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细雨江南……无论是诗词里的流连婉转，还是水墨间的氤氲渲染，江南，在历朝历代文人骚客、丹青高手的笔下，总是这般风流蕴藉，风情万种。无论是六朝金粉地，还是姑苏烟雨巷，从市井人家的烟火气息，到文人雅士的西子清梦，乃至莼鲈之思的智慧，庐山烟雨浙江潮的禅机……江南，永远是笔墨描绘不尽的奇景、奇情，可发思古之幽情，可赏四时风物之变迁，可感中华文化之博大，正所谓墨客堪吟咏，千古传佳话，兴亡多感慨，笔底落墨花。
南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引出“草长莺飞”一片江南春意，短短数语，道出平淡天真。提起江南，总是伴随着春风，花树，绿茵，翰墨与诗、酒、茶。正如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在山阴兰亭的那场修禊雅集，群贤毕至，长少咸集，流觞曲水，饮酒赋诗，高谈契阔，顾盼神飞……从此，也让兰亭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处胜地，一段佳话，更留下了书圣王羲之千古经典《兰亭集序》：“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抒发了一代书圣对于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难怪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中评价：“此文一意反复生死之事甚疾，现前好景可念，更不许顺口说有妙理妙语，真古今第一情种也。”
王羲之的感慨，又何尝不是千古文人面对江南花开时节共同的唏嘘。而同样是江南的春天，吴越王钱镠的一封家书，竟也成了一段佳话。他的庄穆夫人吴氏，每年寒食节必归临安。钱镠是一个性情中人，最念这个糟糠结发之妻。吴氏回家住得久了，便要带信给她：或是思念、或是问候，其中也有催促之意。那一年，吴妃又去了临安娘家。钱镠在杭州料理政事，一日走出宫门，却见凤凰山脚，西湖堤岸已是桃红柳绿，万紫千红，想到与吴氏夫人已是多日不见，不免又生出几分思念。回到宫中，便提笔写上一封书信，虽则寥寥数语，但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其中有这么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九个字，平实温馨，情愫尤重，让吴妃当即落下两行珠泪。此事传开去，一时成为佳话。清代学者王士祯曾说：“二语艳称千古。”后来，这句话还被江南百姓编成山歌，就名《陌上花》，在江南民间广为传唱。几十年后，苏东坡为官杭州，有感于此，更将其演之为“陌上花三绝句”，其一云：“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给这段花开时节的江南爱情故事，增加了几许与美好。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古称金陵、建康，被誉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一叶小舟，荡漾在秦淮河，那一种“六朝如梦鸟空啼”的梦幻与忧叹总会漠然汹涌。这是一座有着千年沉淀的古城，无论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有过“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凄婉故事，还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抑或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山水、人文、历史、传说，融汇在这座古城之中，令人平添多少遐思与感叹！
若论起诗意与画意，莫愁湖无疑是著名的一处景观。据考证，莫愁湖形成于六朝时期，最初的名字叫横塘，其之所以成为一个江南的人文胜地，与南齐时一位名叫莫愁的少女是分不开的。与许多历史往事一样，关于莫愁女的传说有不少，最著名的，莫过于梁武帝的这首《河中水之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子字阿候。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许多凄美的爱情故事因此生发，在中国文学中经常讲到的卢家莫愁，指的也就是一位从中原南下而来的洛阳女子，正所谓“一片湖光比西子 , 千秋乐府唱南朝”。
提起江南，往往人们的脑海会浮现出“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场景。的确，江南是一首诗，是一幅画，更是一个梦。在乐府诗中，这首《江南可采莲》称得上是采莲诗的鼻祖。正如《乐府解题》云：“《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也”，其主旨在写良辰美景，行乐得时。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为“奇格”（《古诗源》卷三）。特别是来自民歌的语言，清新、纯朴、自然，纯属天籁，又充满画意。可谓生机勃勃。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诗歌中用“莲”字，不仅因为莲花是江南的象征与代表，更因为“莲”和“怜”同音，因此也借来表示“怜爱”的意思，以莲喻怜，象征爱情，以鱼儿戏水于莲叶间来暗喻青年男女在劳动中相互爱恋的欢乐情景。
在此之后，吟咏江南莲花与好儿女的诗句，层出不穷，无论是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还是白居易的“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抑或李太白的“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一片诗情画意之中，鲜艳的花朵与美人的脸庞相互映衬，这和谐美妙的景象真令人魂梦心醉。诗意清新隽永，令人如临其境。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中，所用这一典故的含义颇值得玩味。
“莼鲈之思”，是晋代张翰的故事。“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张季鹰性格狂放不羁，时人称之为“江东步兵”。八王之乱时，齐王司马冏为了借用张翰的名声，聘他为司马府的东曹掾，几年下来，张翰觉得自己才学无法施展，同时对司马冏的所作所为大失所望，于是就借口思念家乡的莼菜羮和烩鲈鱼，回到了老家，由此产生了“莼鲈之思”的典故。
