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921年作为湖北代表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3名代表中，只有他和最后走上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他曾于新中国成立后重访一大会址，留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著名题词。董必武一生留下诗作1300余首，是其七十余年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我们党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其中很多名篇佳作，鲜明体现了他“志、力、识”的党性修养和人格魅力。
董必武的诗充分体现了他投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凌云之志。为了救亡图存，他曾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当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之后，就毅然投入到建党伟业当中去。1920年，他和陈潭秋、包慧僧一起创建武汉小组，当时人称“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两湖毛(泽东)董(必武)”。1964年，他重访嘉兴南湖故地，追思革命先烈，留下“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的诗句。1975年，在他已病势危重、处于弥留之际，仍充满深情地写下“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绝笔。董必武的一生，是探求民族解放道路、追求真理的一生。
董必武之所以具有远大抱负，和他崇高的志趣息息相关。他17岁就考中秀才，贫寒的董家曾对他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但是，他“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走上革命道路。在此后艰苦的戎马生涯和繁忙的日理万机中，他公而忘私、公而忘家。在他的诗笔下，有“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的秀竹，“生机随地茁，何用费篱樊”的菊花，“冰肌历寂寞，春动冷生涯”的梅花，“年年抵住台风袭，干伟花繁子实馨”的椰树，而这些正是其不计名利、荣辱不惊的自况。他用“贻我含笑花，报以忘忧草”的诗句感谢革命伴侣何连芝对家庭的付出，用“父母皆望儿女智，我希尔学愚公愚”勉励子女踏实做人，留下了寒素清白的家风。
新中国成立前，董必武曾经历了清朝末年、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割据、蒋介石篡权等不同时期，可谓阅历丰富。在革命生涯中，他多次面临低谷、曲折和困难的考验，但始终坚守信仰，体现出非凡的毅力。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相持阶段，他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在那段“乍暖乍寒更气候，忽张忽弛度春秋”的艰难岁月里，他写下大量诗词。“今夜鄜州看明月，得无清皎与延同”“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远念延安诸努力，奋飞不得亦思齐”，这些诗句生动表达了他对延安的无限忠诚和绵绵思念。身虽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但他的心始终与党中央在一起。
董必武对党的忠诚来自于坚持不懈的学习力。他一生与书籍为伴，即使在长征路上也不辍诵读。进入老年之后，他的学习更加勤奋。“老去愈知学不足，春来弥觉物增妍”“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吾愚学海将蠡测，读罢三篇又两篇”“马列书多六本先，择尤精读记疑难”，可以说，持之以恒地深入学习马列经典是他保持政治定力、始终朝气蓬勃的源泉。他经常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分享给其他同志，特别对青少年寄予殷切希望，“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这首诗为广大青少年乃至很多中老年同志们所熟读和喜爱，其后来的流传之广是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董必武的革命生涯充满斗争，在诗中更是斗志昂扬。他在1903年到武汉投考新学时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必武”，深信救国就必须有武装斗争不可。在中共一大后，他回到家乡黄安点燃革命烈火。在大革命中，他和一起抵制党内右倾错误路线，认为农动“好得很”，要夺回“枪杆子”。
在董必武的诗中，悼念、怀念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早逝战友同志的内容占据很大篇幅。他敬仰“南湖舟泛语从容”的王尽美，“秉性最忠贞”的“平江惨案”涂正坤等烈士，“不屈严刑骂寇仇”的赵一曼，“血迹陵园在，勋名日月新”的续范亭，“矫捷沉雄谁得似，票姚差可望神鹰”的陈赓，缅怀他们的斗争气节。他为欧阳海、焦裕禄、王杰、雷锋、向秀丽这些新时代的人民英雄写诗，歌颂他们的斗争气概。
董必武的诗中更有卓尔不群的见识。他勤于自省，一生中写了大量自寿诗，60岁之后则几乎每年生日都要赋诗，检讨自己的缺点不足。他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代主席等高级职务，但从不居功自傲。对于自己曾主持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红岩战斗生活，他在诗中总结是“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没有提到自己半点功绩。他对于党和国家始终抱着深厚的忧患意识，认为只有“颂承颜赧赧，惕若意乾乾”才能取得新的进步。
中国一百年的发展历程波澜壮阔、艰苦卓绝，董必武正是以其诗词生动展示了他经历的一段党史，及其在走过的革命征程中的“志、力、识”，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