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援华。从1937年底至1939年夏，苏联共派遣军事顾问和专家3365人，派出志愿空军5个大队2000人和1000余架飞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参加了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的空战，有200多位飞行员牺牲，其中最有名的是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军官。
1993年12月印行的重庆《万州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了库里申科的事迹，笔者依据相关史料，对英雄事迹做一些补充。
库里申科轰炸机大队，是1939年6月到达成都的。9月29日，志愿大队由库里申科指挥，轰炸日寇占领的广州机场，炸毁日机多架，摧毁了机场油库，初战告捷。
1939年10月2日傍晚，成都太平寺机场。夜幕刚刚降临，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布置任务：明天去空袭日军占领的武汉机场。
10月3日清晨，库里申科亲自率领9架DB-3重型轰炸机，突袭武汉。那天上午，参加欢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铸造的1000多名空军官兵、技术人员，便陆陆续续赶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欢迎大会开始，西尾铸造表彰了陆军航空队，声称将进一步“西进”，攻击中国西南腹地。
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出现轰炸机群，炸弹像密集的雨点一样，扑向西尾和日军，扑向停机坪上排列整齐的飞机，扑向跑道、油库。虽然西尾铸造侥幸逃生，日军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
美国合众国际社报道：“一队轰炸机从中国西部某机场起飞，直捣汉口，消灭和重创日军飞机84架，炸死日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130人、伤300人。汽油库的熊熊大火燃烧了3个多小时。”
1939年10月14日上午，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出动20架DB-3重型轰炸机，再次攻击汉口王家墩机场。大队长库里申科率机11架、大队长科兹洛夫率机9架，先后自成都起飞。两队沿遂宁、江陵一线前进，至遂宁、梁山之间，因云低遮蔽，科兹洛夫所率9架飞机失联，分离为6架、3架的两个编队继续前进。
正午时分，库里申科的11架轰炸机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见机场东西南停机70余架，当即以其为轰炸目标。12时20分，科兹洛夫所率6架轰炸机的赶到，随即也向机场预定目标投弹。
这次奇袭炸毁日军飞机数十架、汽油库l座，内存汽油5万加仑；摧毁弹药库4所，内存弹药3万余箱；摧毁救火车3辆，汽车40多辆。击毙日军少佐2名、机械师60余名、陆海军官兵300余名。
这次突击，迫使日军的机场从原来离战线公里的地方，退到离战场500-600公里的所谓“安全地带”。事后，日军宣布此次袭击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然而，就在库里申科带队返航时，日军紧急调集3个飞行中队，共26架战斗机，穷凶极恶追堵苏联援华空军。库里申科用无线电向各机组人员频频发出命令，指挥大家奋勇战斗。战友们以无穷的智慧、无畏的勇敢，在弹雨中穿梭，俯仰翻飞，上下翱翔，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互相掩护，集中火力狠揍敌机。在激烈的战斗中，共有6架日军战斗机，被库里申科大队击落。
日军发现库里申科的座机是领航机，3架敌机先后扑来。其中一架敌机被击落，但领航机遭到另一架敌机的袭击，库里申科胸部和左肩中弹，血流如注。稍后，领航机左翼发动机又被敌机击中，摇晃起来。
库里申科临危不惧，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仅用单发动机驾驶飞机，沿着长江返航。他飞过了江汉平原，飞过了三峡东口的宜昌，飞过了云遮雾障的神女峰，飞过了岭险峰危的瞿塘峡。进入长江三峡，他降低了高度，寻找迫降场地。大队的其他飞机都放慢了速度，在上空注视着领航机。
当飞到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上空，机身完全失去平衡，不停颠簸，库里申科的伤口流血不止。他虽然筋疲力竭，头脑却相当清醒。DB-3轰炸机有3名乘员，如果此时他和领航员谢苗·杰格佳连科、射手兼无线电员伊万·安东诺夫一道跳伞，大家都能逃生，但他想保护宝贵的飞机，那是他们的武器啊。
两位下级看穿了大队长的心思，不约而同地称呼着库里申科的父名：“阿基莫维奇同志，我们生死都要与你在一起！”
库里申科怒吼起来：“我命令你们，赶快跳伞！”这是到中国后，两位下级第一次听见大队长发怒。
午后2时，下面出现大片大片的屋顶，库里申科明白这是万县城。他用锐利的眼光扫视地形：下方是波涛翻滚的长江，北岸有一大片沙碛，坎坷不平；长江南岸是崇山峻岭，没有平地；只有长江江面猫儿沱附近江心宽阔，可以迫降。于是库里申科以超人的毅力，推动沾满鲜血的操纵杆向下。飞机开始下滑，50米、40米，他感觉到飞机已触及水面，便平稳地降落在长江江面。
