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晃眼之间，我们很多人都过了大学在读的年纪，长成了曾经希望穿着西装扮成职业人士的模样。或许也因为离开了象牙塔，我们才恍然，原来阅读的惬意，是那一方书房，一方诗意，一寸小小的天地，是书本簇拥的「秘密花园」，是学思馥郁的「无人之境」，是法学家最稀罕的地方。书房记录着法学学者的阅读轨迹，而其阅读轨迹恰好折射出个体在法学思想上的成长历程。形如吴志攀老师曾说的那样：「书房就是天下，这是学者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天下很大，书房很小，可在学者眼里，书房就是天下。」寻大家书斋，访一室幽兰，聚焦法学学者的书房，探秘学者们的精神追求和学术世界，从他们对知识、思想的获取路径和珍藏中，汲取成长的养分和力量。希望今天七位法学学者们「以灯传灯，心灯不灭」的读书藏书用书之道（集锦），献给屏幕前所有爱书的人，能实现我们「走进法学学人书房」的心愿。
王轶，1972年6月生，蒙古族，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至202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大二时，因写作学年论文的需要阅读了王利明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所有权研究》。
三后，随着众多民法课程的涉猎，王轶教授在法学领域的积累增多，阅读范围因而又有扩展。张文显教授的《当代西方法学思潮》，崔建远教授的《合同责任研究》。
不仅如此，王轶教授本科期间的阅读和写作也大多围绕着民商法学展开。如阅读的《国家所有权研究》与《合同责任研究》分别对应着物权法学和合同法学，学年论文写的是《论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本科毕业论文则是《债法的演进》……在上述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王轶教授最终坚定了将民商法学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一定都「有自己论战的对象」，「如果你在读书时不清楚其论战的对象是谁，那必然是还没有读懂这本书」。在王轶教授看来，我们可以先从外围的阅读做起，了解它的对面站着谁，了解其所处国家、所处时代，思考是怎样的问题让他们展开了学术作品的写作。了解上述背景便是梳理清楚书中的底层逻辑，接下来的阅读自然如水到渠成般展开。
「我想我们要先通过外围的阅读去了解其论战对象是什么，即他想跟他的论战对象论战哪个时代、什么样突出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凡是能够最后流传下来，成为经典的学术作品，一定都是一个伟大的学者遇到了一个伟大的论战对手，然后他们回应了其所在时代最核心和关键的问题。」
其一，推荐大家去读触及民法这一部门法底层逻辑方面的著作和学术思考成果，即以力量的权力和利益的权利为逻辑的学术著作。如王利明老师民法学研究的系列，以及中国大陆特别有代表性的学者如崔建远老师、梁慧星老师的学术著作。另外，海峡对岸中国人所撰写的学术作品，如王泽鉴教授、曾世雄教授、谢在全教授等学者相关的学术著作都可以进行阅读。
其二，我们会发现当今讨论法学方法论的大部分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进行法律解释，如何进行法律漏洞的填补。因此，事关法律规则适用的那一部分民法学知识的作品我们也应有所涉猎。包括王利明老师的法学方法论的著作，梁慧星老师关于民法解释学的相应的作品，崔建远老师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像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拉伦茨教授的《法学方法论》等。此外，还有我个人认为写得很好的杨仁寿先生所写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先生所写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等。」
Via@择摘自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学业拓展部出品的《王轶：护生民之立命，轶迅风于书山》一文，原文载于RUC法学院学生会微信公众号2024年8月13日
9.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10.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七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赵天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访问学者，2010年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律师，优秀法律援助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独立撰写或参与编写《商业秘密的刑事保护研究》《刑法学》《公民与刑事犯罪》等著作，并发表《毒品犯罪的数量与量刑》《交通肇事罪的司法适用》《雇凶杀人案件中的犯罪中止》《应从保护的角度增设虐待未成年人罪》《论我国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等论文。
