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化名）丈夫离世时，她在器官捐献书上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心里笃定，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丈夫的生命。

　　37岁的阿豪（化名）接受肾移植手术后，如今已回归正常生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肾源来自哪，但手术结束后那种“热热”的感觉，让他坚定“要好好活下去”。

　　“我们是生命的摆渡人。”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宋志安说，这些年每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他都会给出这样的答案。

　　无影灯下，临床医生、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的见证人员以及捐献者家属向躺在手术室中央已经判断为脑死亡的捐献者深鞠一躬，哀悼致辞：“感谢他为拯救他人以及为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日落换明月升起，以生命点亮生命。逝去，重生。是结束，也是开始。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挽救垂危生命、服务医学发展、弘扬人间大爱、彰显社会文明的高尚事业，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平，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6月11日，在第八个“中国器官捐献日”来临之际，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器官捐献者家属、受捐患者、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工作人员，倾听他们不平凡的故事。

　　在海口金牛岭公园，省红十字会为遗体捐献者和器官捐献者设立纪念碑。省红十字会供图

　　3月31日，海口市金牛岭公园，海南省红十字会举办的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现场，在刻有数百个人名的纪念碑上，5岁女孩小英（化名）很快在石碑第四行找到了熟悉的三个字，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着。

　　一旁，小英妈妈王洁泣不成声、瘫跪在地，几位并不相识的捐献者家属看到，拭去眼泪，上前安慰，或伸手搀扶，或紧紧拥抱。

　　“那天早上他说有点不舒服，说坐会就好。我要赶时间上班，就先走了。谁知，这竟成了永别。”一年过去，回忆起那个时刻，王洁的情绪依然不能平复。

　　“在医院，医生和红十字会志愿者询问我，是否有捐献老公器官或遗体帮助他人的意向。”这是王洁人生中第一次了解到器官捐献。

　　“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活着，也帮另一个人活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一句话，击中了王洁的心。

　　爱人离世，王洁觉得“是人生的苦难”，她也理解那些身患重病等着做手术活下去的人，“也是苦命人”。

　　如果生命无法继续，那就让生命延续生命。王洁和家人多次商量后，家人也逐渐由不解转为支持，支持她在器官捐献协议书上签字。

　　由于器官捐献规定，王洁至今并不知道这一行为救了谁，“我很想念我老公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在另一个地方还活着”。

　　略显清瘦，说话不紧不慢，语气平缓，哪怕是在谈及曾经的病痛时，阿豪也始终带着微笑。这位饱受疾病折磨又“幸运”完成手术的人，远比想象中乐观。

　　初三那年，阿豪突然出现走路非常吃力的症状，父母带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尿毒症，从此阿豪不得不休学治病。

　　阿豪说他的人生自此发生改变，除了在家休息，就是去医院做透析。医生告诉阿豪，只有接受肾移植手术，他才有机会好起来。

　　直到后来，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尝试在医院登记，等待配型合适的肾源做手术。

　　“生病的几年间，我查阅了不少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也会和病友交流，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能等到配型成功的器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阿豪和家人不敢抱太大期望，他们选择静静地等待奇迹发生，平日里家人们都不敢谈论这个话题，怕说得多了，期望多了，失望也会越多。

　　“我不知道给我捐献肾源的是什么人，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家人可能也并不知道，远在海南的我，因为他们的善举活了下来。”阿豪至今都记得术后，腰间那“热热”的感觉。

　　阿豪说，他总觉得自己也在帮另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即便后期阿豪的母亲也因查出同样的病，最终不幸离世；即便他后面又遭遇到了其他病痛，但他最终都能接受、面对。

　　“我很珍惜活下来的机会。”在海口生活的阿豪，现在经常会帮助曾经的病友，“我受人恩惠，自然也要帮助别人，我和家人也说过了，如果有一天我即将离世，也请把我身上能用的器官捐献出去”。

　　手术室内，医生、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器官捐献者深鞠躬致敬。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供图

　　采访宋志安之前，医院的人如此描述他：“他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非常干净得体，说话温和亲切，只要有医生评估后通知他，有适合做器官捐献的患者，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不分日夜。我们习惯在任何时间见到他出现在医院。”

　　2014年，兼职器官捐献协调工作两年后，宋志安成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生者寻找希望，为逝者延续生命价值”。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30万人在生死边缘排队等候，只有1万余人能通过获得新生。

　　在生与死之间架起桥梁，是器官捐献协调员最重要的使命。通常他们需要协助完成意愿征询、脑死亡判定、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等一系列工作。

　　“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在于大众观念上的改变。”宋志安说，在“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下，对尚在悲痛中的家属提出捐献，怎么开口是最难的。

　　每当坚持不下去时，宋志安会跑去医院移植病房外，静静地坐着、看着，“这里躺着的每一个患者都在等待生的奇迹，而这嫁接奇迹的责任，需要我们这些器官协调员扛在肩上”。

　　“我们守在ICU病房门口，寄托着一群人生的希望，同时也要承受另一群人逝去的悲痛。”宋志安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经历的案例中，多数是因为意外被送至ICU的病人。这些病人有的刚刚步入社会，风华正茂；有的在城里务工，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宋志安往往会静静陪伴在家属身边，听他们倾诉，陪他们悲伤，递上纸巾，送上安慰。待家属情绪稍稍平复，会试探家属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哪怕机会不大，但一点微弱的希望，也可能让另一个病人获得重生。”

　　为了更好地沟通，走近家属，宋志安自学了心理学和法学，学习器官维护、后事料理、工伤认定等方面的知识，尽己所能帮助每一个不幸的家庭。

　　或许是因为沟通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日常的宋志安话很少。他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是为了满足随时接到电话就赶过去的工作需要，也是对家属和患者的一种尊重。

　　24小时待机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常态平日里，要关注各医院动向，一旦有潜在捐献者，便马不停蹄出发。“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宋志安曾连夜跑出省外，找寻有意向捐献者的直系亲属签字。

　　让宋志安深感欣慰的是社会认知的变化随着社会进步、宣传普及，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社会整体觉悟在慢慢提高。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有了长足进步，百万人口捐献率位居全国前列。

　　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颁布实施，他们将在落实好新《条例》基础上，强化器官捐献宣传动员、意愿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和人道关怀等工作，加强人体器官捐献组织网络、协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为更多患者带去移植希望。

　　●根据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我国遗体器官捐献采取“明确同意”的原则。

　　●公民可以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的官方网站或其它授权网站，表示捐献其遗体器官的意愿。

　　●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仅是一种个人意愿的表达，是向社会传递生命永续、大爱捐献的善举，是对器官捐献理念的认同与支持，且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捐献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