莼菜与鲈鱼都是江南名产，但在中国文化史上，“莼鲈之思”是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对江南的莼菜与鲈鱼的思念，它依然包括着中国诗人政治家惯有的政治苦闷以及由此而生的幽昧情怀。因此，历史上有许多名人对张翰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如唐代诗仙李白诗：“张翰黄华句，风流五百年。谁人今继作，夫子世称贤。再动游吴棹，还浮入海船。春光白门柳，霞色赤城天。去国难为别，思归各未旋。空余贾生泪，相顾共凄然。”苏轼也有诗赞曰：“浮世功劳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直为鲈鱼也自贤。”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堪称吟咏杭州的千古名篇。全词以点带面，明暗交叉，铺叙晓畅，形容得体，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此词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特别是全词的下半阕，描绘杭州西湖的秀美隽雅，“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以花喻景，情景交融，“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更写出了西湖日夜更迭而千古不变之美。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此词流播，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自唐宋以来，西湖蓄洁停沉，圆若宝镜，湖光山色，秀丽万分。“西湖”一名，最早始于唐代。白居易著有《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西湖留别》等多首作品，题目中或诗句中都有提及“西湖”二字。或许白居易就是“西湖”的命名者也说不准。但真正让西湖名字确定并传扬天下的，是苏东坡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西子化身之湖，让西湖一名变得美妙无比，一直流传至今。从白居易到柳永，再到苏轼，一代诗宗为西湖写的那些诗词，成为他们留给西湖，留给世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我们今天游览西湖，走在苏堤上，吟诵着东坡的诗，更觉沧海桑田，岁月静好。
苏轼留给世人的，又何止是吟诵西湖美景的佳句？其一生虽然颠沛流离命途多舛，却始终不改豁达，怡然自处，正所谓儒家之本，道家清静，佛家智慧，融于一身。而在苏东坡众多带有禅意与智慧的诗句中，《观潮》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首。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是东坡居士在临终之时给小儿子苏过手书的一道偈子。苏轼结束了长期流放的生活，从一个踌躇满志、一心从政报国的慷慨之士，慢慢变成一个从容面对、参透生活禅机的风烛老人。听说小儿子将去就任中山府通判，写下了此诗。
这首诗简单中又蕴舍着不简单，不简单之处就在于本诗的第一句与最后一句是重复之句。事实上，“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之典故，为《五灯会元》所载青原惟信禅诗的一段著名语录演化而成——“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三种见解，指的是禅悟的三个阶段，也即是入禅的三种境界。东坡此诗，正用此意。《观潮》一诗，是基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即使饱览了庐山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吴越之地，多水乡泽国，江南地区因为温暖的环境，充沛的降水，江河湖泊星罗棋布，历来是中国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形成了不同于北方的“江南水乡”风韵，体现在生活、文化、建筑、物产等各个方面。
在江南的文化版图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欸乃一声山水绿的乌篷船，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市井味，构成了江南所特有的水乡文化。河连着河，桥傍着桥，从细雨蒙蒙到白雪飘飘，正所谓“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爱杀江南！”（张养浩《水仙子》）。
江南水乡的民居以苏州、绍兴最具代表性。物产富足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高大、粗犷，因此，在许多描绘江南水乡的画作中，一定会有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除此之外，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杏花春雨，杨柳燕子，也多是画家表现的重要题材。“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作为水乡文化的代表，除了民居之外，江南的桥无疑是极具文化特色的景观之一。江南的小桥装点着江南景色，青山绿水之间若没有桥的点缀，江南的美景就会大打折扣。江南的小桥，不管是石拱桥、木板桥、风雨桥、楼桥，都以其特有的精致与韵味美化着江南的山水，愉悦着人性。 站在桥上，看水乡风景，听潺潺流水，总会有一种清新、宁静与愉悦的心情……水波荡漾的江南，青山隐隐，绿水迢迢，处处弥漫着灵秀的气息。江南的风物，姹紫嫣红，生动明秀；江南的情，柔肠百转，脉脉含羞，正如卞之琳所写的那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江南的春天，总是从色彩的变化中，令人切实感受到的。烟柳自鹅黄转嫩绿，自青绿又转为一树青翠，自然，樱花、红杏、碧桃、牡丹、紫藤……次第绽放，真令人有万紫千红总是春，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而江南的春天，除了在小巷、石桥、砖瓦、池塘之间，更在小巧、精致，移步换景，虽自人工，宛自天开的园林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难忘。
