应。这个黄琳就是江华。
江华说的“胆大”，就是指这次回郴州路上发生的事。当时曾志16岁，做地下交通工作。没想到10多年后，会在延安见到那位“表哥”。
两人坐了一段客船。曾志年轻、漂亮，船上有2个年轻蒋军军官上来搭讪。对此，曾志居然和他们一路上海阔天空。船靠岸时，那2个军官请她上岸吃饭，她还真的去吃了一顿。当时正处于严重的时期，曾志实际上是利用那2个军官做掩护，只是胆子确实够大的。
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期间，她学习不算用功，但成绩不错，平时喜欢看小说，最喜欢的课程是体育，憧憬做现代花木兰，渴望成为一名军人。
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1926年秋，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第三师范开学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同学说，设在衡阳的湖南农动讲习所正在招生。这是继广州之后的第二个农讲所，曾志听说可以学军事，就来劲了，当时她只有15岁，也不和家人商量，就跑去报考。可农讲所招生的初试已经结束了。
她初生牛犊，也不管那么多，直接找到农讲所总队长。人家见她那么小，又是女孩子，就不大愿意收。这时曾志的倔劲上来了，摆理由、表决心，软磨硬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终，总队长只得破例让她参加复试。在填写报名表时，她把自己的名字由曾昭学改为曾志。同学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争志气。”
按她后来的说法，她的“人生道路在这里来了个急转弯，从此走上了一条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
农讲所主要培养搞农运的干部，完全按军队编制编班，课程也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湖南农讲所这一期共招收了112名学员，其中女生有10多人。在所有学员中，曾志是年龄最小的，却是最后坚持下来的唯一女生。
读者可能不大清楚：农讲所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军事课用的是黄埔军校的教材；学员全部穿军装，刮风下雨都要照常进行军事训练；教官来自旧军队，严厉得有些粗暴，不仅训斥，甚至体罚学员。曾志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有文化的人，家庭条件一般都比较好，很多女生受不了这种苦，尤其受不了教官的严苛甚至粗暴。于是，女生开始串联，在一次考试时，除了曾志，所有女生都写上“坚决反对军阀”等内容，抗议教官粗暴对待学员。
农讲所认为这种行为严重违纪，进而认为女生不适应军事训练，也不适合搞农运工作，决定女生全体转到政治讲习所去。
对于这项决定，曾志找到总队长，认为自己“没有违纪，为什么把我也转过去”？总队长以“一个女生不方便”为由，不同意曾志留下。但曾志倔劲再次上来了，态度坚决，说“任何困难我可以克服，厕所可以晚上去上，澡可以在男生洗过之后再洗，反正我不走”。遇到这种倔人，总队长也毫无办法，只好同意她留下。这样，她就成了湖南农讲所唯一的女兵。
她认为，男生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能做到，再苦、再累、再难，也要咬牙坚持。在此后的半年时间内，她把头发剪得和男生一样短，和男生一样扛枪、行军、出操，一样摸爬滚打、站岗放哨。作为唯一的女生，她对每个军事科目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从未要求、也没有得到一丁点的特殊照顾。紧急结合、紧急行军、野外训练等，她不输很多男生，从没拖过后腿。
1927年3月，作为唯一的女生，在农讲所这一期近100名学员中，曾志超越绝大多数男生，以总分第8名的成绩毕业。由此可见其倔强和坚毅的个性，这也是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
电视连续剧《延安颂》里，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来拜见，当她来到住处时，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
她望着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悄悄地拍了一下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
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那位敢于直呼“老毛”、让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了湘南暴动，接着跟随工农革命军会师井冈山，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的曾志同志。
素有“潇湘美女”之称的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1926年8月，曾昭学考入湖南衡阳农动讲习所，报名时决定改名“曾志”。
同年10月底，年仅15岁的曾志在湘南农动讲习所秘密地加入了中国。从此，她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坚定不移地履行当初站在铁锤镰刀旗帜下的庄严承诺。
但在此后的70余年，她却蒙受了8次党纪处分（3次留党察看、5次撤销职务）和前后历经40年的政治审查。
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在闽东苏区陷入血雨腥风之时，曾志与特委、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像一只孤雁，开始了天南地北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那是1935年春节前后，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重病缠身的曾志正在寿宁县开展群众工作，她被人用担架抬着进入福寿山区，在深山老林中与敌周旋……