飞机尚未沉没时，库里申科再次命令领航员和无线电员泅水逃生，并要求他们做记号，以便日后打捞战机。他俩钻出机舱，脱下飞行服，先后跳水泅到江岸。
库里申科在激烈的空战中过度疲劳，加之负伤，他实在无力爬出机舱，沉溺江底，年仅36岁。
库里申科首次与万县发生联系，是在1926年的9月5日。那一天，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借故炮轰万县达两个小时，发射炮弹300余发，打死打伤军民5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消息传到苏联，库里申科作为雅戈津糖厂共青团支部书记、“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负责人，作了措辞激烈的演讲。他说：“我们严正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无端暴行。我们和全苏联人民一样，要在道义上、行动上，支持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那时他想不到，有一天自己的命运和归宿，将与中国长江边的这座遥远的城市联系在一起。
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1939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切列宾村。父亲是老红军，母亲死于伤寒。库里申科和两个哥哥外出打工，养活另外两个体弱的弟弟。一天，他碰巧遇见来自科尔申的共青团书记，对方告诉他，州里要在切列宾村旁组建国营农场，欢迎库里申科来农场干活。就这样，库里申科三兄弟成为国营农场的职工。
库里申科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担任农场共青团负责人。他的工作成绩和才能，获得大家—致称赞，被推荐到速成中学去学习。毕业分配到雅戈津糖厂，入职只几个月就被选为厂团支部书记，承担团结青年的工作。
库里申科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到共青团区委作指导员，奔走于各乡村之间，分工征粮和打击反动分子。他加入了苏联，被派到马拉杰维茨区的日纳缅卡村担任农村党支部书记。他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建立了集体农庄，完成了粮食收购年度计划，并帮助村民摆脱贫困和愚昧，走向初步温饱。
1930年代初，库里申科参加了红军，他应征入伍时是陆军，然而，他却梦寐以求驾驶飞机上蓝天。当空军是他从小的志愿。他刚进入国营农场担任运水工人时，坐在牛车上第一次看见飞到农场上空的飞机。他幻想自己驾机在蓝天翱翔，像快乐的小鸟一样。
在陆军部队，库里申科成了全营的优秀战士和神枪手，但他仍念念不忘当空军的理想。营长了解到这位优秀战士的志向后，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联系。
在航校，库里申科接受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当一次放飞快结束时，机场已遥遥在望。突然，机身左翼的两台发动机相继熄火，情况万分紧急，稍一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库里申科没有惊慌失措，他运用所学到的本领和驾驶技能，使右翼的两台发动机正常运转，操纵飞机安全着陆。
在飞行大队里，他勇敢机智地闯过了夜间飞行的难关。在项目测试中，他携带4吨重的假炸弹，在1000公里最大活动半径内，自由地飞来飞去，准确地投掷。库里申科机组的成绩，在考评中总是名列前茅。
这样的能手，当然要被航校任命为飞行教练员。他把自己的热情、才华、身心都献给了空军建设，数次受到表彰。之后他被分配到飞行团，出任中队长。
在众多空军英雄中，库里申科最钦佩契卡洛夫。契卡洛夫英勇无畏，曾在巴伦支海、鄂霍次克海以北的北冰洋上空，不着陆地飞行了56个小时，航程10000公里。库里申科记录了契卡洛夫的话语：“只要我的手还有力量，眼睛还能看见大地，我就不放下飞机的操纵杆。”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珍藏在随身携带的军用挂包里。
1937年，库里申科升任飞行大队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他从来不满足于做本部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有一种永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要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渴望。他更加刻苦地钻研飞行技术，更加严格地要求全大队的飞行员。
为适应国际形势，苏联空军的机型正在不断改进。作为技术优秀的大队长，库里申科受命驾驶并掌握新型轰炸机DB-3。那是一种双发中型轰炸机，广泛服役于陆军远程和海军航空兵，虽然载弹量较小，但优点是航程较远，每小时最大飞行速度420公里，携带1000千克炸弹时，最大航程可达3600公里。飞行员们为DB-3重型轰炸机取了个女性名字——“达莎”。
上级要求库里申科大队用最短时间熟悉驾驶DB-3轰炸机。库里申科便整天带领自己的伙伴，苦练技术，他要求每个飞行员都能熟练地自信地飞行，就像驾驶老式飞机一样。