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长方形，进门正对面是一扇很大的窗户，无论冬夏都可以有很好的阳光。窗户前是赵老师的办公桌。办公桌后面的窗台上摆着几盆芦荟和多肉。进门左侧是一个灰色的小沙发，沙发靠背上有一排毛绒玩具整齐端正的坐在上面。右侧是三个木质的书柜，中间的书柜带有玻璃柜门，里面摆放了一些生活用品，在最上面一层的角落里还堆放着赵天红老师的证书。书架上还见缝插针的放了许多可爱的小摆件。左右两侧的书柜没有柜门，但摆满了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刑法相关的书籍，不仅包含中国的各类有关刑法的法条、讲义和精释，还收藏有《德国刑法学》《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日本刑法总论》等其他国家的刑法专业书。在琳琅满目的各种刑法专业书之间，还穿插摆放了几本小说和诗集。「有朋友是作家，就摆了一套他的小说集」看出我们的好奇，赵天红笑着介绍。
「其实学校一开始给配的是普通的铁皮柜子，我觉得那个冷冰冰的，就自己买了这个木头柜子。」阳光照在木头的纹路上，惬意的、暖洋洋的气息开始弥漫。「主要目的是为了放书，中间留一块玻璃的部分来放点自己喜欢的小玩意。」
为助力刑法诊所建设，赵天红自主编写了同步实验教学的系列教材《立体刑法诊所》。这本并不算厚的红皮书是她自己最满意的成果。「这本书写了很久，因为我永远不满意」赵天红说自己有点强迫症，自己认为不满意就一直不发表。「书也不是特别厚的，我不想写很多虚的东西，就是喜欢把干货放进去。」她把自己多年的实务经验毫无保留的写进书中，又总想着这本书能不能更完善，能不能更精炼。在当今以写论文发期刊为主流的科研评价体系里，写教材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行为，但赵天红仍旧为此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她迫切地想要让学生们能学到更多实践相关的知识，在那几年，赵天红几乎参与了所有实践类的课程，伴随而来的是极大的教学压力，她的课时超过300课时，达到了学校规定课时的五倍。
除此之外，她还参与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的工作。同样的，从第一届到今年的第十五届，她没有缺席一届。今年的比赛结束后，她在朋友圈感叹：「一个赛季，很辛苦，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开心。作为法大唯一一个陪伴北模从第一届走到现在第十五届的老师，除了热爱，还有情怀。感谢所有一起为北模付出的伙伴们！」从指导教师到评委，再到赛事组委会的副主席；从准备赛题到安排志愿者，赵天红陪伴北模走过了一届又一届。正如她所说，「我做一件事就会坚持很久。」她守着北模，她的朋友们也形成一种到这个时间就该做这件事的默契，每到北模举办的时候就会来助阵。
Via@择摘自《学者书房丨赵天红：良知、责任与担当》，原文载于中国政法大学微信公众号2024年6月3日
2.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兼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与想象中人文社科学者满满当当宛若迷宫的书斋不同，章永乐放在办公室的藏书并不算多。两面直抵天花板的书墙安置下他的绝大部分书籍，一面自进门起不曾间断延伸至窗边，另一面略窄些，留出位置摆放沙发、茶几、书桌，还有几摞书零散地堆放在桌面上，书房中间显得很宽敞。他直言自己没有收藏癖，且现阶段电子书足够应付他写文章查资料的需要。不过，还是有一些非要纸质书不可的情况：
二是如果碰到某个作者了，那我会很希望拥有一本签名的实体书来纪念这种机缘。
站在书墙前审视了一遍自己的藏书，他又补充道：「我觉得严格来讲书房是跟你的人格关联在一起的，是人格的一个对外投射，或者说一个放大。有一些学者爱好藏书，会把书房堆满，成套成套的书收拾得井井有条，但我就是懒洋洋的这种，比较随意。所以不同的人的书房还真是很不一样。」
拥有一间书房，放喜欢的书，不被打扰地阅读、思考，大抵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生活。学生时代的章永乐很长时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很爱买书的，那时候宿舍很挤，我住上铺，就弄了一个小书架在墙上放书，后来书太多了，只能堆放在床上，过那种‘半床书半床人’的生活。”本科毕业时这些书舍不得送人，他都想办法弄回了老家。后来出国留学，拥有一间书房更是无异于奢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两年特别潦倒，一度在治安很差的洛杉矶市中心租住，后来条件好些了，但是美国的书特别贵，我不敢随便买，好多时候连淘旧书的钱都没有。」好在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很慷慨，每次允许借阅上百本书，章永乐便每次都拖着一个大箱子去借书。2008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毕业后回到北大任教，法学院陈明楼的这间办公室成为了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我觉得书房就像是一个甲壳，读书的人往这里一钻就觉得很安全很熟悉。）。他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像一个穷小子突然发了大财，非常欣喜”。
