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王青锋的经历是中非科学家共同投身研究、共促人类发展的一个剪影。科学研究的道路是一条有惠于人类的漫漫长路,中非两方携手共进、上下求索,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友谊的范本。

  王青锋教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导师和合作伙伴。他对非洲留学生的悉心指导和支持,为中非科研交流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中肯科技援助合作的深入发展。丹尼尔多穗兰的命名也见证了王青锋教授对学生的深切关怀和纪念之情。

  在王青锋的办公室里,各处都可见与非洲有关的物件。其中有一幅猴面包树的挂画,由非洲当地特殊的纸和植物材料制成,朴素地拼接出猴面包树的伟影。

  去年9月,《肯尼亚植物志》首部分册发布,王青锋担任中方主编。这是首部由中国科研人员参与组织编纂的境外国家植物志。

  今年5月,Nature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系统阐述了猴面包树属植物多样性演化历史及其保护建议,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王青锋研究员,是两位通讯作者之一。

  王青锋对于非洲大陆的深情,可追溯至1996年。那时,他为了帮助恩贾梅纳大学理学院建一个实验室,第一次去往非洲。

  与在武汉的生活相比,非洲的条件艰苦——不仅有高温、缺水、频繁的断电,还有当时流行的疟疾、霍乱等疾病的威胁。

  “那时候也没有别的药。有的人说喹啉有副作用,但是有副作用也比得了疟疾好。”王青锋说。

  “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惯。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洗漱包里备一瓶风油精。”王青锋说,“不过现在条件好了,就从内罗毕到马赛马拉的那一路,你可以看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生活热且苦,但生命的多样性始终吸引王青锋步步探索。在乍得邦戈尔考察时,他租了当地的小摩托车,三五个当地的孩子有时环绕着他,帮忙提着标本夹,沿着洛贡河一点一点地采集植物。

  “中国有句古话叫‘见多识广’,分类学最重要的就是积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认识的当中又发现不认识的。”王青锋说,“既有兴趣和喜欢,也有坚持,不断驱动自己。”

  就如同登临乞力马扎罗山,经历一步一坑的艰苦跋涉之后,身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山间,一草一木丰茂和谐,人类也与之相安。

  非洲的绮丽与贫瘠并存,繁多的物种背后,与之相配的研究力量尚且欠缺。王青锋提到,植物志编纂作为一项庞杂而重要的事业,需要各处的人们、各地的研究者合力共筑。

  据王青锋介绍,《肯尼亚植物志》预计收录7000多种植物,将填补肯尼亚在植物资源研究领域的空白,影响辐射东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

  编纂《肯尼亚植物志》的念头可追溯至1999年——王青锋招收的第一位非洲留学生罗伯特来自肯尼亚,也是他最初接触肯尼亚的“牵线人”。从那之后,建立中非植物研究合作的念头就一直悬在心中。

  以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重要推力,中肯之间扎实的合作得以更加密集地开展。

  除了在肯尼亚开展研究,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也逐步在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卢旺达、毛里塔利亚联合建设野外站点和实验室。

  “科技援助是一种可持续的合作,有平台作为载体,人作为支撑,能够结合经济援助发挥更大的作用。”王青锋说。

  每一种植物记录的背后都是人的历程。丹尼尔多穗兰,既是肯尼亚西部高原一种兰花的名称,也包含着一个植物分类学家的名字——曾在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丹尼尔(Daniel Odhiambo Miyawa)。

  王青锋第一次见到丹尼尔,是在2014年辰山植物园第二届上海国际兰展上,听闻他是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兰花专家,便邀请他来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攻读博士,丹尼尔次年就来到了武汉。

  不幸的是,2017年丹尼尔病重,不久离世。因此,次年发现的多穗兰属新物种就以他命名,作为对一名兰花研究者的纪念。

  “在我退休之前,《肯尼亚植物志》肯定也是做不完的,但我想有更多的人会去做,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王青锋说。

  “新两国论”的再包装——台湾各界批驳赖清德“双十”讲线%以上的绿色船舶订单来自中国

  “新两国论”的再包装——台湾各界批驳赖清德“双十”讲线%以上的绿色船舶订单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