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表彰和奖励一些长期坚守在田野第一线、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作出突出贡献的民间文化工作者，由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人物评选活动。
今天我们请到了候选人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叶星生先生做客我们中国访谈。
叶先生曾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您的“亲生儿子”——绘画，另一个是您的“养子”——收藏。可为了这个“养子”，叶先生是将“亲生儿子”卖了又卖，来养活这个“养子”。为了收藏可谓倾其所有，用去了四十年的时间，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到现在为止还是单身，您是怎么走上收藏这“不归路”的呢？
我的行为确实很多人不可思议，因为我是在画画比较顶峰的时期，也就是1979年那时我29岁，我的画在全国就获奖了，那时我已经有一些名气了。1980年的时候，每个省选一个一流的艺术家为人民大会堂画画，西藏就是我做代表。通过大会堂5年的壁画，我的影响、我的名气以及我的画就开始卖钱了。反而在这个时候，我把我的兴趣基本上全部投入收藏。
一般人来讲，画画有名有利，而收藏是一个很大的付出。大家经常看节目的人知道，一件收藏品上百万、上千万，我是一个国家干部，8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工资才几十块钱，没法搞收藏，但是我太喜欢西藏，西藏的民间文化太美了。我的艺术和绘画在西藏博大精深面前一比，真是自觉惭愧；和民族的文化的东西比起来，真是没法比。从自己的命运来讲，应该画下去。我真的爱它们，但是好在我有优势，我会画画，而且我还能卖钱，那是在80年代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我也到不了今天。
我是第二代西藏人，我在13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来到西藏，那时我是小孩，我住在我父母工作的地方，是西藏山南，那是西藏文化的摇篮。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就到当时在山南地区的一个寺庙叫沧度寺，是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共同的寺庙学壁画，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要我把西藏的壁画、西藏的的艺术学好。
我13岁，带着军用水壶，带着爸爸的风箱式的照相机，煞有介事的样子，站在那里画画，在那儿临摹壁画，想起来好象是飞天的内容。画着画着，到了中午的时候，突然出来一个老，他知道我没吃东西，就拿着军用水壶喝水，老拿着一个罐子装着人参果，我把人参果吃了，吃东西的时候老不见了，我到处找他找不到。其实我觉得那个罐子就是老送我的，我不客气的就收下了。这个罐子就拿回家洗干净，带回家插笔、插花，一直伴随着我40年。
这个罐子是清末或者明末后期的，关键那个釉很不容易，那个釉在西藏极为罕见。
如果真正是花钱搞收藏的话，应该在人民大会堂画完画，我开始有点小钱，因为那时候我画画可以卖钱，有了这个条件之后，我就开始用钱，瞪大眼睛跑遍西藏，西藏没有不去的地方，翻山越岭，一边采东西一边搞我的收藏，一步一步下去走，让收藏成了气侯。各种动力让我放不下这个东西。
我在1999年捐给西藏的展览会上，一共是2300多件全部捐给了西藏，一级文物22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100件，这是国家文物局鉴定的，西藏文物局鉴定的。
第二，1999年捐赠完了以后，我根本没办法不搞收藏，这中间有很多的故事，很好玩儿。之后我继续利用国家给我的奖励，甚至国家给我的车子，我都不要了，我把它换成钱，再加上我自己的积蓄，照样是老规矩，还是死不悔改，用自己的钱、工资和卖画钱收藏文物，保存了很多的西藏遗产。
我对西藏缘分很深，我当时就是想去西藏走一圈，一去就爱上西藏了。我就喜欢藏族文化，只身一人。原来的西藏和现在的西藏是不一样的，没有电、蔬菜和水果，没有文化生活，那会儿真的很苦，每天晚上很早天就黑了。西藏文化、西藏民间艺术就是我的收藏，让我快乐下来，让我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西藏文化和我的缘份很重。
第二，光是西藏的收藏，我一生的精力都不够，而且我卖画的钱根本不够。我其实很喜欢，昨天我到博物馆里，看到很多的东西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不敢把自己的感情投入太深，太深就把握不住了，恨不得把全国的好东西都收藏到家里。
收藏方面的，我有这几步路，第一步我是从艺术家的眼光，我从画家的眼光，我本身是画家，看这个市场。首先是这个东西美，它是艺术性的，特美，特有个性和风格的东西，这是我一个取向。
我渐渐开始，尤其从90年以后，我有比较大的野心和抱负，想建我自己的博物馆——全国第一家私人的藏文化博物馆。我是带着一种人文科学的理念，研究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怎样穿衣的，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民俗风情，表现他们的宗教信仰，从系统性、全面性来表现藏民族，带着这个观念，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搞收藏，这个工作量非常的大，所以我的收藏比较全面。藏品类别分了12部分，其中包括远古生产型的，他们的民族家具和民族服饰，餐饮器皿、武器盔甲、木雕艺术、草原艺术、宗教艺术。
我很早的时候就想建一个私人博物馆，很全面的展现出来，所以我的压力非常的大。