据史料记载，苏州园林起始于春秋，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被誉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经典之作；意境深远、构筑精致、艺术高雅、文化内涵丰富。特别是拙政园，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因其有叠山傍水、移步换景的园林景观，还因其具备传承历史、融情于景的文化内涵。其主要以水为中心，山与水交相辉映，用大面积水面造成园林空间的开朗气氛，保持了明代“池广林茂”的特点。而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留园，则已有四百多年历史，集住宅、祠堂、家庵、园林于一身，是我国现存较完整、规模较大的私家园林，晚清著名国学大师俞樾称之为“吴下名园之冠”，有“不出城廓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趣”。相比前两者以林园花木为特色，狮子林则以假山、水池为中心，是典型的建筑围绕山池的通式。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从第二次南巡起，每次必游狮子林，共游历六次，他有感于山林清幽，假山奇幻，欣然题匾“真趣”二字，赋诗数十首，赞叹“城中佳处是狮林，细雨清风此首寻！”。返京后，他分别在圆明园、避暑山庄仿建了两座狮子林，把江南造园艺术带到了北方，丰富了皇家园林的造园手法。
“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宋代苏舜钦的《沧浪亭》一诗，恰好说明了苏州园林之意趣与精神——城市山林。正所谓“可赏，可游，可居”，这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在城市生活中，拥有精神追求的人们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可以说，苏州古典园林所蕴涵的中华哲学、历史、人文习俗是江南人文历史传统、地方风俗的一种象征和浓缩，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在世界造园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艺术价值。
“我家住上海，一代又一代”，长江水汇聚到黄浦江畔，独一无二的弄堂文化孕育诞生。而弄堂文化，既是江南文化的延伸与发展，也是海派文化的代表之一，以其浓浓的市井气息，生活情趣与温馨、温情，令人分外难忘。
据考证，“弄堂”古时写作“弄唐”。“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及至近现代，人们代之以另一个在建筑学上有意思的汉字“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与建筑学的联系毕竟比“唐”更紧密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弄堂文化，这是我国建筑上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在江南为主的地区周边的一带出现，因为在早期，那时候人们的房子都是连排所建，而且两两相互紧挨着，形成一条条小巷，作为休闲娱乐、儿童活动、交易等活动的场所，久而久之就创造了风情独具的弄堂文化。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的弄堂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风情，弄堂能使人真正感悟到什么是海派文化。
上海的弄堂是许多上海人生活、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可以说，弄堂是一个热闹、嘈杂，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炎炎夏日，老人们大多是静静地躺在竹榻、睡椅上，睡眼朦胧地摇着扇子，小伙们则大多是打牌斗棋，或者与朋友们聊着一些有趣的故事。妇女们大多是在草席上嗑着瓜子，做着针线，一边哄着孩子睡觉，顽皮的小孩子们，则大多是在弄堂里奔逐嬉闹，寻找自己的乐趣……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
石库门是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它既是上海最具特色的弄堂文化代表，也是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交融的城市记忆与历史文脉。因为，在1921年的7月23日至7月30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今兴业路76号）的一幢坐北朝南，沿街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一层客厅中召开，此次会议宣布了中国成立，被后人称之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事。
追溯石库门的历史，最早起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上海的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因此，石库门是一种融汇了西方文化和江南传统民居特点的新型建筑，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推其名称由来，汉语中把围束的圈叫做“箍”，而这种用石条围束门的建筑被叫做“石箍门”，由于宁波人发“箍”字音发的是“库”，以后上海的“石箍门”就讹作“石库门”了。
石库门建筑的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保持着正当规整的客堂，有楼上安静的内室，还有习惯中常见的两厢房。此外，这种建筑还基本保持了江南传统住宅对外较为封闭的特征，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却可以自成一统。这种中西建筑艺术相融合的石库门作为建筑和文化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的出现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必然。洋场风情的现代化生活，使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文化。石库门里的“亭子间”“客堂间”“厢房”“天井”以及“二房东”“白相人嫂嫂”“七十二家房客”等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成为老上海们独特且难忘的记忆。而作为时代建筑的典范，相对于外滩而言，老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群更多地体现了上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