后来游击队被打散，队员们音讯断绝，曾志躲在福霞地区治疗养病。1935年3月，身体状况稍有好转的曾志离开了闽东，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广东白区治病。却也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踏上了寻找党组织的漫漫长路。
1937年，历尽艰辛的曾志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继而受组织派遣，与刚获释不久的丈夫陶铸在湖北应城的汤池创办了训练班，曾志任支部书记一职。
训练班名为培训农村贷款指导员，实际上办成了我党的“红军大学”。正当曾志把培训班办得红红火火之时，她的支部书记职务被莫名其妙地撤了。
这还没完，时间很快来到了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时期，曾志一度成了“审查重点”。
持续1年4个月的监禁审查之后，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给了这样的结论：“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
这个结论，使曾志差点落选了七大候补代表，而且从此像梦魇一样，困扰了她四十年。
直到1979年10月10日，中组部复查意见认为：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7个字，这位井冈山时期已投身革命的老战士，这位在严酷的下无所畏惧、出生入死的老党员，这位在漫漫革命生涯中饱受误解依然信仰笃定的老干部，不禁百感交织，潸然泪下……
曾志是一位坚贞不屈、个性很强的时代女性。她这种勇敢坚强的个性伴随了她的一生。
她曾在回忆录中说到：“员，在任何困难的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我这一辈子多次身处逆境，但这个信条却从未改变或动摇过。”
这一点，从她经历了如此多的处分，遭受了如此多的委屈，还依然坚守自己的初心，就能感受到。
1932年5月中旬，时任厦门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在中央红军攻占漳州后，和丈夫蔡协民一道，组建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曾志任组织部长，他们一起开辟了漳浦小山城根据地。
不甘失败的张贞部，很快调集重兵进行反扑，企图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由于敌强我弱，为保存有生力量，蔡协民率领红3团余部撤出了小山城根据地。
不幸的是，10月下旬，曾志和蔡协民接到厦门中心市委对他们的撤职通知。回到厦门的曾、蔡二人受到了严厉批判，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慈悲主义”的帽子。
深感愤慨的他们据理力争。为此，厦门中心市委对固执己见的曾志，作出了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党纪处分，重新分配工作，到福州中心市委报到。
这是曾志自15岁入党以来受到的第一次党纪处分。“四大帽子”压身，悲凉锥心地委屈。不过曾志不是个轻言放弃的女子，她把委屈默默地埋在心里，加倍努力工作，决心以实际行动改变党组织和同志们对她的看法。
而不服处分的蔡协民执意到上海找中央申诉，被拒之门外。1932年底，当他历经磨难回到福州时，正值福州中心市委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展开对“蔡协民路线”的批判。
时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念及曾志与蔡协民原来的夫妻关系，答应让她去看望一下蔡协民，但反复叮嘱：“绝对不能把中央的通知告诉他，否则你就违反了党的保密纪律。”
然而，曾志怎么也不相信曾与自己共同生活战斗5年多的革命伴侣，会是“社会”。
尽管和蔡协民已不再是夫妻，但她觉得对这位1924年就已入党，对党历来忠贞不二的员，不应该保密。
由于不听劝告，当时正与曾志假扮夫妻、并且感情日益渐深的陶铸，铁面无私地给了她一个留党察看3个月的党纪处分。
此外，曾志还被停止了市委秘书长的工作，安排到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机关协助工作。
对此，曾志却不以为然。 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我愿为了革命战友的政治清白付出任何代价，就是挨处分也认了！”
王明成为党的领导人后，安排巡视员朱礼治来到福州，他在试探陶铸的看法。直性子的陶铸对“吃洋面包”的王明并没有盲从，他对王明不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表示了不满。
朱礼治回到上海后立即向王明作了汇报，结果，一纸命令下来，陶铸被撤职了。年轻气盛的陶铸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他要找人评理！
陶铸来到上海后，同样被拒之门外，尔后由于叛徒出卖，在英租界被捕。随后又被押送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服刑。那年他刚满 26岁。
在狱中，他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坚贞不屈，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与狱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反抗敌人的压迫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
但曾志得到的消息，却是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要求福州中心市委机关赶紧疏散。
