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野生动物保护多次成为讨论焦点，也进一步引起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同样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濒危植物的关注度却远远低于濒危动物。
野生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有巨大的生态、社会和经济价值，但目前保护名录更新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基层力量薄弱等短板，制约着保护工作有效展开。
我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超过3万种高等植物，居世界第三位，其中特有植物种类约为1.7万余种，如银杉、珙桐、百山祖冷杉等，均为我国特有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我国西南地区因复杂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气候带分布，为各类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和庇护环境。近期，科研人员在四川凉山木里、甘孜康定等地先后发现共20余株枯鲁杜鹃。资料记载，最早发现枯鲁杜鹃的，是来自美国的植物学家洛克。早在1929年9月，洛克来到四川，深入到枯鲁山区进行考察研究时，发现了这种美丽的杜鹃标本。
令人扼腕的是，科研人员除了在2008年发现过枯鲁杜鹃的身影外，就没有再发现过。甚至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和2017发布的《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里，枯鲁杜鹃均被评估为野外灭绝。此次发现后，对枯鲁杜鹃的“抢救性保护”和系统研究工作也随即展开。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种子到种子”是野生植物保护的一个完整流程，即在原生地生长后，对其进行原地保护或迁地保护，直到再次开花结果。“对部分木本植物来说，十几年的时间都短，保护野生植物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隆廷伦说。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罗鹏介绍，目前有些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受限于自身的生物学原因，很容易灭绝。过度采集利用、生境遭到破坏等人为因素，也是导致其濒危的原因。
保护名录受争议。据了解，《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于1999年颁布，后来进行过一次微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二批）》至今一直处于“讨论稿”状态。不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方面，兜兰、石斛、白及等遭破坏严重的野生兰科植物和新发现而不在名录的珍稀物种得不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一些物种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退出名录。
基层执法遇难题。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野生植物保护法律，只有国家和地方出台的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然而，条例的可操作性存在欠缺，给基层工作带来困扰。宜宾市林业和竹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高级工程师彭浩举例说，条例规定“情节严重”应入刑，但怎样才算严重没有具体规定和说明，此外基层执法人员对植物价值、资源量的判断也缺少依据。
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目前，基层非常缺乏植物分类鉴定方面的专业人才，管理机构中的相关专业人员也非常紧缺。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植物学家彭培好认为，这与植物学学科地位有关。目前在本科教育阶段，植物学相关课程内容分散，系统性差；在研究领域，与较宏观的植物分类学相比，植物进化、基因测序等微观领域更容易发表论文，这导致植物分类鉴定研究缺乏吸引力。
基层保护力量薄弱。受机构和人员编制限制，许多地方没有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专门机构、专门人员，区县一级力量更为薄弱。一位基层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已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对保护濒危植物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于保护区以外的野生植物，能否得到保护就要看当地的具体情况了。
罗鹏认为，珍稀野生植物是宝贵资源，应着力补齐短板，不断探索创新，提高工作成效。与此同时，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也至关重要，需要建立合作共赢机制，让地方政府、老百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线年，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推出“大熊猫友好型认证标准”，为解决野生动物保护和偏远地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绵阳市平武县南五味子是首个获得大熊猫友好型认证的产品。该认证要求农户用不伤害次生林植被、可持续采摘的方式采集南五味子，同时采摘不能干扰大熊猫的活动。认同该标准的企业，会高于市场均价持续采购南五味子，保证产品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在植物保护领域，可通过认证或其他创新机制，让老百姓在保护中获益。”罗鹏说。（记者 张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