16年过去，章永乐在陈明楼的这间屋子里读书、写作、思考，这里的一切早已深深打上独属于他的烙印。书房不仅是主人公人格的投射，其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主人公的人生的文本。沙发后面的照片墙，记录着许多于他而言珍贵重要的人、事、物，标记了他的成长轨迹：多年前与妻子举行结发礼的照片，UCLA民族音乐系古琴课汇报表演时的留影，已故挚友张晓波的遗照，家族的大合影......最中间有一张他站在山顶俯拍的老家，浙江乐清雁荡山深处的南阁古村，旁边则是一张颇具宿命感的合影——2009年，章永乐带着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回到自己的村庄之时，偶遇了他在村里念小学时的班主任章冬英老师。扎根乡土的村小启蒙老师，漂洋过海远行求学时的引路人，还有未来即将成为他人学术、人生导师的章永乐，命运的齿轮在此开始交叉，重合。
回到北学院任教后，章永乐组建了“半渡读书会”。这仍然不是一个“师门读书会”，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他自己的学生与校内外学术同好，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在每周日下午聚在一起同读一个具有思想启发性的文本。关于「半渡”，他解释道：「这是一种思想状态。思考的过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渡河渡到一半，是继续往对岸走还是折返？其实你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的。只有处在河中央的状态下，你才能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新思想是没有固定范式的。」「半渡读书会」选取的文本一定是所有人都不太熟悉的，有时是还没有中译版的新书，有时是新鲜出炉的论文。「如果很熟悉的话，就会变成我给大家讲课了。在不熟悉的文本里发现新问题，一起讨论，就像一群人一起到远方探险，这种未知最容易产生新东西。」在「半渡」形成的这个小小的文科学术共同体里，有人找到了论文写作的灵感，有人找到了学术研究的兴趣，所有人都收获了友情。在这里，许许多多的讨论催生出一个无形的心系天下的「气场」。有学生毕业后去往其他高校任教，也在不同的城市、自己的学生中间发起了同样模式的读书会。这样看来，最初的「星期五」，不仅仅标示那个「元小组」的成立日和通常活动日，更指向那个荒岛上的野蛮人星期五。没有星期五，鲁滨逊丧失的不仅仅是有人陪伴的快乐，更是他人性中的许多重要部分。
踏出安全的「甲壳」，外面是充满风险与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某种意义上，章永乐觉得，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待解读的文本，外面是无形的书房。「社会就像一个text（文本），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它是一本书、两本书还是几本书，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读者还是主人公。这个过程就很有趣。一切都等待被阅读。」
自2008年留学归国以来，章永乐的文章与专著涉及宪法史、国际法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等诸多领域，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留下了自己的学术印记。他思考近代中国“法统”的断裂和延续，梳理宪法、儒家经学与国际体系的关联，勾勒「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旅行轨迹，探讨现代性、全球化、帝国、民族国家、主权、民主、贤能政治、历史叙事......但这些探讨终究指向对于全球秩序之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的思考。他在北大的法学本科教育下完成学术思想启蒙，负笈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又师从西方历史学名家，于是对他而言，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都是他自己有归属感并躬耕不辍的学科领域，「一个都不能少」。无论在具体的写作还是在所承担的学术组织工作中，他的思考都是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的，不断探索「理论掘进」。他的第四本独著专著《西途东归》的副标题或许极好地概括了他一路走来的思想轨迹——一场「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而他眼中的「中国道路」同时又应当是一条有「天下」抱负的、通达人类共通经验的道路。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期待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克服疲惫，振作精神，基于“世界之中国”的经验寻求新的共通性理论，将这条“西途东归”的路走下去。
Via@择摘自《郭雅颂：他的书房在北大，也在......》，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0日
3.章永乐《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三联书店2021年4月版）
4.章永乐《西途东归：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东方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5.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版）