曾志不相信这一切，她深信这位革命新伴侣是铮铮铁汉，他可能被捕但绝不会叛变！因为他的革命意志是钢铁“铸”就。
1933年6月，带着不被组织信任的痛楚和被“发配”的沉重心情，曾志只身来到闽东地区，投身游击武装斗争。
凭借着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曾志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诸多困难，拉起了革命大旗。
她和马立峰、詹如柏、叶飞等同志共同领导创建了闽东苏区，建立了党的特委、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工作中，曾志还与其他男性领导相约开展竞赛，结果她所分工负责的分田运动和东区工作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为大家公认和折服 。
为了收编西洋岛上的“汪洋大盗”，曾志以福安县委名义，腰揣双枪，只带一名助手，一叶扁舟渡海。
西洋岛是位于福州宁德霞浦东南海域的一个小岛，扼守闽、浙海上交通要道的咽喉，与霞浦县城相距20海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原福州某中学学生柯全贵，曾受革命思潮影响，与岛上一豪绅纠纷，因出了人命，受到当局通缉，跑到西洋岛自封司令，队伍不断壮大，达100多号人马。不过他有一定的革命倾向，愿意和接触。
1934年初的一天，曾志和助手陈亮登岛时，柯司令集合队伍荷枪实弹迎接，军号哒哒，鞭炮齐鸣。曾志在岛上四天，经过和平协商，柯全贵接受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并任营长。
他真诚地表态：“我们知道为中国的工农谋幸福，求解放，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要打倒蒋介石政府，还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十分拥护的主张， 决定跟你们走，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曾志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女子，她能够为了革命事业忍受委屈，也会为了革命工作不折不挠、据理力争。
诸多革命女子中，与有过工作交集的不多，敢于直面顶撞的更少，曾志算一位。
1929年11月，福建龙岩上杭县蛟洋镇，准备回部队，贺子珍因怀孕不便随军，便找到曾志帮忙：“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
曾志误解了的意思，以为是要她离开工作，专门照顾贺子珍，不由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照顾她生孩子！”
这才知道她理解错了，就缓和下来说：“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
曾志这时也知道自己理解错了，难为情地说：“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从此，曾志与这两位老战友一别多年，再次相逢已是1939年的延安了。
延安整风结束后，意志坚定的曾志向打了报告，要求到敌后工作，用行动甚至鲜血、生命来证明对党的忠诚。
她把年仅4岁的女儿陶斯亮托付给一位长征老红军抚养，抱着赴死的决心，毅然决然地奔赴敌后战场……
在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曾志依然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但她仍然为党和人民舍生忘死、努力工作。
她扪心自问：“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湖南人说话响亮无比，走路风风火火，做事麻麻利利，胸怀坦坦荡荡。陶铸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身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有时剃光头有时理小平头，在外人看来他总是干练利索。他貌不惊人但气势逼人；他不拘小节，风风火火；他一副火爆脾气，敢说敢顶。
1932年4月20日，率领红军攻克漳州。时为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来路经漳州，见到了、、。
陶铸向他们介绍了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后，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门恳求说：“我们现在主要是缺少。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闽东根据地就可以早日建成。”
“两个连？”一听，眼睛瞪得滚圆，头直摇，“不行，不行，拿不出这么多。”
陶铸顿时变了脸色，话音里带出火气和抱怨：“你们光想着跟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一看局面有点尴尬，用缓和的声音说：“同志，我们真是有困难。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没有枪，只好扛着长矛大刀。每人带一斤炒米，两次休息后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会饿死人。幸亏第三天晚上找到的一支地方部队，打一仗消灭了他们，夺到了粮食。 那天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
但是陶铸并不领情，反而情绪激动起来，他几乎叫了起来：“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在场的所有红军将领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训教训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