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植物你能想到什么？是长在树上的“羊毛”棉花，还是名扬海外的“东方树叶”中国茶？从《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唐诗中“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无一不寄托了中国人寓于植物中的情怀。
“我们每天的生活和植物息息相关，植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在接受人民网“强观察”栏目采访时表示，保护植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解决好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矛盾。
“在保护植物资源之前，要先把所有植物资源搞清楚。”任海说，先摸清家底，再谈物种的保护，这是首要条件，随着2004年《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我国初步完成了对已知物种的编目。
中国近些年每年都有100多个新物种被发现，在今年春天，浙江温州雁荡山上，新品种马醉木被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调查队发现。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杜鹃花，它的花序一串串下垂，轻轻地将花蕊藏了进来，宛如晶莹通透的珍珠，洁白无瑕。
马醉木（Pieris japonica）。来源：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项目
据统计，从1999年至2015年，中国共发表了隶属于188科686属的2923个高等植物新分类群（含新组合和新名称）。任海表示，新物种往往分布区狭窄，个体数量稀少，因而更容易受到威胁，存在潜在的灭绝风险。因此，在物种消失前及时开展调查及编目工作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摸清家底后，评估所有已知植物的生存状况，包括濒危与受威胁状况，并在野外调查中检验评估结果。”任海认为，物种快速鉴定、编目以及对珍稀濒危植物开展评估是巨大的挑战。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国需要提升处理生物多样性大数据的能力，为生物多样性信息存储和信息安全共享提供更可靠的工具，尤其要解决目前国内生物多样性信息多头建设的弊病，建立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中心，以确保在国内实现知识共享，并获得国家政策支持。
据任海介绍，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网络，有效保护了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类型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类型，以及全国20%的天然林、50%的天然湿地和30%的典型荒漠区。此外，建成了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在迁地保护方面，我国已建立195个植物园（树木园），收集保存了约2.3万种高等植物，占总物种数的65%，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收集资源总数已近50万份。”任海进一步表示，植物迁地保护不光要保护好植物种质资源，还要与科学研究、知识传播、生态游憩、资源开发利用一起，开展紧密合作，共同发力。
“在关键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对植物及其遗传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任海进一步强调，为提升关键区域的植物保护效果，还需加强以下三点工作：一是按照珍稀植物的空间分布调整保护地的布局，弥补不同植物类群的保护空缺。二是明确自然保护地对珍稀植物的保护责任和技术手段，并进行推广。三是加强自然保护地对非法采集植物的执法权力。
“目前，中国正在优化自然保护地战略布局，下一个优先事项是在接下来的10～20 年将植物保护纳入政策、立法和机构框架，确保有效保护中国的野生植物种群。”任海如是说。
近几年来，社会对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野生植物及其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任海举例称，石斛在民间被称为“救命仙草”，其中安徽霍山石斛被誉为石斛中的极品。由于霍山石斛属珍稀药材，广泛用于中医药及保健品，市场需求量逐年增加导致人工培植的石斛价格一路飙升。
2015年，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野生植物培育利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统筹推进野生植物培育利用产业发展。任海表示，目前，人参、沉香、石斛、肉苁蓉等大部分植物的人工培植技术体系已建成，有力缓解了市场对野生植物采集导致的生存压力。中国政府在大力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基础上，积极与国际野生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等机构合作，不断总结推广可持续利用野生药用植物的经验。
任海介绍道，在开发新的植物资源方面，中国植物园已培育了1514个新品种，并创建了一个“资源-研究-应用”模式来培育和利用经济植物。以华南植物园为例，利用该模式系统地收集、保护和利用了中国的大花蕙兰和兜兰。
“随着珍贵中药材人工栽培的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克，为野生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任海补充道，要促进生产企业积极参与到植物引种驯化和扩繁的工作中来，大力发展生物标签技术、指纹图谱技术，并加强对不同来源植物产品进行数字化溯源管理，同时推动野生植物资源的国际交流，让全球了解中国特色的植物资源。