储陈城，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络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助理（挂职），安徽亚太刑事司法研究所所长。目前已经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20余篇（有4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中法学类CSSCI论文11篇。
储陈城老师的书房里约60%都是法学类的书籍，而在这60%当中，刑事法学类又占40%~50%。当被问到书房里大约有多少本书时，储陈城坦言，「有多少本书这我还真没有统计过，但每年购买书籍都会花费我一万多元。」
当被问到如何选择读物时，储陈城老师表示，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书不要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要非常功利地读书。在储老师读大学期间，时常泡在图书馆里，只凭着自己的兴趣随意抽出一本书就读起来。他读书往往喜欢精读，习惯边读边记笔记，等到毕业时，已然记了满满十几本！「当时我并不是想立竿见影从中获得什么，只是每次去图书馆都会令我心静下来。我也是凭自己的兴趣，看到感兴趣的就开始读起来，边读边记笔记，这些笔记在我保研的时候给了我一些帮助，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房里。」
除了法学类，储老师书房里最多的是文学类、人文社科类书籍。他向大家推荐了余定宇的《寻找法律的印迹》，并表示这是一本通俗易懂，适合法学入门阅读的书籍。
「应然层面读书当然应该是遵循自己内心意愿去读，不要那么功利，但实然层面，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需要产出一些东西，比如读书报告、学术报告、论文之类。」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储老师分享了他的读书方法。
储老师拿《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叫魂》三本书举例，在一段时间内阅读同一类书，并进行对比阅读，可品读出共性的话题，如皇帝在国家治理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当你在对比阅读时发现其中反映出来的共同主题时，你可以写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随笔，这样自然而然就可以形成一篇读书笔记、读书报告。」
Via@择摘自《学者的书房丨储陈城：读书是一个追寻内心的过程》，原文载于安徽大学微信公众号2023年10月15日
刘仁文，湖南隆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刑法学重点学科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等，曾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独著、主编《刑法的结构与视野》《刑法学的新发展》等20余部，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另有译著、合著、各类文章和内部研究报告若干。
刘先生书房正如想象的学者书房一样，满满当当都是书，横着竖着摞着码着，客厅、卧室，能放书的地方尽量多放书。作为刑法学专家，他的书房有着清晰的法律人阅读视界，在《方圆》记者涂思敏采访之机，我粗粗浏览了刘先生书房，以法律相关书籍居多，由于我不懂这个领域，只能望书兴叹，人类的书籍海洋何其之富，法律世界也有着如此书山册海，阅之不尽矣。
其实，刘仁文先生也是「杂食」阅读者，书房里历史、社会、哲学、心理学、文学等相关书籍也相当丰富，刘先生说，因空间所限，非法律类书籍主要放在了岳父母家。有一次，刘先生80多岁的父亲从老家来京小住，老人喜欢看书，但对法律书不感兴趣，后来看到一套「四书五经」才眼睛一亮，拿下来慢慢翻起来。为了留父亲多住一段时间，他从岳父母家又取回一些他认为父亲会感兴趣的非法律类书籍。他也由此受到启发，法律只是人类知识海洋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它不可能拥有文学那样广的读者面。
我20几岁就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这些重量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后来的科研之路，准确说应当是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大体上还算幸运，总算坚持了下来。迄今我发表的论文和各种文章有几百篇了，独著、主编和翻译的书也有几十本了，但是否有留得下来的东西，或者说接下来能否写出留得下来的东西，这是我近年来开始思考的。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内容，现在大量的社会事务和学术活动牵扯了科研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越来越感到，学者还是要以写出能留下来的东西为目标。慢慢求索路，山山景不同，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现在应当到了可以产出一点像样的东西的时候了，关键是自己能否静得下来。
我现在看的书，主要是刑法学和犯罪学方面的专业书籍。但有时也会下单买一些非法律方面的书来翻翻。最近翻阅的一本非法律书是莫言的《晚熟的人》。莫言以前在《检察日报》工作过，我们俩还一起应邀给全国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授过课。他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就是各方面都晚熟的人。不过我也一直主张，凡事不怕晚，就怕不开始。