您刚才也说到了，收藏就是一直不停的投钱，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虽然有波动，但是收藏仍然被认为是收益最高的投资，您真的没有从金钱的角度考虑过收藏吗？
我的经济观念非常的薄弱，一个是西藏真的比较“高远”，经济市场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第二，收藏作为私藏，这几年才叫得响。原来国家文物法有一个规定，文物不可以做买卖，所以我胆子小，我不敢把这个东西作为商品来做，偶尔有一种边缘的东西，不算文物等级的东西，只是交换，只是爱好，朋友之间做一些交流。第三，用我的话来说，谁说我没“老婆”，这就是我的“老婆”，我的三宫六院，72妃子，每天晚上总是玩几件，不断的鉴赏，不断的抚摸，每天晚上睡得特香。学生早晨一看，老师的的被窝里怎么这么多“破铜烂铁”啊。
虽然说是一种爱好，但是叶老师的收藏对我们抢救西藏文物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在保护文物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请叶老师讲一下保护文物方面有没有有趣的故事，或者您印象中很深的故事？
当时我在行为当中和过程当中，没有认识到我在抢救和保护西藏文化，但是回过头来看我的确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十年浩劫期间，西藏“破四旧”，好好的东西都烧了。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意识到这个东西我怕它们以后再看不见了。所以说我真的冒着风险在火堆里，在边远地区抢救和保护这些东西。
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一个办过一个展览，展览会上，我们烧的柴火，烧的是藏经板，多可惜啊。我趁着他们不注意，悄悄的放在军大衣里。第二次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说我犯错误，我说我拿回去劈柴，后来撕了破布，偷偷包回去了。
是这样的，尤其是唐卡捐出去以后，99年的活动，整个的捐赠活动可以用八个字表示“生离死别、义无反顾”，我真的含着热泪，眼睛都是肿的。
刚才叶老师也谈到了，将99年的时候将他的藏品捐献了出去，我们给大家做一下介绍，99年的时候，叶老师将2300多件、价值8000多万元的民间文化珍藏品捐赠给西藏和西藏人民，这一壮举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您怎么舍得把它们捐赠出去呢？
这个捐赠活动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到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不理解我。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怎么捐的，回顾起来有几点，一个是从主观的情况，我这批东西收了那么多，我要保管，当时很困难，我的工资很少，在最有风险的时候，我还请了两个保安一千块钱，我自己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留下吃饭的钱，剩下的钱都用来保管这些藏品，因为我曾经两次被盗，偷的都是金戒指和耳环，破铜烂铁都不要，好的东西一件没有偷走。
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一个信号，万一遇到行家怎么办？遇到业内人士我就倒霉了，最后请了两个保安。从我自己的能力感觉到，压力很大。第二，我经常回内地开会、出差，没有踏实过，总是觉得“孩子”在家、“老婆”在家，老是做梦失火了、东西被盗了，朋友都说，你这样开什么会，赶紧回去吧，精神负担很重。但最根本的当然是环境，我是这么感觉的，我长期感觉到中国人在外国争夺民间文化市场方面，我们处于弱势，我经常和他们抢东西抢不过别人。我想做一个大的举动，把中国人的威风做出来，你做得到，我照样做得到，我比你还大气、还牛。干脆一个大动作，我觉得男人应该有一些大动作，这一生中不白过，不然不值得，能做多大就做多大，反正也带不走。我很骄傲，尽管我没有儿子，但是我这么幻想。
我们看到从那次捐赠以后，您曾经也信誓旦旦的表示，再也不收藏了，网友比较关心，您做到了吗？
我是心里做到了，心里悔过自新，重新做。我意识到没有家、没有生活，应该好好过日子了，都没有做到。在捐赠当天带着弟子答谢他们，车上还很痛苦，最后给他们一个留念，从此不去了，但是到了八角街三个小时下来，我的学生都来了，最后一个女弟子说“叶老师，看来‘老婆’是娶不成了，咱们饭也吃不成了，但是不要把搭出租车的钱都不要了”，就这样所谓的改变自己，以收藏的形式改变自己的心态。
收藏凭两样东西，一个是凭自己的文化基础，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收藏藏文化的东西，起码要懂得西藏文化的基本构成，比如说这是唐卡，这是佛像，要懂得西藏历史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唐卡出现等等，所以说基础东西要懂得。第二，要懂得科学知识。比如唐卡现在有很多的赝品，我们要收到真东西，要理解到他们怎么做旧，把这个过程要琢磨透、琢磨懂，从技术的含量方面要懂得，他们怎么做旧，我一看这就是旧唐卡、这是仿唐卡，我们一定要懂得科技上的知识。第三，用我们的话说叫做“眼学”。通过眼睛、手抚摸，这要靠经验，见多了，感觉特别的重要。但基础是建立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多练、多试、多参与。