不久，声援中国变成了实际行动，库里申科大队的官兵们主要的话题就是加入志愿空军。会议室里的讨论十分热烈，库里申科激动地说：“抗战中国请求派去远程轰炸机，我决心去中国支援。”领航员杰格佳连科接过话题：“我也准备去。”中队长伊万·马沙科夫斯基站起来，慎重地宣布：“我请求参加援华空军志愿军。”“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另一位中队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说。
全大队的战友，几乎都报名参加援华空军志愿军。库里申科和政委费加罗夫商量后，由库里申科执笔，郑重其事地向上级写了《请战书》：“我们飞行大队全体指战员，一致请求参加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1939年6月，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政委费加罗夫，带领全大队12架轰炸机，离开祖国，来到战火弥漫的中国，与日军作战。
万县人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1月，库里申科的遗体被打捞上来，万县民众自发为烈士送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因为战时保密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遇难烈士的姓名，只以“古将军”称之，墓碑上也只是刻着“古大队长之墓”六个大字。
中国人民为纪念库里申科，特地在万县为他精心建造了烈士陵园和纪念碑。1951年春天，万县人民募捐数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库里申科”号，飞赴朝鲜前线月印行的重庆《万州文史资料》第一辑，首先记载了库里申科的事迹。
2009年9月10日，库里申科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4年9月1日，库里申科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库里申科援华后，他的妻子塔玛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整天拿着一本中国地图，寻找一个叫“汉口”的地方。根据部队纪律，库里申科出发时，只能告诉妻子自己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执行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塔玛拉明白，这是不能写在信上的。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潜意识告诉塔玛拉，她最亲的亲人格里戈里，一定是到了很远很远的中国。从此以后，塔玛拉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当天的报纸，阅读有关中国战况的所有报道，一字一句也不放过。
有段时间，报纸报道了中国轰炸机群轰炸汉口日军基地的消息，她读后猜想：这肯定是格里戈里和他的战友们干的。报道中最后一句话，使她感到特别欣慰：“据悉所有轰炸机都安全返回自己的基地。”
库里申科牺牲的噩耗传来后，塔玛拉悲痛万分。她决心全力抚养库里申科最喜爱的女儿英娜，告慰亲爱的丈夫。至于丈夫牺牲的经过、安葬在何处，她一概不知，也无法向女儿说明情况。
1954年，中国留学生朱育理来到莫斯科学习，发现班上有一名同学的名字：英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她忽然联想到在中国被广为传颂的英雄事迹，于是告诉同学她的父亲在中国的故事。18岁的英娜这时才知道，自幼没有见过几面的父亲，原来是牺牲在遥远的中国，眼泪不禁喷涌而出。
1958年7月，人们将库里申科陵园从太白岩迁到西山公园，墓碑上用中、俄两国文字书写着他的名字。同年国庆节，中国政府向塔玛拉母女发出邀请，请她们来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的墓园。她们先到北京参观，受到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58年10月8日，库里申科夫人塔玛拉和女儿英娜，第一次到万县库里申科烈士陵园扫墓。
正是在这一天，在西山公园亭园组工作的谭忠惠，主动向公园管理处申请为库里申科守墓。从此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6点，谭忠惠都会准时来到陵园，带上扫把、抹布、剪刀等一应工具，领着年幼的儿子，一起打扫陵园卫生、修剪花草树木。
1977年谭忠惠退休，她将为英雄守墓的使命交给了儿子魏映祥。当年6月，魏映祥正式接过母亲的班，继续为库里申科守墓。
1987年夏天，万县狂风大作，并伴有瓢泼大雨，谭忠惠担心陵园里的树倒下砸坏库里申科的墓碑。半夜三更，母子俩来到陵园查看，确认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
40多年来，魏映祥也同母亲谭忠惠一样，把这份守墓的工作看得非常重要。在他精心养护下，墓园始终都是那么庄严、肃穆、整洁，墓碑、塑像始终一尘不染。
1989年，英娜带着自己的女儿、第三代别列谢多娃来到万县，参加“库里申科牺牲50周年纪念活动”。在父亲的墓前，她深情地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并对守墓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谭忠惠老人86岁的寿宴上，魏映祥亲手给母亲倒了一杯红酒，送上祝福，再次郑重向母亲承诺：“请妈妈放心，我一定守护好英雄的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