访谈最后，请刘仁文先生推荐五本刑法方面的经典书籍，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那些深深影响他学术思想的经典书籍。他认为，尽管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但还是要读经典，要从经典中得到思想的源头和思考的动力。
古今中外的好书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只推荐五本，我首先推荐意大利的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刑法学的关键词就是两个：犯罪与刑罚。这本书在我们专业内那是人人必读的，绝对的经典，它的背景是欧洲启蒙时期，贝卡里亚在刑法领域发出了反对封建酷刑的呐喊，这让贝卡里亚获得了「近代刑法学之父」的美誉。他知识面非常广，运用很多科学的知识，近代刑法的一些基本主张、原理、理念都在他这本书里有体现。而且，他文采非常好，从头到尾读下来一气呵成，让人感到作者那种思想的激情。这本书关于刑法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我影响深远。
第二本，我推荐意大利人菲利的《犯罪社会学》，在我们刑法领域，有一个刑事古典学派，也叫旧派，还有一个刑事社会学派，也叫新派，贝卡里亚是旧派的代表，主要是反封建，提倡人道主义，而菲利就是新派的代表，他指出了旧派在应对犯罪方面的很多不足，对犯罪原因做了全方位的分析，它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和环境原因。菲利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犯罪饱和论」，就是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犯罪总量基本上是恒定的，就像一杯水能溶解多少盐和糖一样。这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对犯罪成因的看法，至今仍认为犯罪就是这三个原因的排列组合所致，有时缺少一个原因，这个人都可能永远是好人。
第三本，我推荐法国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巴丹戴尔原先是巴黎的一个律师，后来当了法国的司法部长，协助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推动了法国废除死刑。书中说，法国作为欧洲在人权方面熠熠生辉的国家，却是欧洲废除死刑最晚的国家之一。这本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我们了解，一个国家废除死刑的过程是多么的复杂。我长期研究死刑，也出版了《死刑的温度》等著作，所以对于死刑方面的书，自己阅读得比较多，包括加缪的《思索死刑》等。但如果只推荐一本，我就重点推荐巴丹戴尔的这本。
第四本，我推荐法国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传统观点认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我们现在的犯罪主体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孤立个人了，像有组织犯罪、犯罪等，这些犯罪的危害要比单个人的犯罪大得多。这本书解释了为何像德国这样一个理性的民族，民众会在纳粹时期失去理性，被煽动起来。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参与犯罪的「乌合之众」是怎样被卷入到共同犯罪和犯罪组织中来的。
最后，推荐英国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的书阅读起来需要一些耐心。本书涉及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在哪里？刑法介入的边界在哪里？法律的惩罚功能和奖励功能如何有机融合到一起？这些都是刑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性问题。如今，司法案件层出不穷，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应该回到刑法与犯罪的本源性问题去思考。
Via@择摘自《绿茶茶：刘仁文书房丨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原文载于绿茶书情微信公众号2022年11月15日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7年生于山东聊城，1985年9月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于1989年、1992年、1995年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7月至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2年1月至6月，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主要学术著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看得见的正义》、《刑事审判原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等。主要研究方向是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基本理论。