在西藏有一个特点，我是一个画家，经常背着包到老百姓家，后来他们发现是假的，原来是收藏物品的。后来他们发现我很善良，人很讲情感、友谊，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人，做一个老百姓信任的人，我现在打条子几十万都可以，我这儿放几十万的东西，我给你打一个白条子，不知道我会不会被信任及信任我，我有钱再给他们，这真的是信任。而且我打白条子的习惯从拉萨到北京了，而且打到潘家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这事儿，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找不到老婆，而是觉得我活得太忙，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很盲目，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我坐在办公室画画、抽烟、喝茶、哼小调，我觉得很幸福。第二，人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取决于自己要什么，如果线岁结婚。但是一个人到了50岁，假如说真正认为结婚是为别人结，我也结，父母让我结，我就结，关键是问问自己的心到底是想要什么。我觉得自己的时间真的不够用，如果没有一个女人主动走到我身边，就不要强迫自己。
叶老师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的着急，我觉得只要自己快乐了，您对自己的价值认可了，这就是最重要的。叶老师今后有没有成家的想法？
还是随缘，但是一句话，如果成家感觉到一个女人能让我比现在还快乐，我要成家，如果我感觉到反而不如现在，我在退步，一天到晚郁闷，考虑事，家庭分散我太多的心，我不能画画，我绝对不能成家。
我们看到叶老师的身份一个是收藏家，还有一个身份是画家，而且是“西藏丹青派”的代表人物，我们想请叶老师给网友介绍一下您的画？您开始谈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画。
那是我历程的转变和里程碑，我画画的时候很小，其实也是一个缘分，我才7岁，小的时候我在成都，我们的院子里有一个有名的大画家他得了传染病，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到画家的院里给他拖地板，大师是一个特孤独的人，没有人敢到他们家去，后来检查我的肺也有阴影了。后来我到西藏，而且我遇到一个最奇特的人，我在拉萨中学成为第一个汉族学生的时候，我的美术老师叫希洛，我开始正式拜他为师学画画。
我们看到叶老师在绘画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显著的，您的画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论尺作价非常的昂贵，您有没有担心过您的画做仿画？
强行的堵是堵不住的，是一个“致富”的渠道，但是应该疏导。复制品应该给予市场，但是赝品有两个坏处，一个是对艺术家本身的毁誉，冒充他的画出售。第二消费者是受害者。所以这两点要慢慢的疏导成一种明码实价，赝品就是赝品，“诚信”二字还是要讲的，它也是一个商品。
我一般是以西藏民俗风情做题材，《赛牦牛》那副画特别的感人，表现西藏民俗风情的。总的来说，我的画在比较写实，但是到90年代开始多半用线表现我心里的感受和对藏文化的爱，很夸张的西藏文化，非常的美、非常的刺激。
不能说我是“西藏丹青派”的代表人物，80年的时候苦山，给我题了几个字，他是认真写的，中间包括了这么几个字“布宫彩绘、藏派丹青，前途无量”，当时对我鼓励的题字，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但是老人的希望还没有做到。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叶老师入围了“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首选人名单，首先恭喜您的入围，对于这次入围候选人提名，您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守望者更多，10个远远不够，我总觉得中国的民间文化太伟大了，是我们母亲的文化，是文化的积淀，是我们的根，但是影响远远不如《超级女声》。（笑）
但是这次这个“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我认为很好，起码他们很注意西藏的文化。
现在全国也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您收藏这方面也很有成就，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哪个重要？
我更看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什么东西是人创造的，人有很多时候在过程当中不见得已经出了很大的成果，而是一种民间的口头的、家传的模式继承下来的，这个模式我们已经保存下来了。比如唐卡是马尾巴的丝线年有一个调查，在拉萨只有两个人会做这个东西，当时已经50多岁了，现在两个老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文化遗产抢救下来。所以我认为抢救分两个内容，一个是对有形的东西抢救，一个是对无形的，无形有一个基础就是对人的抢救，对掌握绝活和绝艺的老人进行抢救，因为他们死了这笔文化财产就没有了。
今天非常感谢叶老师今天做客中国访谈，也感谢各位网友参与我们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谢谢大家。
为表彰和奖励一些长期坚守在田野第一线、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作出突出贡献的民间文化工作者，由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人物评选活动拉开了帷幕。今天我们请到了候选人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叶星生先生做客我们中国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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