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黄信尧导演的《同学麦娜丝》在网飞（Netflix）上线年台湾最重要的电影全部与台湾地区之外的观众“见面”了。
在此之前，《孤味》《消失的情人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无声》《亲爱的房客》等陆续释出资源，也让对岸的我们看到了近年台湾电影的灿烂时光。
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台湾减少了好莱坞大片的大举入侵，间接实验了台片配额制度的可能，给了更多台片表现的机会。
另一方面，这些年台湾已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电影创作者，而他们终于在这个机会之窗，开始被更多人看见：程伟豪开启的“红衣小女孩”IP获得空前成功，助湾电影逐渐投入更多心力制作类型片，带动了悬疑惊悚片的产量；而另一平行宇宙的黄信尧，则始终以戏谑的口吻道尽现实的无力和人生的荒谬，从《大佛普拉斯》到《同学麦娜丝》，黑色幽默，笑中写泪，影片的底色依然是底层小人物的失意人生。
黄信尧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唬烂三小》是《同学麦娜丝》的创作来源。（图为《唬烂三小》剧照，最左为黄信尧）
《同学麦娜丝》中的四位同学，有四种不同的人生际遇和一段近似的残酷中年物语：有导演梦的吴铭添（施名帅饰）选择从政，参选立委，变成工具人；户口普查员罐头（纳豆饰）在失败的人生横行许久，甚至想结束自己的人生；保险业务员电风（郑人硕饰）被经理压得死死的，活得最憋屈；经营着殡葬纸糊店的闭结（刘冠廷饰）心地善良，不仅要照顾小本生意，还要照顾重病的奶奶，最后却意外暴毙于街头。
原来房价高企的问题是两岸中青年共同的困扰，所以《同学麦娜丝》中制作祭祀用品的闭结选择自己动手制作一套可以住的纸房子。
“丧”是青年人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的抒发，他们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迫切需要，一方面对现状不满，另一方面又觉得即使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难以实现阶级跨越。
《同学麦娜丝》的主角们的人生诉求，正好映照了近年黄信尧所代表的台湾电影或者说台湾人的焦虑感的不同面向。
纳豆饰演的罐头，外型糟糕、矮小肥胖、自卑感强烈，一度想结束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对象，只能靠在春梦中与校花缠绵来满足自己的性幻想。
身体焦虑、性渴求是近年台片中的一大主题：《大饿》中的蔡嘉茵因为肥胖遭致周围环境的嘲笑和羞辱，喜欢上一位阳光的男生却又不敢表达，将希望寄托在减肥中心最后却失败；《亲爱的杀手》里的郑人硕因为车祸下肢瘫痪，买春时连小姐都嫌弃他，成年男性的性焦虑无处发泄，直到他遇到了另一位社会底层女孩。这些电影角色对自己身体不满，渴望有正常人的生活，但都无法实现。
吴铭添的理想是拍电影，但最后却意外成为高委员操作的政治木偶。黄信尧在《大佛普拉斯》中已经无情开拆台湾政客的虚伪、政治的荒谬，到了新作里，他依然表达了对台湾政治的不满。拉票的车上挂着吴铭添意气风发的旗子，但这名字的谐音梗早已不言而喻。
直到添仔和立委讨论选举口号时，吴铭添的名字才正式揭晓，不失为导演幽默的一笔。
近几年，诸如《血观音》《市长夫人的秘密》《回学校》《逃出立法院》等电影，无不是在表达对台湾政坛的不满和对未来的焦虑——当然，这种强有力的批判，还得说，得益于那边电影创作上的表达自由度。
刘冠廷饰演的闭结最让人心疼。他自己患有口吃，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亲人奶奶因患重病不久于人世，所以他需要相亲找一个女人结婚来冲喜。
——“疾病”已成为近年台湾电影最重要的创作母题之一：《孤味》中的大女儿（乳腺癌），《缉魂》中的张震（肺癌）、《亲爱的房客》中的母亲（糖尿病/败血病）、《无声》中的陈妍霏（聋哑）、《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中的爷爷（阿兹海默症）、《傻傻爱你，傻傻爱我》中的男主角（唐氏综合征），以及《怪胎》中男女主角的神经性强迫症等，俯拾皆是。
当前，台湾电影中出现密集的“疼痛叙事”创作，给予了对个体生命的艰难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这些疾病意象，也可能是编导们对台湾社会秩序的某一种隐喻。
闭结最后暴毙于街头，表面上看是一场意外，但这背后实际上是台湾失序社会的影射。在去年台湾最重要的电影《阳光普照》里，还是刘冠廷，他扮演的菜头为了阿和，切掉了黑轮的手，最后自己也惨死于阿和父亲手下。而更让人心疼的是许光汉扮演的哥哥，一个好学生，无端自杀。
2020年的重要台片《同学麦娜丝》、《消失的情人节》和《无声》都有刘冠廷出演，然而观众不多加留意可能完全认不出来，可谓是换头式演技。（图为《阳光普照》剧照，右为刘冠廷）
暴力和死亡都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让人触目惊心，而这样的场面在“角头”系列里俯首皆是。黑帮片成为台湾春节档的第一大卖类型，还有恐怖电影频出，如“红衣小女孩”系列、粽邪系列、《女鬼桥》等等，似乎正说明台湾观众背后某种失序和不安之下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2021年2月5日上映的《角头外传：浪流连》截止至2月28日已获得1亿4255万新台币票房，就快追上2020年的台湾年度票房《孤味》1亿9080万新台币的成绩了。
罐头的钱包里只有一美元“母钱”、吴铭添结婚多年老婆不敢要孩子、电风买不起车位、校花沦为卖春女……
电风只能买到一个几乎不能用的车位，停车全靠推和拉，却挽尊说可以锻炼身体。
不只是《同学麦娜丝》，“贫困”正在成为台湾电影现实题材人物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亲爱的杀手》中的女主角家境清寒，只能经常吃泡面，并靠给中年男子提供性服务来抚养失智的母亲；《消失的情人节》中的女主角租住在一个逼仄的小屋，每天需要各种撒谎才能从小吃摊上占得一点便宜。社会流动性的闭环效应已经形成，生活在其中的人找不到突破的出口。
美国人玩时间是拍出了要拯救世界的《信条》，台湾人玩时间却是拍出了奇幻浪漫的《消失的情人节》，这两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只差两个星期。
曾经被贴上“小确幸”、“小清新”台湾电影，在近几年变成了“大确丧”、“大惊悚”。
《同学麦娜丝》最后，黄信尧跳进画面，打破了第四堵墙的壁垒，然后说，有时候都分不清楚，这是电影还是现实人生。
是啊，台湾电影里所呈现的种种焦虑，莫不是今日台湾社会现实的某种影射：对岸“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压迫感；近两年两岸局势紧张带来的不安感；台湾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日渐式微；经济低迷造就的高失业率和经济贫困；民间信仰多到失控；再加上全球疫情大背景下带来的恐慌……都让年轻世代的创作者们把这种不安与焦虑反映在了作品里。
这批电影之所以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也说明焦虑正通过电影媒体与大众达成某种共鸣——当观众们发现自己个体的孤立的经验是某种共同的、集体的经验时，他们在无边的人海中找到同类，获得了情绪上的宣泄，产生了归属感。
【本文节选自《焦虑，是台湾电影的孤味》，作者黄豆豆，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