怀着对于书房陈设布局的各般想象，真正踏进了这间书房，却发现它并没有臆想中的华美考究，而是相当简洁实用，又不失优雅。书房虽不算大，但整体空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几乎占据整整一面墙的四个高大书柜，棕红色原木在阳光下泛着光泽；书柜的对面和侧面靠近门处，放置着一长一短两个白色沙发；墙上是两幅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窗台上摆放了几盆绿色植物和盆景，那春天特有的嫩绿看上去特别可人；宽大的书桌就在窗旁，上面除了笔记本电脑、台灯等有限的设备外，密密麻麻排列着的也全是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书柜里，书桌上，沙发上也散放着几叠似乎是新买的书。陈教授笑着把这种略微凌乱的书房状态称之为「原生态」。
这样的书房，虽不似意料，但却在情理之中，正应了梁实秋的那句话：「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书房如其人，务实而不媚俗。
陈教授目前的藏书已经超过5000余册，其中一部分存放在学校办公室中。书房的这四个书柜里，除了一小部分空间被孩子占据以外，都是他常常阅读和使用的书。书籍的排列貌似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想来是依主人自己的习惯和便利而为。打开这内涵丰富的空间，略略浏览了一下书目，笔者发现一个特色：藏书中有相当多是历史、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并非呈现法学书籍「一统天下」的局面，诸如中国经济学家张五常、法国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著作都能觅见踪影，还有不少的历史人物传记。
陈教授说，自己年轻时曾很喜欢读文学性较强的人物传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对文学和哲学类书籍有所疏远，转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加之近年来个人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侧重，因此目前对于历史、经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著作、关注中国法律实践的法学著作等涉猎较多。
谈到这些法学以外的社科类著作时，陈教授竟也如数家珍。他饶有兴致地说起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一本书，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他本科时就喜欢，后来又陆续读过好多遍，就连版本也收藏过七八种，因为搬家时遗失还曾反复购买，现在手头已经换成北大出版社的最新一版。陈教授评价《乡土中国》是他读过的民国时期学者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最深刻、与中国日常生活实践接触最紧密的一部著作。
对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唐德纲的《晚清七十年》这类历史学作品，陈教授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不仅买过好多版本，甚至还专门托人从台湾复印完整版本。吸引他的，是作者的写作体例和思想深度。他们以史料为论据，从中提出了概念和思想，观点独到，如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和唐德纲的「历史三峡说」等，历史学在他们的视野中，也成为一种「历史社会学」。
陈教授的阅读还扩展到经济学领域。林毅夫教授的《论经济学的方法》这本书，他就曾经在法学院的课堂上推荐给学生。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本书让他彻底改变了对经济学的印象，感到经济学不仅仅是艰深而繁多的数学公式。
林毅夫教授成功地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推荐给了其他学科，对他最大的启发有两点：
一是所有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是相通的，比如要有问题，要有假设，要有证伪，要有论证，要学会提出概念，要从经验出发；
二是林毅夫教授并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顶礼膜拜，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过分崇洋，把西方经济学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也成不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是经济学教授而已。
「学术研究有三个境界：教授，专家和大师。只有提出自己的理论，并能用理论解释实践的学者，才称得起大师二字」，陈教授这样表示了他对林教授的赞同。
陈瑞华教授用三句话概括了读书对自己的意义：「读书，对一个学者就是最重要的生活。读书，是摆脱庸俗、肤浅和过分世俗的唯一出路。读书，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他还补充到：「对于法律学人来说，读书还有独特的价值，它帮助我们寻找认识世界的桥梁、方法。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用再走过去更多的弯路。」这意味深长的三句话，让记者似有所悟：陈教授锐利思想和学术魅力的来源，也许正是读书。阅读，彰显了他的学术态度，丰富了他的学术生命。
面对书架上庞多的法学书籍，思忖片刻，陈教授只从中取出了两本书：拉德布鲁赫的《法学导论》和迈克尔·贝勒斯的《程序正义》。
陈教授推崇《法学导论》为所看过的法理学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因为它的很多观点产生于历史和当时的法律生活，而且将各个部门法与法理学作了融会贯通式的讲解。这本书的另一特色，就是「以诗一般的语言」，书写了从法学和法律生活中提炼出的一些概念。书中充满精辟的语句，像「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当辩护人」等，都是陈教授讲课中引用率相当高的名言。这本书也是陈教授曾经推荐给学生的唯一一本法理学著作。在他看来，拉德布鲁赫是真正从部门法中提炼出法理学的人。对于现代很多法理学著作流于概念化和逻辑推理，甚至照搬西方哲学概念，反而对部门法既不懂又不关心的状况，陈教授表示了自己的异议：「法理学不应该是站在法律的门外对法律指手划脚，而是必须在对法学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提炼一般性的理论。法理学应当来自于部门法，并且高于它。」
至于《程序正义》，陈教授也是在博士期间就读完了原著。贝勒斯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却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实践案例为基础，从中提炼出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素，无论其结论如何，他采用的方法是极其成功的。研究刑事程序法的这些年来，陈瑞华教授一直致力于收集国外学者关于正当程序、程序正义方面的经典著作，有些书在国内「一本难求」，他就利用到国外交流、访问、讲学的机会，穿梭于各大LawSchool图书馆悉心搜索；有时他在国外的学生若发现他寻找已久的某本书，还会千里迢迢地寄给他，或是辗转托人带回国内。陈教授不无自信地笑言，自己在程序正义理论方面的藏书，于国内恐怕难有人堪比。
Via@择摘自《韩玉婷：世界读书日丨北大陈瑞华教授的书房》，原文载于法耀星空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23日
宋华琳，1977年生于河北邯郸，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这是一间只有十几个平方的书房，三面白墙，深色木地板。一面墙是五个深色、到房顶的木质书柜，书柜下面的两排横着塞满了复印的外文书籍资料，这是他们经济状况还不太好时，为了节约资金而委托各方朋友帮忙复印的；另一面墙是三个略显简陋的白色铁皮书柜，柜子里层是竖排摆放的书籍，外面又一堆叠着一层几乎堵住柜口，柜子顶端与天花板链接的空白也几乎被书塞满，形成一个小小的层峦叠嶂的书山。
剩余的一面墙和靠窗的一边，各摆放了一张书桌，一台电脑，角落里一台打印机，是分别属于宋华琳和李鸻的小小地盘。以往交流的经验告诉我，那台电脑里还有分类整齐有序、数以万计、各种语言齐全的论文、书籍等文献资料。大概也因此，近些年来，宋华琳在各种微信群里，「文献帝」的外号不胫而走。
窗台上一行小巧精致的多肉植物是李鸻的最新爱好，大概是这个房间里唯一与读书无关的事物了。
在书房坐拥书城，感受书的油墨芳香，沉浸于对文本的阅读，和作者的对话中时，会感受心灵的愉悦，经历智识的历险，远离尘嚣。而书房和读书，恰恰是读书人生存的前提，生活的一部分。
我相对更喜欢一个人阅读、思考、做笔记，个人阅读构成了交流讨论的基础。必要时，和师友学生进行讨论，有助于厘清自己读书的困惑，相互激荡起学术火花。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读书学习过程中与身边的师长、同学、朋友广泛交流讨论，或以读书会、讨论会、读书沙龙等形式，相互定期或不定期交流所读所思，从中共同体验学问的乐趣。共同学习的好处在于：
首先，每个人对于同一个问题，同一篇文章，都可能存在不同的视角。师友对你的诘问，有助于厘清阅读和研究思路。
其次，如果你阅读了，就会有表达欲，如果你阅读了，讲述了，但没说清楚，或者别人没有听懂，那么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理解，也逼迫你进一步思考和梳理你的阅读、思考和研究，推动你的研究。
影响我学术道路的应该不止一本书，像王名扬先生的《美国行政法》、日本盐野宏教授的《行政法》三卷本、日本室井力教授主编的《日本现代行政法》，对我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对于刚刚进入研究之途的人来说，体系书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体系书的阅读，有助于形成一个较为坚实的法学学说框架，形成一个能够为我们分析问题所有的「工具箱」体系。
一本书注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还是需要多读书，特别是多读外国法和比较法的书，多读译著，多读英文原著，使得研究不限于在中国本土法律规范框架内的法解释，还可以激荡起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反省和思考。
Via@择摘自《张羽：走进法学界「文献帝」宋华琳的书房丨一座小小的层峦叠嶂的书山》，原文载于《方圆》杂志微信公众号2019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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